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川滇黔地区饮食文化变迁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其特点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更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路径。饮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结了大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内容和价值意蕴。川滇黔地区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民族聚居区和饮食文化遗产富集区。明清以来直至当今,该地区汉族和各民族在食材运用、饮食品及其制作技艺、饮食习俗等饮食文化的多个方面进行着交流与交融,并且其途径、方式、结果和作用等方面呈现出三个显著特点,即川滇黔地区民族饮食文化交流交融的途径主要是人口迁移流动和商贸往来,其方式主要是双向交流、相互影响,其结果和作用是促进了川滇黔地区各民族饮食文化的多元与共性并存、推动了区域饮食风味的共同体川菜、滇菜、黔菜的定型与繁荣发展,进而助推了多元一体的中国饮食文化和中国菜系的丰富与兴盛,从饮食文化的角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出了独特贡献。

明清时期武陵山区农村经济发展探析——以黔东北地区为中心

随着改土归流的不断深入、国家权力的不断延伸以及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明清时期武陵山区的农村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具体表现在:农业生产技术有了较大提高,农业结构得到一定调整;农村手工业的进步较为明显,推动了山地资源的商品化生产;农村商品经济不断活跃,促进了农村市场的扩大。明清时期武陵山区农村经济的发展,为该区域其他社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也为当今经济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和启示。

明代贵州“府卫同城”寄学现象研究

明初,朝廷在经略贵州的基础上大量设置卫所。贵州建省后出于拱卫政权的需要,府、州、县城多置于卫所邻域,并在改隶、迁徙等过程中逐渐与卫所形成“府卫同城”。由于教育条件、生员数量、政区管理等方面的限制,导致一些卫学寄于府学。“寄”意指卫的军籍生员可以到府学就读并享受同等待遇。“府卫同城”寄学现象形成的原因多样、类型广泛,对明代贵州科举制度改革、人才培养、行政管理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从中可以窥探明代贵州推进地方教育发展的独特模式。

明清时期福建宗教信仰文化在海外传播的历史考察

明清时期福建宗教信仰文化大规模向东南亚、琉球与日本等国传播,成了中华传统文化向海外传播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传播主要是基于福建向海外移民的历史背景、通过移民在祖籍地所崇祀的神祇“分身”或“分香”方式予以实现,其外传的途径与福建海外移民的迁徙路线大体一致。福建沿海各地的主要民间神祇伴随移民传往海外后,逐步形成了一个个海外福建宗教信仰文化圈,呈现出祖籍地神祇信仰、血缘祖先崇拜、实用功利性、多元融合性等特点。海外福建移民在寓居地积极创建各种祖籍地的庙宇,参与各种族亲宗教信仰等活动,在积极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维护华侨社会团结、保障华侨基本权益、形成强大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等方面,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明清时期的贵州驿站管理及其变迁

明清时期,贵州的驿道交通在历代的基础上又有较大的发展。驿站的日常运行、设施维护、人员配置、经费支出,是驿道交通管理的重要环节。明朝时期,贵州的驿站分为地方“三司”管理的驿站和宣慰司等直接或参与管理的驿站;清朝时期,随着“改土归流”的实施,贵州各地的驿站管理又出现了较大变化,即清廷将各地的驿站划归所在地的府、州、县管理。在整个明清时期,贵州的驿站在经费支出、设施维护、物资供给以及人员配备方面呈现了一个不断调整变化的过程。笔者通过查阅相关史料,对这一变化过程进行分析研究。

明代夷夏观念下地方志中“风俗”书写的演变——以贵州地方志为中心

本文以明代贵州地方志中的风俗书写为中心,考察了有关苗人“风俗”文本的特点,分析了其历史背景与编修者的华夷观念。明初贵州建省之后,省志、府州县志编纂工作随之开始。在明代不同时期的官修贵州地方志中,苗人风俗的书写极其相似,而这主要表现在对苗人的“非人化”“非礼制”的描写,以及强调王朝直接统治之后、渐知仁义的教化效果。这种统一化的话语体系背后蕴含着很多原因,首先与当时任职贵州这一偏僻之地的官员以及方志编修者所持的华夷观念紧密相关,其次编修者缺乏实地考察,故而承袭前志记载。同时也与地方志“风俗篇”具有的教化功能有关。但统一化的描写之外也有意外出现,明代贵州巡抚郭子章的个人境遇使其私修的《黔记》呈现出非常野蛮、落后的苗人形象。而除传统志书之外,明清的士人也构筑了另一个更加自由的空间,苗俗的真实情况在这些空间里面若隐若现。

明清云贵官方交通机构的职能与管理

明清云贵地区的官方交通机构不限于驿传,而应包括维系人员出行、物资运输与信息传递的各类官方机构。可以分为如下四类:以维持国家行政运转为主的驿、铺;以维系国家物资运输为主的堡、站、递运所;以维护行旅安全为主的关、哨、巡检司、汛塘;以及为旅行提供服务与便利的渡口、公馆等。各类交通机构的职能并非泾渭分明,驿兼具物资运输与旅行服务职能,堡、站兼具军事护卫与信息传递职能,关、哨、汛塘兼具传递信息与运输物资职能。当今交通同样与政治、经济、治安、社会生活息息相关,这些职能一方面承续自古代,另一方面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

明清时期贵州的竹资源及竹文化

贵州有着悠久的种竹历史,在历史文献中多有记载。明清时期,贵州的种竹规模、竹属种类等较之前代又有扩大和增多。这与当时驿道、水运交通的改善,人口的增加,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以及森林资源的减少等有关,也与贵州的地形、气候、土壤条件和人们对竹资源的需求以及种竹经验的丰富和新品种的引进有关。丰富的竹资源,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贵州的地名文化、民族文化和历史文化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清时期贵州桥梁的命名及其文化内涵

明清时期,随着贵州驿道交通和城镇建设的需求,桥梁的修建数量超越了以往各个时代。这些桥梁的命名多种多样,不同程度地受到桥梁建筑的位置、用材、功用和历史、文化、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前者包括水文、木石、铁索等,后者包括姓氏、嘉名、人物、传说、形状、纪事等,许多桥名蕴藏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研究贵州桥梁建筑史和文化史的重要资料。

明清滇黔行纪述论

明清时期中央对云贵地区的管理由高层组织逐步深入至基层社会,随着与内地交往交流交融的增加,尤其官员往来的频繁,出现了大量汉文滇黔行纪。经笔者收集整理共计67部,其中明代9部,清代58部。这些行纪的旅行路线以往来直隶与云贵以及江南与云贵间的数量最多,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格局相一致。随着中央统治的深入,地理认知的拓展等因素,明清滇黔行纪所涉及的区域范围越来越广。行纪的作者以官员为主,由于官员选派施行地区回避制,因此大部分是省外至滇黔任职的官员。具体的出行原因以贬谪、为官、监考、处理军务、宣召、办案为数较多,地理考察、寻亲、游览、朝觐、赶考、矿产调查、地质勘察为数较少。明清云贵地区是此前文人、官员较少涉足的新天地,因此对他们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并为他们的文学、绘画创作提供了全新的土壤。明清滇黔行纪,既有写景叙事的文学佳作,又有大量关于明清滇黔交通、政治、经济、军事、风俗、教育、矿产、地理、气候的珍贵史料。滇黔地区很多旅游景点在明清时期就得到了开发,由于通行条件所限,驿道沿线的景区分布集中,且相关诗文记录丰富,可谓这些景点的文化富矿。滇黔行纪保留了景点的历史,积累起景点的人文底蕴,对当今云贵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有重要借鉴价值。

明清乌撒地域的卫所移民与民族交融

明代以来,大量中原汉民和西北回民、蒙古人穆斯林移民屯守于乌撒地域。同时,汉民通过祖先叙事、文化符号、神明信仰等方式彰显自身的族群身份,而回民及蒙古人穆斯林也借助族谱、碑刻等文本和伊斯兰信仰维护自身族群边界。但是,各民族之间也通过婚姻互动、利用共同文化符号来走向“一体”。明清乌撒地域的卫所移民和民族交融既反映出中国各民族实体长期以来对自身民族、对中华民族的两个认同层次,又体现了中国各单一民族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发展密不可分的内在逻辑。

明代贵州行政区划调整困境及其应对策略

明朝廷通过“犬牙交错”和“交叉叠合”的行政区划设置迅速稳定新设贵州省局势的同时,也给当地后续管理带来了诸多不便。为理顺当时复杂的管理关系,逐步推动地方改土归流,明代贵州部分官员主张调整不合理的行政区划设置。但行政区划调整涉及各方面的利益分配,对行政区划调整会引发动乱而产生的顾忌及邻省官员和当地土司预期该调整会造成自身利益损害而进行的阻挠,就成了贵州行政区划调整的最大阻碍。为此,只能通过循序渐进和因势利导的方式,逐渐调整省内部分问题突出的行政区划设置。尽管这些问题无法彻底解决,但官员的努力为当地社会发展以及地方制度完善提供了重要保障。

明代贵州地区乡贤的选拔褒奖分布特点及社会作用

明代贵州地区独立建省推动了当地社会各方面的快速发展,壮大了当地的乡贤群体。为了选拔符合当地社会发展的乡贤,贵州地区形成了由推举、复核以及审批组成的乡贤选拔程序,出现了推举、恩诏以及赐祭三种褒奖方式。贵州乡贤广泛分布于贵州布政司下辖府县、土司与贵州都司下辖的卫所中,其中卫所区域分布的乡贤人数多于府县区域,且越靠近交通干线和经济繁荣区域的乡贤人数分布越密集。这些乡贤作为推动明代贵州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教化士民、稳定当地社会秩序的同时,发挥着联系国家与地方社会的重要作用。

明代贵州都指挥使司建置再论

明代都指挥使司有5个显著特点:一是数量随时代发展不断增多,二是主要分布在北方或边境,三是职级细化,四是职责明确,五是选拔更加规范。明代贵州都指挥使司设置时间有洪武初年、洪武十四年和洪武十五年3种记载,其中洪武初年是贵州都卫指挥使司设置时间,洪武十五年是贵州都指挥使司设置时间。贵州都指挥使籍贯分布有两大特点:一是以贵州为核心,周边邻省人员较多;二是南北直隶人员较多。明代贵州都指挥使司经历了内设机构不断完善、人员不断增多的动态变化过程,其下辖卫所的设置时间主要集中在洪武年间,设置区域呈线状分布于交通要道。

论明清时期川滇黔与贬谪文人相互文化影响

出于巩固边防的需要,明清两朝将大量文人谪戍川滇黔地区充军,因此与前朝历代相比,明清时期川滇黔地区贬谪文人数量急剧扩大。贬谪文人的到来一方面通过自身文学著述、交游授徒、评点文物等影响了川滇黔地区,提升了当地的文化水平;另一方面,川滇黔地区特殊的民俗民风和地理风情,促使贬谪文人的思想得以锤炼和升华,在当地各界人士的照拂下,他们没有朝廷的政治羁绊,腾出手来著书立说,文学和理学成就得到快速提升。基于此,川滇黔地域和贬谪文人之间实现了文化上的互动和互赢,儒家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也得到了进一步沟通和交流,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明清以来贵州食用菌及其商品化考论

学界现有的有关贵州食用菌研究成果,它们主要偏向于生物学、经济学、园艺及农业科学等方面,而缺乏历史学方向的研究。故本文以明清以来现存方志为基础,结合其他相关史料记载,对贵州地区历史上的食用菌食用情况和商品化问题进行分析与考证,并藉此丰富和补充历史时期贵州经济发展史的相关史料。

明清贵州人口规模演变与区域开发

明清时期,受战乱、移民及政策的影响,贵州人口规模阶段起伏,总体呈现增加趋势。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促进贵州的农业开发和城镇形成,推动贵州区域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日益增长进一步推进贵州的农业垦殖,造成贵州乡村人地矛盾日渐突出,导致农业人口逐渐过剩,迫使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促进贵州城镇经济日趋繁荣,加快贵州早期城镇化的进程。明清贵州人口演变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一个表征。

元明清以来的贵州古驿道历史脉络及经济社会价值

驿道是中国古代交通的主要通道。元明清以来,中央王朝在贵州开通的古驿道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元代站赤的开设加强了贵州境内的联系,也密切了贵州与四邻及中央王朝的联系,进一步促进了贵州军事经济的发展。明代驿站促进了贵州地区赶场经济的形成。清代驿站对推动贵州省内经济和省外经济起着重要的连接作用。深入研究古驿道对于研究古代贵州民族融合和经济交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研究贵州古驿道改道过程和功能变化,也有助于了解贵州与周边地区交流、认同中原文化的过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明清时期贵州江西籍移民考论

明清时期,大批江西籍移民先后进入贵州各地,从事土地耕种、小手工业、矿产开发和商贸经营等活动,这些移民大多数留了下来,在当地生息繁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江西籍移民及其后代广泛参与了贵州各地的经济社会活动,并在促进地方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贵州各地方志、现存的“江西会馆”建筑、江西籍移民后代保存的实物资料等进行查阅走访了解,对这段历史进行分析研究,以期对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个参考帮助。

论明代贵州镇守总兵官设置与军务重心变迁

明代贵州镇守总兵官的设置,与湖贵镇守总兵官的裁撤相互关联。贵州镇守总兵官常设后,明廷先后将设于贵州境内的湖广平溪等四卫,以及湖广、四川与贵州交界地区的众多地方建置划归贵州镇守总兵官兼制。嘉靖后期,明廷将贵州镇守总兵官的驻地由贵阳迁往铜仁。此后,贵州镇守总兵官曾一度因杨应龙和奢安之乱迁回贵阳,但不久后又复驻铜仁。从贵州镇守总兵官的兼制区域与驻地变迁可知,明朝后期,贵州镇守总兵官的军务管辖重心已由贵阳移往黔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