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书院诗的文化阐释

宋代书院的兴盛促进了以书院为题材或背景的诗歌创作的繁荣。书院诗涉及书院与科举、理学、佛道及休闲之关系等诸多内容,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需要指出的是,理学家的介入极大损害了书院诗的审美特质。

论北宋科举与文艺的发展

北宋文化的繁荣与科举密切相关,科举出身的士人博学多识,“文”是他们跻身仕途的基本工具,这导致文艺的兴盛。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思想,士人因此具有强烈的济世热情,文艺表现出浓厚的道德色彩。相同的身份使士人在教化、共通感、判断力和趣味上表现出一致性,凭借雄厚的文艺才能,他们在诸多方面均创造出影响深远的审美范式。改革是庆历以后北宋政治的主题,为了推行政治改革,不断强化君主集权,科举考试开始走向专制,这导致北宋文艺的枯萎。

制度矩范与个体情怀:作为文学空间的宋代词垣

作为文学空间的宋代词垣并存着朝廷制度矩范与文士个体情怀两种语境。以此二者观照词臣生活中四个代表性的面相,即他们的应制之务、值宿吟咏、与词垣之吏的关系以及追仰前朝词臣的文化现象,颇能真切具体地探究词垣文学风貌的内涵。在制度矩范的笼罩下,词垣的应制撰作必须符合上层权力的政治意向;值宿吟咏倾向于规范性地表现侍从宫廷的清贵雅致;词臣与吏员的关系显示出制度的幽微之端对词臣才情的制约;追仰前朝词臣的口径表现为称述前贤黾勉仕位的功绩。在个体情怀的鼓促下,应制撰作能够超轶官场的守常氛围,彰显文章才士以文自赏、嗤哂卿相的风度;值宿吟咏能以村野之趣突破宫廷的审美品位;词臣与吏员的关系反映为扬显词臣个人形象的诗文著述对吏员角色修辞式的驱使运用;追仰前朝词臣的态度表现为称慕前贤退居闲适的诗作,以此慰抚一己之宦场失意的心绪。宋代词垣的文学空间存在着“制度-个性”并峙的态势,词臣侪辈逾越制度矩范彰显个体情怀的气概,应当成为文学研究中一幕值得关注的景观。

两宋国子祭酒的教育贡献

两宋国子祭酒作为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最高长官,肩负着推进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使命。他们吸取五代衰乱之教训,尊儒术、尚文事,在助力传统儒学复兴和新儒学发展的同时,改科举、兴学校和校典籍,营造尊儒崇文的社会风气;改革科考内容以强调经术和策论,调整参试条件以勾连科举和学校,充分发挥官学的教育作用以弥补科举制度的不足,为国家选拔和培养治世之才;引领太学改革,推行三舍法、调整经学教材、选拔文行可称者为学官,以振兴官学教育;参与其他中央官学建设,制定武学、律学、画学和在京小学的教学管理制度,丰富官学教育体系;兴建地方官学,积极开办私学、聚徒讲学,发展地方教育,推行社会教化。

论清宫瓷胎画珐琅彩性质与地位

对于具有对外交流礼品功用的珐琅彩,康熙帝的老师高士奇认为"其成功与否关乎政治",雍正帝力求"内庭恭造之式",乾隆帝像康熙、雍正一样对清宫瓷胎画珐琅彩指导入微。康熙对西方珐琅彩的向往与追求奠定了发展基础,雍正趋向成熟,康、雍画珐琅立足于中国传统题材,乾隆则明显引进西方画面,于是工艺与画面这两者均呈现中西合璧的性质。珐琅彩材质中的"砷"元素对于粉彩的发生发展起关键作用,使中国陶瓷绘画的发展有了新转折。也使中国陶瓷绘画的发展状态从自身系统改变到中、西两种文化系统结合,这条新思路的开端意义,无疑是历史性的。

两宋画院教育初探

美术教育与美术创作的关系密不可分,宋朝画院的建立对于美术创作具有深远的影响,其中美术教育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由于资料的阙如,关于两宋美术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式、方法等一系列问题至今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本文尝试对两宋时期的美术教育进行探索,希望对此问题有一定的帮助。

宋代画家李唐研究综述

李唐是宋代最重要的画家之一。本文将针对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至今的有关画家李唐的研究进行研究综述,以寻出李唐研究的热点、趋势、存在问题等。本文首先按时间顺序梳理海内外学者关于李唐的研究,以呈现李唐研究状态的自然流变;其次,分析总结李唐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分析存在的问题与未来研究趋势。

北宋时期河南书院考证及其兴盛原因探析

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史、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组织形式和教育机构,是私学教育发展的最高形态。北宋时期,河南是中国书院最集中、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经过考证核实的北宋时期的河南书院有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伊川书院、范文正公讲院、龙门书院、颍谷书院、同文书院、显道书院、和乐书院、游梁书院、首阳书院等,共有11所。其中以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和伊川书院影响最盛,对当时河南的教育文化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河南书院的兴盛与发展,可以从北宋科举规模的扩大、北宋学校的设立与科举制度的不协调和其他多方面的原因来探究,这将为书院和书院史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宋代御书院制度考

宋代书法史上曾设置过一个专门的御用书法机构——御书院。它隶属于翰林院,是皇帝学习书法、从事书法活动及选拔、培养书法人才的场所,堪称皇家"书法学院",萃集了一批善书的书法官吏。御书院从宋太宗始设到高宗罢废,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为宋代书法的发展作出过一定贡献,是书法史上的重要事件,但却一直被治宋代书法史者所忽略。从制度层面对御书院设置的时间、位置、变迁、机构职能、人员选拔及出职等一系列问题作了初步考证,以期对这一重要的书法史问题有新的认识,并补书史之阙。

宋代书院记的文化阐释

宋代书院的兴盛促进了以书院为题材的记体散文创作的繁荣。书院记涉及教育理想、书院与科举及理学之关系等诸多方面内容,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宋代书院记因理学家的介入而淡化了其文学性。

学士院与宋代内廷帖子词

宋代学士院的翰林学士在立春、端午等节日要为皇室诸阁作帖子词,其帖子的多寡视诸阁地位的不同而不同,一般为五七言相间的绝句,内容上多祈福颂德,也有寓规谏之意于其中者。

宋代翰林侍书王著生平及其书法诸事考辨

宋太宗曾仿唐制设置过翰林侍书一职,任职者为王著。王著在当时是一位对宋初书法做出过贡献的书法家,有一定的名望。可惜的是,王著在宋以后人编著的书史性文献中地位不显,而且目前的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比如对王著的生平与卒年、王著"善于规益",以及王著书法的评价等问题的认识,仍有深入探讨和研究的价值。

宋代武举武学研究述评

文章全面细致地梳理了宋代武举武学的研究现状,其特点是成果数量少,且多以制度史为研究角度,方法逐渐多元化,引用材料范围亦渐扩大,侧重武举忽略武学;主张将来的研究宜以武贡举为核心,从时间维度为宋代武举寻找历史坐标,文史结合为主,建议多采用别集、总集、方志、《登科录》、乡、会试录、地方志甚至笔记小说以及出土文物为材料,重视诗史互证,改变武举研究不足的现状。

论汪懋麟与施闰章、徐乾学唐宋诗之争——兼论清初翰林院内外诗风差异

汪懋麟与施闰章、徐乾学之间关于唐宋诗之争是清初诗坛令人关注的事件。清代翰林院诗学重唐,而反对宋诗。汪懋麟和施闰章之间的诗学争论关涉到历史上翰林与主事诗歌主张的矛盾;汪氏和徐乾学之间的诗学论争则关涉到翰林院的"玉堂家数"与失意文人"不平则鸣"思想的对立。总之他们之间的诗学之争深刻反映了清初翰林院内外诗风的巨大差异。

周越书法考评

周越是北宋仁宗时期有名的书法家，时任国子监书学一职，教授国子生书法，在当时是有一定名望的。可惜的是，周越在宋以后人编著的书史性文献中地位不显，而且目前的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比如在周越书迹的著录、周越书法的真实影响，以及周越书法的批评和评价等方面，仍有深入探讨和研究的价值。

北宋末年翰林书艺局与时政关系考论

翰林书艺局是宋代翰林院所属机构,掌以书记、笔墨、琴棋等供奉内廷,由宋初建制的翰林御书院改制而成。在北宋末年,尤其是宋徽宗时期,翰林书艺局因当时政治的腐败而发生了质变,由最初的书法功能转变成个别权贵操纵下的敛财和牟利机构。特别是梁师成主政期间,书艺局与时政的关系极其密切。梁师成借书艺局笼络门生故吏以扩大权势,时称"隐相";借书艺局干预朝政、扰乱科举取士制度;通过大肆敛财使得书艺局成了"市井游手无赖之辈"的杂居之所,在财政上亦成为了国家的负担。最终,在昏乱的政局下书艺局与北宋王朝一道走向了灭亡。

理学教育与科举批判——以南宋中后期辞赋为中心的考察

南宋中后期的辞赋创作深受理学思想的濡染,辞赋中的劝学成分大幅度增加,甚至出现了全篇以勉学为主旨的作品。书院赋产生于南宋,是理学家从事教育活动的直接产物。书院赋以叙写书院创建、抒发承圣情怀、宣扬教育理念为主要内容,其中朱熹的《白鹿洞赋》最为杰出,对后世的书院赋影响甚深。此外,理学人士在辞赋中表达了对科举制度深刻、严厉的批判。

北宋徽宗画院教育问题再议

北宋徽宗画院因与画学设置问题相关联,历来为探讨宋代画史者所重视。本案在重新梳理国子监画学生成背景与教育理念的同时,力图将其实际意义的考察置于徽宗一朝画院建设的历史轨迹之中。由此发现,以崇宁兴学为背景,画学的应运而生,并非代表徽宗的个人意愿,而画学对于绘画人才的文人式教育并不成功,这也构成了画学罢停的重要原因。而自政和始,随着与画相关之事复入内宫,图画院再次成为绘事变革的焦点,这才意味着徽宗朝的绘画改革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虽然,图画院创作与后起之文人画理念存在根本差异,但这种审美取向的双重标准并未造成宫廷绘画的内部冲突。而这种在皇权影响下的北宋绘画的文人式探索,在徽宗朝实际呈现为画学罢停前后的两个阶段,但其结果则是无论画学生还是院画家,他们的地位始终不能等同于文人。另外,崇宁与大观间的画学设置并不能构成政和及宣和间画院人才兴盛的直接原因,而在圣艺的光环与禁锢下,画院创作专尚法度。虽然徽宗画院的创作规模与制作水平均称极盛,但就个人成就而言,却可谓星光暗淡,这与北宋宣和间绘事的鼎盛局面形成了鲜明对照。

宋代科举视野下家训诗文的双重性

宋代家训诗文展示了文学家和理学家在教育子弟读书治学作文时对科举的妥协性和超越性。文学家一方面不得不指导子弟为科考写好时文,并做有针对性的训练。另一方面,也培养他们传统的文学创作能力,以绍承家学。理学家不仅批判,而且接受科举制度。虽然对科举的弊端甚为了解,对科举造成士子不学无术的困境深有体会,但他们亦不免参与科举。然而恪守道德心性之学的理学家,并没有为科举而止步,那些学术功底较为深厚、对理学较为看重者,亦能超出科举的窠穴,至少他们认为科举与治学是不矛盾的,并以此教育子弟。宋代科举视域下的家训诗文的双重特性,是宋代崇文抑武政策、家族制度转变等的重要产物。

宋朝礼仪职官制度探略

宋代前期,礼仪事务虽主要由太常礼院负责,但“判太常寺兼礼院事”则可同时担任太常寺和太常礼院的长官。康定元年(1040)以后,判太常寺或同判太常寺多兼礼仪事,其权责高于知太常礼院或同知太常礼院,判太常寺官开始较多地参与礼仪决策事务,但礼仪事务主要办公场所仍在太常礼院。熙宁年间,“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办公地点由太常礼院调整到太常寺。元丰改制后,太常寺虽不隶属于礼部,但在行政程序上处于礼部的下一层级,一般程序下太常寺要通过礼部完成与朝廷的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