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斋夜话》“王安石改苏轼《胜相院经藏记》”事考辨

《冷斋夜话》记载,王安石在读到苏轼《胜相院经藏记》之后相当赞赏,并将苏轼原稿“日胜日负”的“负”字改为“贫”字,这一改动最终得到了苏轼的认可。不过,这两处文字在《冷斋夜话》的不同版本以及后世引用中存在截然相反的情况,历代学者对王安石究竟是“改贫为负”还是“改负为贫”、苏轼的定本所用为何字以及此事的真伪都有不同意见。根据有关史料,王安石当是通过李琮读到苏轼此文并表示赞赏的;苏轼的原稿与定稿都是“日胜日贫”,改字之事乃子虚乌有。这则亦真亦假的轶事折射出宋人讲求“以一字见工拙”的文学创作与鉴赏观念以及他们对王、苏两人理想关系的想象。

新乡土叙事的空间展开与伦理重塑——论付秀莹“芳村三部曲”的写作谱系

此前对付秀莹芳村叙事的研究往往聚焦于独立文本而缺乏整体关照,重审“芳村三部曲”,可以发现作者的新乡土叙事从空间、伦理两个维度展现写作谱系的完整性和充实性。在故事空间、文本空间和跨文本空间的多维视域中,“芳村三部曲”形成进乡-离乡-返乡的叙事结构,从传统/现代、城市/乡村的角度揭开芳村的伦理变迁。芳村乡土空间的塑造、人际网络的建构与心态动能的积淀,为芳村新乡土空间的展开与伦理重塑奠定基础。乡村振兴为芳村带来产业、视野、伦理、心态、肉体等方面的修复与革新,展现了芳村的新乡土空间格局与伦理重塑。“芳村三部曲”将文学的历史性与审美性相结合,为理解乡村、书写乡村提供了新的可能。

论新乡土小说的困境与出路——以付秀莹的《陌上》和《野望》为考察点

乡村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新乡土文学便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发展时期应运而生。新乡村现实一方面需要乡土作家及时回应,另一方面又给当下作家书写乡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尽管新乡土文学已然是作家顺应乡村剧变作出的努力,但就目前的乡土小说现状来说,困境依旧明显存在。付秀莹作为当前具代表性的乡土作家,她的《陌上》与《野望》以一种清新、质朴的笔调营构了一个具有蓬勃生命力的“芳村”,描绘了一幅独特的风俗画、风景画,书写“芳村人”隐秘的心灵世界,揭示出乡村新现实下的人心变动,一定程度上为新乡土小说的发展提供了突围思路。与此同时,其作品表现出的新形象塑造匮乏与理想性书写缺失的问题应该引起包括付秀莹在内的乡土作家的注意。

论付秀莹《野望》的新时代乡土叙事景观

从多维度透视付秀莹《野望》所呈现的种种复杂景观,可以发现其中折射出新时代乡土叙事在表现内容和艺术手法上的多重龃龉。以此管窥“新时代乡土叙事”共有的叙事困境,并进一步探讨付秀莹是怎样使文本中诸多对立因素实现互容共生的,因之开掘出《野望》本身的典范意义和它所指示的“破局”可能。

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孤本《津督院往来电》考述

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津督院往来电》是一份未经学界利用的甲午战争孤本史料。书中收录了直隶总督李鸿章与直隶提督叶志超的往来电报278通,内容涵盖甲午战争前夕及初期清军在朝鲜活动的整个过程,可补现有史料之不足。通过比对本书与《李鸿章全集》重合的部分,能够还原李鸿章对叶志超来电内容的改动与剪裁,进而可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李、叶二人当时的思想动态。

书写乡土中国的新气象——读乔叶《宝水》与付秀莹《野望》

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呼唤新的乡土叙事,同为“70后”女作家的乔叶和付秀莹分别奉上《宝水》和《野望》,以对乡土现实的深切关怀做出了回应。他们在小说中,以高度自觉的责任意识返回乡土,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通过散文化的笔法和鲜活的乡土语言,将笔触深入平凡的乡村个体和日常生活的缝隙中,提供了新鲜的乡村建设经验,勾勒了现实乡村波澜壮阔的变化和时代的精神风貌。

“意境”与道家思想——中国现代美学研究范例论析

"意境"成为涵摄中国古代美学核心精神的现代范畴,得益于王国维、宗白华、叶朗等几代美学家的不懈努力。西学启发与现代学术自觉是他们研究意境的共同学术语境,而道家美学思想也不约而同地成为他们"塑造"意境的重要资源。王国维因康德、叔本华的非功利、无欲审美观联想到庄子的物我合一;宗白华以柏格森和歌德的生命哲学为先导,发掘了道家的生命精神,又以"象征"理念贯穿了他对哲学与艺术的共同体认,将庄子的艺道合一思想和老子"虚无"理论融入意境理论体系;叶朗则因了明确的以"意象"为中心的中国美学史建构目的,极大程度地开掘了道家尤其是老子思想的美学内涵,并赋予意境以新的意蕴。

论汪启疆海洋诗的欲望想象

海洋作为特殊的生存环境,其不容忽视的特点之一就是与陆地的相对隔绝,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性爱施加的某种禁锢。在汪启疆的海洋诗歌中存在着大量的性爱意象,正是这种客观上的禁锢与压迫,使得这些性爱意象具有了某种情欲宣泄的作用,因而表现出生命的原始活力与反抗精神。在此语境下我们可以看到,汪启疆是如何在诗歌中运用神话故事、水、生物等意象完成对性爱的多方位表现。本文即以性爱意象为线索,对汪启疆的诗歌进行意象分析,尝试厘清性爱在其诗歌中由禁锢到宣泄的脉络,试图探索其诗歌在这一方面的审美价值。

王重民先生关于嘉业堂藏书的两封信

1951年4月间,时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的王重民先生给嘉兴图书馆副馆长汪大铁写了两封信,讨论近代著名藏书楼浙江湖州南浔嘉业堂藏书的接管与整理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论王维的禅宗思想及其诗歌的禅宗意象

儒、释、道三家思想错综复杂地作用于王维思想中,使其思想和行为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矛盾现象。积极入世、入世存身的儒学传统和封建帝国鼎盛时期的盛唐气象使他半生进取,好佛而不佞佛;道教和道家哲学的超然出世、逃俗清心、清心寡欲,他只选择清心,但不逃俗、不寡欲;佛家的悲苦厌世、遁世救心,他只选择救心,但不遁世;他亦官亦隐,既入世存身,又清心、救心。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既有社会心理结构和文化心态的原因,更可从“识心见性”、“见性成佛”的禅宗真义和诗歌的禅宗意象中得到释解。

合众图书馆创始人叶景葵致文禄堂主人王文进书札小议

北师大图书馆藏有合众图书馆创始人叶景葵先生致文禄堂主人王文进的书札44通。通览这批书札,可管窥20世纪30年代叶先生访书、购书以及刊书、卖书的诸多细节和经过。叶先生在书札中对书籍流传历史的陈述、对书籍版本高低的品评、对图籍的取舍和论价,显示了深厚的文献学修养,以及他收藏图籍的几个基本取向。

叶昌炽与敦煌文物补说

关于叶昌炽与敦煌文物的接触与研究,吴琦幸《叶昌炽与敦煌研究》、李剑虹《论敦煌失宝及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等已作过专题论述。然而,吴、李二先生文章仅依据《缘督庐日记钞》并非《缘督庐日记》原本文稿,故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补充和深入探讨。本文以《缘督庐日记》和相关资料梳理了叶昌炽与敦煌文物接触的前前后后和是是非非。

论王维诗歌的禅意

王维作为最早以佛理禅趣入诗的诗人，代表了唐宋以来诗画风格及表现方式的发展方向。他的山水田园诗意象空灵，境界清幽，呈现为一种闲淡冷寂，悠然自在的情趣。王维诗中的禅意，集中地表现为空与寂的境界。

钢琴曲《蓝花花》主题二首之比较研究

《蓝花花》是我国民族歌曲的一朵奇葩,上世纪50年代,这首著名的陕北民歌,被作曲家汪立三和叶露生分别改编成钢琴曲《蓝花花》和《蓝花花的故事》。两位作曲家在改编该曲的过程中,除兼顾到原主题旋律的民族五声特点外,还谨慎地将西方作曲技法有机地与中国音乐元素,特别是陕北地方音乐素材相融合,并运用文学作品创作过程中的叙事性手法,在肖邦叙事曲创作体裁的有益借鉴下,使《蓝花花》成为改编曲的典范。虽然他们的内容千差万别,但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汪裕雄“意象学三书”与当代美学研究重心的转移

汪裕雄《审美意象学》从"意象"创构与呈现角度梳理审美心理过程,《意象探源》从作为思维与文化符号的角度开掘"意象"范畴所承载的历史积淀,《艺境无涯》则讨论作为个案的宗白华意象美学对现代性中国美学体系建设的启示意义。三部著作以独具个性的切入角度、细密敏锐的理论透视能力和简洁平实的文风,呼应并推动了中国美学研究重心在20世纪末期之后的几次转移。

王哲教授治疗高泌乳素血症性不孕症经验

[目的]总结导师王哲教授治疗高泌乳素血症性不孕症经验。[方法]通过跟随王哲教授出诊和学习王哲教授的相关医案,并以两则代表性医案为重点,结合历代名家的相关论述,系统总结王哲教授治疗高泌乳素血症性不孕症的临证经验和学术观点。[结果]王哲教授认为,本病临床证型以痰湿阻滞和肝郁肾虚为主,其发病主要与脾、肝、肾关系密切。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过程中归纳出补肾疏肝、祛痰健脾之法,其针对性地运用《傅青主女科》养精种玉汤和《叶天士女科诊治秘方》苍附导痰汤加减治疗,临床常取佳效。两则痰湿阻滞和肝郁肾虚医案,辨证精巧,疗效显著,充分体现了王哲教授治疗高泌乳素血症性不孕症的临证经验和学术观点。[结论]导师王哲教授医术精湛,治学严谨,学验俱丰,对于该病的治疗有独到的见解和经验,为临床诊疗拓宽思路。

从生活家园到精神家园——就“青山”、“空山”意象看王维诗境的本质

文章以王维诗歌中的"青山"和"空山"意象为切入口,去探索挖掘王维的诗境及其本质。"青山"代表了王维的生活家园,他于其中追求着一种任心任运的自由境界;"空山"进而代指其精神家园,是诗人对禅悦的向往、体验,即其生命存在的自由解脱在宗教意识领域里的一种延伸。二者之间是一个境界层深的创构,最终指向诗人对生命精神的不懈追求。

南宋浙东学派对王安石变法的批判

史学界一般认为，以陈亮、叶适、吕祖谦等人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在经学思想上强调经世致用，讲求务实，在政治上主张积极改革时政，从事功的角度而言，他们与北宋的范仲淹、王安石很有相似之处。但实际上，陈亮、叶适等人，对王安石变法却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明道救世”与近代中国音乐史学

"明道救世"是清初学者顾炎武提出做学问目的的两个方面。近代中国音乐史学的几部重要著作(叶伯和《中国音乐史》、郑觐文《中国音乐史》、王光祈《中国音乐史》、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在西方音乐大量传入的影响下产生了中国音乐的新理念,建立起中国音乐史学新的"道",同时又在现实社会中发挥了文化救国的意义。虽然这四部著作的内容、体例各自不同,但"明道救世"却是它们共同的特征。

稼轩词的北归及其走向——兼论元好问在其中的作用

金代后期,部分稼轩词作通过非公开途径传回北国,被元好问推举为北方词坛的新高标。元好问侧重继承稼轩以诗为词、借词留连光景、感慨时事等取向,于稼轩抗金报国情怀不予置评,于稼轩豪放词风亦少有继承。此后,白朴得遗山衣钵,耶律铸侧重借鉴稼轩词咏物、留连光景,失之片面,至王恽始能大力表彰其忠义大节,北方才有了完整意义上的稼轩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