收买被拐卖妇女行为的不法及其对罪刑的指引

我国当前立法、司法实务对待拐卖与收买妇女犯罪的态度可以概括为“重拐卖轻收买”。立法为收买犯罪设置了与拐卖悬殊的法定刑,给司法、执法划定了框架、奠定了基调。司法、执法当然要用足、用好刑法,但前提应当是立法准确、充分评估收买犯罪的不法。收买妇女与拐卖妇女相同的不法是,买卖行为都侵犯了妇女作为平等主体的人格尊严,违反了禁止将妇女当作商品予以买卖的行为规范。这一相同的不法对收买妇女犯罪的意义是,收买行为本身就有充分且独立于后续犯罪的不法,被害妇女的同意不能阻却买卖行为的不法等;对收买妇女犯罪法定刑的意义在于,既然买卖妇女的不法与一般预防必要性相同,买卖就应当同罚,而不能基于“刚需”、期待可能性较低等理由继续维持买卖悬殊、收买犯罪畸轻的法定刑。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之法定刑配置研究——基于罪刑关系二元论视角

立法层面上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过低的不法评价和过低的法定刑配置,是司法实务频密地纵容此类收买行为的根源。罪刑关系二元论是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统一,是理解刑罚理念的关键所在。故此,在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维度上,正确理解了该罪背后的理念价值与相关法理,才能对其罪刑关系作出正确认识,从而能够合理合法地设置与该罪相适应的法定刑。一方面,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应当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以提高刑法的一般预防效果。另一方面,站在报应主义的立场,应以相当的否定价值为尺度,厘清收买犯罪所侵害的法益,确定与之相适应的法定刑,即收买犯罪的法定刑的提高程度要以其不法程度为限。

论贩卖毒品罪既遂标准的模糊化认定

对于贩卖毒品罪既遂标准的把握,司法实务界与刑法理论界一直争论不休。司法人员在面对把握不准的停止形态认定时,倾向于将其认定为犯罪既遂,而有学者认为这与刑法既遂理论相矛盾。关于贩卖毒品罪既遂与未遂间关系,可以适当予以模糊。因为贩卖毒品行为本身具有极强的隐蔽性,而且在法教义学视角,犯罪未遂与犯罪既遂的区别仅在于违法性程度上的不同。在考虑贩卖毒品罪的量刑问题时,只需在认定其犯罪成立的基础上,对其结果不法予以考量即可。

运输型犯罪废止论——以运输毒品罪为视角

虽然运输毒品罪在我国《刑法》中被规定为与贩卖毒品罪并列的罪名,但事实上,无论是从运输毒品罪的社会危害性,还是从行为的刑法评价上,将其与贩卖毒品行为并列规定都是不恰当的。废止运输毒品罪不仅可以从理论上得到合理地解释,而且从司法实践上,亦能圆满地解决运输毒品行为的法律定性问题,同时保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全面贯彻。取消运输型犯罪罪名的设置,亦可以保障正确定罪量刑的目的。

祖国大陆与我国香港地区毒品犯罪比较

毒品犯罪是全球性的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如何减少和预防毒品犯罪,各国和地区都在作不懈努力。从香港地区毒品犯罪的历史发展,比较香港和大陆地区在持有毒品犯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毒品原植物犯罪,非法提供麻醉品、精神药品罪等犯罪上的不同,及香港毒品犯罪的综合治疗措施的差异,有助于大陆和香港地区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加大司法领域的合作,共同应付毒品犯罪。

贩卖精神药品案的定性:贩卖毒品还是非法经营

贩卖精神药品行为是违法销售国家管制药品中较突出的社会现象,已经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精神药品既属于国家管制的药品,同时又是能够使人产生依赖并形成瘾癖性的毒品。因此,司法实务中对此贩卖行为的定性常常存在争议:贩卖毒品罪还是非法经营罪?定性直接关乎罪刑均衡原则的实现。因此,对贩卖精神药品行为的准确定性,无论对行为人,还是司法者,都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非法制贩枪支综合治理对策研究

当前,网络非法制贩枪支日益猖獗,是导致非法枪支流向社会的主要渠道之一。网络非法制贩枪支普遍具有犯罪团伙严密性、隐蔽性强,蔓延速度快、分布区域范围广,获取犯罪线索、证据难度较大,易诱发大量的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特点。公安机关应掌握网络非法制贩枪支的特点,深入分析造成网络非法制贩枪支日益猖獗的因素,坚持防范和打击网络非法制贩枪支的基本原则,采取有关网络非法制贩枪支的治理对策对该类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强有力的打击,这不仅有利于消除"枪患",同时也为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我国禁毒工作方针之历史沿革与发展走向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卷土重来的毒品问题,并根据现实毒情制定禁毒工作方针,从"三禁并举"到"四禁并举",再到现行的新"四禁",以"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禁吸、禁种、禁贩、禁制并举"作为现行的禁毒工作方针,并以《禁毒法》的形式确立下来,"突出毒品预防,强调综合治理",体现了全员禁毒的工作理念。

当前毒资及贩毒非法收益难以追缴的原因及对策

毒品犯罪案件在缴获毒品、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的同时,还需要追缴毒资及贩毒非法收益。但目前却存在毒资和贩毒非法收益难以追缴的现象,这不仅影响了案件的侦办质量和打击效果,而且束缚了缉毒破案工作的整体推进和发展,是当前毒品案件侦查工作中亟待解决的现实。毒资和贩毒非法收益难以追缴原因是多方面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需从立法和提高侦查水平等方面加强毒资和贩毒非法收益的追缴工作。

婚姻型拐卖越南妇女犯罪原因分析

在中国,拐卖妇女至贫困农村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存在,从拐卖国内妇女到拐卖越南妇女,表象背后的逻辑都基本一致:解决贫困农村大龄男性的娶妻生子问题。由于农村适婚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从周边相对贫困的越南、缅甸、柬埔寨等邻国娶妻成为这些农村剩男解决婚姻问题的首选。然而,境外的妇女合法入境是一条艰辛漫长的道路,几乎无走通的可能性,而收买一名非法入境的越南妇女既方便又便宜,因而促成了大量的越南妇女被拐卖到中国各地农村。

代购毒品行为定性进路之辩正——基于“贩卖”和“运输”的阶层审视

理论与司法实践对代购毒品行为的定性存在三点错误倾向:行为考察的片面性、罪名认定的主观性、罪名要素的混淆性。代购毒品行为由两部分行为组成,一是购买并转交毒品的行为,二是购买后的运送毒品行为,应分别、综合对上述两个层次的行为进行定性。贩卖毒品罪的危害在于组成、拓展了毒品的流通渠道,托购人主导的代购与贩卖毒品不具有相当性,代购者主导的代购与贩卖毒品具有相当性。贩卖毒品罪的成立不以牟利目的,而以有偿性为要件,对于代购毒品行为应以有偿目的进行定性。司法解释在事实上对运输毒品罪的主体进行了区分,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放宽处理,一是数量方面,二是时空方面。运输毒品行为的危害性在于对毒品流通的促进作用,运输毒品与动态持有毒品有区别。代购者实现了毒品在毒贩与吸毒者之间的转移、流通,因此与毒品运输行为具有等价性。非主导型代购者应以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对无偿的主导型代购者定运输毒品罪,不重复评价持有行为;对有偿的主导型代购者定贩卖、运输毒品罪,不实行并罚。

“以贩养吸”型毒品犯罪的性质与数量的认定

"以贩养吸"是指吸毒者通过贩卖少量毒品获得利润作为其吸毒经济来源的毒品犯罪类型。贩卖毒品的核心是出卖。"以贩养吸"人员运输毒品的,不宜以贩卖毒品罪论处,但可能成立运输毒品罪或者非法持有毒品罪。从"以贩养吸"人员的住所、车辆等查获毒品,数量较大的,不宜以贩卖毒品罪论处,原则上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论处。从"以贩养吸"人员身边或者其住处查获的毒品与贩卖的毒品数量之和明显少于其购买的毒品数量的,对去向不明的毒品,应当坚持"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不宜以贩卖毒品罪论处,但可以就其被查获的毒品成立非法持有毒品罪。即便认同有关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所采取的事实推定方法,也应当严格限制适用范围,以免轻罪重判。

刍析贩卖复方曲马多片行为的法律管制——基于70份司法裁判文书的思考

随着毒品合成技术的不断发展,近些年在司法实践中,新型毒品更迭迅速,滥用现象严重,造成严重的个人健康和社会安全问题,毒品犯罪形势日趋严峻,成为值得研究的重要议题。复方曲马多片滥用现象产生众多社会问题,在司法审判中,对司法70份裁判文书进行分析,重新建构我国对此类物质的立法监管及司法审判法例。

毒品案件办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毒品犯罪案件一直是公安机关办理中的一个难点。公安机关由于主客观多种原因在对毒品案件尤其是贩毒案件的办理中存在着较为突出的问题,从而影响了对毒品犯罪的打击。注重毒品案件的办案质量,培养和增强民警的证据意识等是有效打击毒品犯罪的重要途径。

非法持有毒品罪与相关毒品犯罪的界分

非法持有毒品罪是查获毒品而不能证明实施其他毒品犯罪时兜底适用的罪名。刑事推定是在无法直接证明案件事实前提下,根据已查明事实以经验法则做出合乎常理的推论,刑事推定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结论唯一的标准。

试论非法制贩枪支案件的特点及侦查对策

非法制贩枪支案件是指违反国家枪支管理规定(主要指违反《枪支管理法》),私自制造、贩卖枪支的行为构成犯罪的案件。非法制贩枪支是"黑枪"的主要来源,也是非法枪支流向社会的重要渠道。当前,非法制贩枪支案件具有团伙化、网络化、分散化趋势明显、隐蔽性强的特点。公安机关应当树立"情报先行、情报导侦"的理念、通过获取情报、加强阵地控制,实施控制下交付等手段来侦破案件,打击制贩枪团伙,端掉制贩枪窝点、收缴非法枪支,以有效维护安定的社会秩序。

清代民国广西私盐贩运之社会成员试析

清代民国时期,广西私盐活动频繁,从事私盐贩运的社会成员包括官员、盐商、军人、贫民、船户和盐枭等,他们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采用不同的方式涉足私盐的贩运。这在清代民国时期广西的社会经济造成一些消极影响的同时,亦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文章对清代民国广西私盐情况进行了概括,对贩私社会成员进行了分析。

利比亚非法移民问题的形成、发展及其治理

利比亚非法移民问题是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因素的地区性和国际性问题。卡扎菲时期的利比亚和欧盟国家就非法移民问题开展合作,使得该问题处于可控状态。2011年"阿拉伯之春"发生后,随着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利比亚国内陷入权力真空状态,在政府管理缺失的情况下,非法移民问题日趋严重,与人口贩卖、恐怖主义、走私等问题相互交织并持续发酵,不仅加深了利比亚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矛盾,还对非洲及欧洲地区安全构成了一系列挑战。利比亚非法移民问题的治理,不仅需要非洲国家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建立合作机制,也需要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北非地区非法移民和难民问题的挑战。

代购毒品行为的刑法学剖析

代购毒品行为是毒品犯罪的新型行为表现,代购毒品行为由于缺少刑法的明确规定导致在理论与实践中对其性质存在不同的认识。代购毒品行为的概念不同于日常生活的代购行为和民法委托的概念,在外延上需要以有偿与否、行为独立、隐名显名为标准区别于居间介绍毒品行为。代购毒品构成贩卖毒品罪需要具有牟利目的的主观条件,但是对牟利目的需要扩大解释。不同的代购行为其触犯的罪名有所不同,对于代购蹭吸与少利低利代购也需要区分不同情况予以正确认定。

非法移民类型的区分及辨识初探

近年来,如何有效打击"非法移民"已经成为跨国犯罪预防领域的焦点问题之一,但是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如何正确区分不同类型的非法移民存在一定的误区。从区分非法移民类别的重要性出发,以"人口贩卖"和"人口偷渡"为例,分析比较各自特点、混淆之处、区分难点、辨识方法、以及国际社会和相关国家就如何应对这两类跨国犯罪实施的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