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西北地区基层行政的帝制化

秦汉时期,中国完全进入帝制社会。帝制社会体现在很多方面,基层行政组织也不例外。近代以来,甘肃、新疆、青海、内蒙古西部等西北地区发现了大量秦汉至唐宋时期的文献资料。这些出土文书内容丰富,资料原始性强,其中大量有关县以下基层行政组织的记载,是研究秦汉以来乡、里、村、坊等基层行政制度实施与推行的珍贵史料,是西北地区逐步进入帝制社会曲折历程的历史见证。西汉武帝时期,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内地实施的乡里制也推行于河西走廊地区。十六国北朝时期,汉以来的以西乡、东乡、北乡、都乡等为代表的方位名乡制及里的建制在河西走廊地区以及吐鲁番地区得以沿袭和实施,地方行政体系排列顺序基本上是郡—县—乡—里。唐朝时期,内地基层行政制度推行于更向西的以羁縻州制为主的西域地区。与县以上体制多变比较,西域地区的基层行政体系更具有稳定性。总体而言,随着唐的基层行政制度在西域地区的全方位推行,西北地区最终完成了帝制社会化历程。

以盐兴教:明清云龙州盐业与科第文化

云龙州地处滇西山区,囿于自然、经济、人文、社会等诸多条件,科第之风迟迟未开。明代盐官的设置为改变云龙盐地文教风气带来了转机,明中叶到此担任盐官的黄孟通及其后世子孙,因盐落籍、以仕倡教,对云龙文教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就云龙州而言,盐业资源、流官政权、外来移民是盐井社会风气演变的背景、诱因,亦是动力。科举文化的发展带动了当地士绅队伍的壮大,他们以井养文、以盐兴教,进一步促进了当地文教事业的发展,经过数百年的演变与发展,云龙盐井社会最终纳入“大一统”王朝的文化版图之中。

乡品与乡里:六朝贵族制言说的展开及其新趋势

六朝时期,即便出身贵族也必须经过乡论和中正的“品藻”,获得“乡品二品”后才能成为官僚,进入清流官序。六朝史料中另有“二品才堪”现象,通过分析可以认为“二品才堪”并没有获得乡品二品,它反映出皇帝权力无法干涉“乡品二品”的授予这一历史事实。门阀贵族的存在反映出六朝与秦汉、宋元明清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特性,而六朝贵族体制源于地方乡里社会,则是其与重视血缘的欧洲和日本贵族制迥异之处。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社会结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轴,与此同时,六朝贵族制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历史演进中去发现那些被皇权相对化的事物,从而客观、全面地勾勒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轨迹。

科举考试的功能与科举社会的形成

科举制在长久实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教育、文化、政治等多项功能,并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宋代以后,科举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及其重大影响,使中国逐渐成为一个以"凭才取人"的人才选拔标准和能力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为表征的科举社会。中国封建社会所以从门第社会走向科举社会,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摆脱人情困扰,追求社会公平。受此影响,中国社会至今仍有解不开的"考试情结"。

“时”的农业伦理学诠释

不违农时是中华民族对农业伦理的本初认知。时是中国农业伦理观的重要元素。时在农业伦理系统中演绎为时序、时段、时宜等符号,并最后升华为际会。时序表述农业生态系统的序的时间状态,有间断、延续和连缀,农业的时序社会趋同性形成节日。时段是表述某一时的区限内所发生的农业事件的片段,是农事的阶段,是新旧伦理观的演替过程。新的伦理观应包含旧伦理观的合理基因。时宜是农事的时间契合点,是农事活动效果的保证。际会表达事物在从发生到消亡这一过程中,与周围事物的相对坐标的契舍,是时、空、事件的三维耦合过程。际会常有而不常驻。中国农业时序可分为氏族社会、封建社会与皇权社会及后工业化社会等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自己的农业时宜伦理观。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30年内匆忙走完了发达国家300年的工业化道路,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热衷于GDP,农业伦理严重缺失。当前应聚焦生产与生态兼顾,尊重自然,持续发展,彻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伤痕。遵循农事活动的常态性原则、生态保护原则、农业地带性原则、服务市场原则等原则系列,在偿还巨额生态赤字的同时,建立符合后现代化社会需求的中国农业理论系统的全新时宜观。

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论纲

“帝制农商社会”是从中国历史作为主体而不是作为相对于西方的比较对象角度，对明清时期国家、社会、文化总体形态的一种概括。这是一种在中央集权的帝制体系框架内展开的以农业、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商业化程度日益增强的社会，其最基本特征是，帝制——官僚——郡县体制与农商混合经济达成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共生态。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覆盖广袤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来保持基本社会平衡和持续性，具有独特的性征和演进倾向，应该被看作是人类历史上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对其生成的轨迹的梳理有助于重新解读秦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进的历史，对其遗产的考察则有益于把握现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渊源。

宋元乡饮酒礼考

乡饮酒礼是我国上古时期比较盛行的一种以宾贤、敬老、谦让为主要内容的礼仪制度 ,随着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乡饮酒礼逐步与儒人社会联系起来 ,成为以地方儒学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活动。宋代乡饮酒礼由于四明等地儒士的大力提倡 ,流行全国。元代虽然儒士的处境已经今非昔比 ,但仍然可以发现有关乡饮酒礼的记载 ,元代的乡饮酒礼成为激励儒士自强、自立 。

论明代中国的有限开放性

明朝初年的"海禁"是针对倭寇侵扰而行的国防政策,不是对外总体国策。明代官、私皆有很大对外贸易量。明朝通过朝贡关系保持与周边国家往来,主要体现出当时中国非孤立立国的方式。明代正值欧洲国家在新航路开辟之后对亚洲积极殖民、贸易的时代,欧洲东来各国拖动中国深深卷入了全球性贸易体系。白银、火器、玉米等西方事物进入中国,推动了中国货币财政体制和战争方式的变化,以及生产力水平和人口数量的上升。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促成了中欧两大文明体系间空前深入且再未中断的交流,既丰富了中国文化,也影响了欧洲的人文景观。明代中国还通过陆路与中亚多国保持政治、贸易往来。综合而言,明代中国不是停滞的社会,也不是封闭的社会,应归纳为有限开放的社会。这种有限开放性是当时中国帝制农商社会基本特质在对外关系方面合乎逻辑的体现。

明清科举制的社会整合功能 以社会流动为视角

以社会流动为视角,本文首先在既有数据研究的基础上,从传统小群社会2和庞大的应考群体两个路径入手,检验明清时期中国科举制覆盖实际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以此为基础,剖析在具体生活世界中人们对科举制的忠诚、信任、热情以及社会压力的消解,并由此说明传统社会以士为中心、以农工商为外围的结构特征。文章还从两个方面分析社会流动的两个后果:社会结构以士绅为中心、社会价值以功名为中心,这两个中心耦合成传统社会整合的重心。最后本文认为将由国家政治向社会生活领域的视角转换,不仅能深化与完整对科举制功能的呈现,也能促进对传统社会整合方式的理解。

“一体多面”: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再研究

关于中华帝制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征国内外学术界提出了诸多理论概括,诸如“士绅自治”“吏民社会”“官民合作”,等等。本文从行政发包制理论的视角重新审视关于中华帝制时期国家—社会关系的现有理论概括,借助“行政外包”这一分析概念,强调特定的治理领域特征与行政外包的具体形态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而揭示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运行机制和内在逻辑。本文试图提出“一体多面”的概念,重新概括中华帝制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总体特征,为理解中华帝制的“权力一元性”与“治理多样性”的奇妙结合提供新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框架。

从明代淫祠之禁看儒臣、皇权与民间社会

按照明代的宗教管理体制,并非所有不在国家祀典的民间信仰一概被视为淫祠。但地方官在实际的行政中往往过激,将祀典以外的神明和祭祀一概视为淫祠。明代的官方制度和禁毁淫祠活动非日常化的运动特征,都为民间信仰的存在留有空间。同时,明代国家祀典是一个开放发展的体系,不时将有影响的民间信仰纳入,扩大了该信仰在民间的影响。由于明代的国家既非依据民众的合意也非依据儒学的原理而成立,因此,代表国家意志的儒臣既要禁毁民间的淫祠,也要限制皇权的淫祀,但效力有限。

论唐代科举制策试的匡时济俗功能

唐代士人参加科举制策试或私下模拟策试,都直言不讳地批评时弊,提出应对方案。他们的参政议政资格,只要报名科考即可自动获得。皇帝在开科诏令和策试题目中每每自谦德薄才寡,坦言施政失误,国家危难,恳请考生帮助自己。官方对于时政问题从来不规定标准答案,任随考生自主思考,自由表达。这种正视现实的勇气和征集、接受意见的诚恳态度,是唐代统治阶级自强、自信的一种体现。“上下雷同,非国家之福”,是时人共识。在这种背景下,策试才能产生一定的匡时济俗功能。然而,由统治阶级举办的策试,尽管可以揭示某些表层化的社会问题,却无力解决社会顽症;再加上残酷、复杂的政治派别斗争,策试匡时济俗功能的发挥必然受到限制。

科举危机与晚明士人社会的分化

明代科举的“解额日广”从根本上说是一种 被动式的非理性增长，它是明代科举危机深化的外在表现。科举流通机制的壅塞导致了晚明 士人社会出路的沉滞与士人社会的分化。一部分士人开始脱离传统以“仕”为核心的“非仕 则隐”的经典化生存模式，走上了世俗化的生存与发展道路，并促动了“儒商”边缘群体与 “市民文人”准职业群体的生成。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乡村社会变动

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就一项教育制度而言,此举所引起的社会变动是前所未有的。尤其对民国时期乡村社会来说,影响更是深远。它引起了民国社会信仰中心的缺失,导致了城乡差距的扩大,促成了权力结构的变迁。对这一历史图景的叙述,意义在于它让我们思考在中外现代化过程中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反思制度本身的实用性和适时性。

清代徽州文会运作及其科举功能

清代徽州文会是专为读书人而设的文人组织,数量众多。就其类型而言,以血缘性的宗族文会为主体,地缘性的社区文会、合都文会也为数可观。清代徽州文会的资产主要分为田和钱两种形态,其来源有集资入股、乐输捐助及付喜庆银等其他出银形式。为保证会产增殖,文会购置并出租田地屋店,还以"打会"形式将银钱借给会员收取利息。围绕会产的管理与使用,文会制定了严格的措施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加以调整。清代徽州文会的功能集中在科举方面,日常活动以会课为主,训练士人参加科举考试的技巧,帮助他们熟悉科举考试的环节。文会资产则主要用来奖助科考,为士人提供盘费。文会的正常运转有力地推动了清代徽州科举的兴盛。

考试如同游泳

一个成熟的社会,是一个重视考试的社会。中国过去是一个科举社会,为了防止人情和关系的泛滥,现在和将来还须以考试作为社会生活的调节阀,因此现代中国还在日益走向一个考试社会。虽然科举制度中的考试内容如今已被历史所抛弃,但其制度设计所体现的才学本位和公平竞争的精神,却显示出它的无尽生命力。考试是社会生活中减少矛盾的一种有效手段,但过度追求公平也有其严重的弊病,这是当今考试改革应当汲取的教训。

秦至清皇权专制社会说的经济史论证

秦至清皇权专制在经济领域的主要表现是皇权对国土上的一切物产具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支配权力。在二千年的帝制时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不是观念性的虚言,而是一种确定不移的事实,天下一切都被打上了皇权的印记。经济制度与经济法令一出于皇帝之口,无论是经济制度的制定,还是具体经济政策的发布,都可以看到皇权的随意性、皇帝意志的绝对性,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帝王随意滥施赏赐,可以看作是经济领域皇权专制的重要论据。皇权对土地、盐铁等特殊经济资源的刻意控制,出于制造臣民对之生存依赖的险恶目的,是《管子》"利出一孔"经济专制思想的典型表现。中国帝制时代只存在一般状况的财产私有制,臣民对私有财产的财产权,主要表现为占有权和使用权,是有条件的所有权,不是完全所有权或无条件的支配权。皇权支配天下财富的独断性,赐予的随意性,所有权的专属性,都体现着专制权力的秉性。

明清商业与帝制体系关系论纲

明清时期商业总体趋于发达,构成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内容和社会体制的重要基础,其合法性、正当性、必要性皆为社会体制与文化所承认。帝制体系在明清商业发展中逐渐调适,由一定程度的限制,转为放任,甚至鼓励,直到实现与商业繁荣之间相互需求、支撑的结构,国家参与商业的程度也趋于加深。帝制体系与商业繁荣间的基本契合,提供了明清商业一定程度发展的条件,扩展了国家财政收入来源,也强化了帝制体制的经济基础。明清商人也在这种环境中与帝制体系交融,呈现为绅、商、地主三位一体的精英人群,构成社会支配阶层演变的一个侧面。此种契合关系的另一面,是商业较大幅度地被纳入帝制体系控制范围,市场经济难以充分自由地演变,商人也在此环境中异化为帝制体系的社会基础。明清商业与帝制体制契合发展的复杂局面,与一般所说的早期资本主义在经济上虽有若干相似处,但总体上并未进入同一社会演变轨道。

十七世纪中国政治、社会思想诉求的维度——对《明夷待访录》的一种新解读

《明夷待访录》提出的政治、社会诉求,经明末以来诸多思想家、学者研究,解释,但各有窒碍。结合16、17世纪中国政治、社会历史变迁对《明夷待访录》文本进行解读,可认为其政治社会诉求之基本指向,是一种开明帝制农商社会。此种社会理想,有明代社会实际为事实基础,有儒家为主之传统政治哲学为渊源,并非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之直接建议,而是17世纪中国社会与文明嬗变的一种可能性之思想表现。

试论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重新分期

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生长在社会形态的土壤与背景之上,与社会形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认识就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已有的认识相当混乱。本文依据古代大量资料和新近研究成果,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分期作了重新划分,即将上古视为原始公天下社会、将夏商周视为政治分权的封建社会,将秦至清朝视为皇权专制社会,并对此作了颇富说服力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