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懿宗朝试赋研究

试赋是唐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唐代试赋的研究考证材料众多,但论者多以其程式化的体制、颂圣化的内容而忽视其丰富的时代内涵与人文精神。通过对唐懿宗朝6场试赋的赋题、赋韵、赋文、赋体、主考官等因素分析,发现6场试赋既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与文学、史学价值,也具有崇儒宗经的文化导向、帝德建构的文化精神和朋党斗争的时代内涵。唐懿宗朝6场试赋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是后人了解晚唐士人思想、社会风尚的重要载体。

故交、宗盟与外臣:蕃书所见会昌以后唐与黠戛斯关系的演变

会昌年间,灭亡漠北回鹘政权的黠戛斯再次与唐朝取得了联系,希望获得唐朝的册封来强化自身在草原的统治。唐朝对待这位强大新邻的态度最初非常谨慎,表达敬意却不明确承诺;直到确认双方过去交往的历史后,为争取在回鹘问题上的合作,才以所谓“同族”关系为基础,与黠戛斯确立了宗盟关系,最终给予其册封。唐朝末年,随着黠戛斯西归,双方地理距离被拉远,各自诉求发生变化,虽友好依旧,但唐朝对待黠戛斯的礼仪却有所下降。蕃书王言向我们展示了会昌以后唐与黠戛斯关系演变的三个阶段及天下秩序下唐朝与民族政权交往的诸多细节。

进士“浮薄”词义流变与中晚唐士人的科举认知

唐代“浮薄”一词常与“进士”相关联,但该词最早并非运用在科举领域。安史之乱以后,其惯用语境发生迁移,从六朝品评之用转入科举视域,并在中晚唐时期关于科举改革的多次讨论中得到频繁使用,从品评人物声名到评价考生之德行与政治实践能力,以及作为空疏之学的代名词来唤起朝堂上下对“实学”的重视。在此过程中,“浮薄”逐渐成为“进士”的典型标签,其词语内涵也不断被注入新的要素,呈现出一种逐渐堆叠、累积并最终糅合的状态。通过梳理该词内涵逐步丰富化的情况,可以揭示中晚唐时期科举文化的两点事实:其一是考生长期所受的教育、备考模式与唐王朝后期真正的人才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其二是中晚唐士人曾力图从改革科举入手重振国势,虽未能成功,但这种努力仍可反映出唐人对科举的认识存在反思与深入的过程。

唐代选官制度得失——以科举制为中心的思考

选官制度是中国古代官僚运行机制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唐代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高度发展的时期,其科举制选拔人才具有选拔范围的开放性、选拔标准的全面性等优势,在吸纳人才、促进社会流动、扩大统治基础、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有着积极意义。但唐代科举制也存在忽视公平、选拔的人才行政能力欠缺、忽视道德问题以及科举中的一些陋习易滋生朋党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制定并实行实际的选拔标准及规章制度,保障其有效实行。

皇权政治视域下的唐代边疆封授政策

唐代的边疆不能用现代国家疆域划分的方法来理解,应放在封建王朝的大背景下,明确以皇权为核心的统治体系的支配作用,以便于还原古史真相,避免从经济、民族国家关系等方面的误读,形成对古代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渊源的正确认识。唐代边疆有地理与军事上的边疆、政治上的边疆和文化上的边疆三个维度的意涵,边疆封授包括边疆册封与授官两个方面,是边疆思想作用于政治体制的典型体现。从“天子”与“皇帝”的内涵与适用范围的讨论可以看出,皇权对天下的支配是边疆封授得以施行的关键政治背景。唐代边疆封授有着划分等级、区分内外等内在规律,但无论边疆如何变化、封授如何灵活,维护皇权是根本使命,皇权政治是古史体系中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得以顺利运转的基轴。

唐代应制诗修辞对唐诗繁荣的影响——以对偶和用典为例

唐代应制诗繁荣,因其自身的特殊性,其对对偶、用典等辞格多有选用,而对众多辞格的选用助推了唐代诗歌的繁荣。

唐代上书、献策与选举制度的关系考察——以时政与选举为中心

唐代上书、献策拜官与时政具有密切的关系,在士人释褐、迁转中起了重要作用。唐代上书、拜官在士人释褐、迁转时的授官,明显高于进士科、制科、科目选出身的授官品阶,多为中、基层官的清望官,并为奇才异能之士提供了快速释褐、超资迁转的机会与途径,有效弥补了常举、制举和吏部科目选选人遗才的问题,客观上促进了士人参与上书言事、评论时政的积极性。该制还为唐代最高统治者提供了治国良策,有效地建立了最高统治者与基层士人沟通的渠道,从而弥补了时政之弊。唐代上书、献策取人与时政开明、皇帝纳谏风气紧密相关,主要集中在太宗、武则天、玄宗、德宗、宪宗朝,以玄宗朝取人最盛。

陕西西安唐华清宫朝元阁遗址发掘简报

2018~202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临潼区骊山对唐华清宫朝元阁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出六层建筑遗迹。最下层的早期建筑遗迹构成一组形制复杂的高台建筑群,在两层夯土台上残存两条踏道、两座廊屋和一座亭榭。各层出土遗物均以瓦当、板瓦、鸱吻等建筑材料为主。结合出土建筑材料和文献史料初步判断,最下层的早期建筑遗迹为唐代华清宫禁苑建筑朝元阁,其上的五层晚期建筑遗迹分别营建于宋金、元代、明代、清代四个时期。

隋唐时期宫廷琴待诏探微

隋唐王朝继承了南北朝的待诏制度,唐玄宗时置翰林院,琴待诏属于翰林待诏。后琴、棋、书、画、医等杂流伎艺待诏与精于文词的学士待诏分置。翰林院在职掌设置上,没有形成严格的制度,琴待诏通常是根据帝王喜好而定,其选任主要采用皇帝征召和荐入制,也有家族传承式的待诏。翰林琴待诏属于没有品秩的使职,需要“假以它官”而秩其品阶。唐代还有赐服制度,“赐紫”“赐绯”代表了皇权对待诏艺术成就的最高肯定,如贺若夷曾被“赐绯”。作为“伎术杂流”的琴待诏,传世文献中记载很少,主要有薛易简、雷俨、赵惟暕、宋霁、贺若夷、王敬傲等。隋唐宫廷之中,清雅淳美的琴声与舒卷磅礴的夷音蛮乐,共同呈现了精湛绝伦、恢弘包容的盛唐气韵。

唐华清宫朝元阁遗址复原研究

本文基于考古发掘资料对唐华清宫朝元阁遗址开展复原研究,以出土建筑遗迹与遗物为中心,同时依据文献资料,并参考唐代高等级建筑遗址、图像等相关史料,复原出朝元阁建筑群在盛唐始建时期的完整形制,从而对遗址呈现的建筑等级秩序与特殊构架形式取得了深入认识。复原结果表明,朝元阁利用多个建筑单体的等级对比与构架组合,成功建造出具有标志性的山地楼阁建筑群,为遗址价值的科学阐释提供了建筑史料基础。

唐代进士群体的时空分布研究

基于考据学、统计学及CHGIS等方法,对唐代进士这一精英群体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探究,发现唐代进士科录取人数在唐代近三百年间呈现出波浪形发展态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唐高祖太宗两朝为恢复发展期,高宗至玄宗朝为规模扩大期,肃宗至哀帝朝为持续稳定期。从唐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看,北方明显多于南方,东部远多于西部,进士较为密集的区域集中在关中京畿地区、黄河中下游沿线的中原及华北平原以及长江下游的江南吴越之地,呈现出两条分布带相交的“丁”字形分布态势:一条分布带呈东西向,指从关中地区沿黄河而下这一地带,另一条分布带呈南北向,指苏州、杭州、湖州、润州到福州这一区域。长江中上游地区、岭南地区以及西域、东北关外则只有零星的进士分布。唐代进士的这种地理分布状况,是政治区位优势、经济条件、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世积乱离与中晚唐早朝诗

中晚唐早朝诗在世乱的背景下,隐藏着诗人幽微心境的变化。与初盛唐相比,中晚唐早朝诗出现了清峭冷寂的风格。诗歌意象也产生诸多新变,朝着世俗化、偏重主观感受的方向发展。中晚唐早朝诗由单纯颂圣转变为文人聊以消忧的窗口,彰显着中晚唐诗人心态的内敛,仅用气势恢宏去概括中晚唐早朝诗有失偏颇。

中国台湾地区“唐代科举与文学”研究述略

近七十年来,中国台湾“唐代科举与文学”的研究成果丰富,但尚未有专文对此作全面系统的考察,也未有文章探讨其与内地研究的关系和异同。根据中国台湾研究发展特点,可将其分为三期:开启期(1954-1964)、发展期(1965-1985)、开拓期(1986-2021)。在唐代科举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唐传奇与行卷、唐代诗赋取士的时间、唐代科举与文人等问题上,中国台湾学界形成了具有深度和广度的研究。中国台湾的相关研究具有自身的特色,如在唐代科举与文学发展的问题上多赞同“科举促进说”、注重微观化的研究、试赋研究成果丰富等等。

唐代“立、坐部伎”相关问题辨析

唐史文献中有关"立、坐部伎"14部曲目及其内容的记载,或详或略,大致相同,但对"立、坐部伎"的始置时间,却无确切表述。晚近学者研究考索之观点,也不尽相同。运用历史个案与时代背景综合考察的思维逻辑和历史学的"内证"方法,从认识宏观历史演变的基本面貌和理清具体史实的时间环节入手,排比史料,经过分析论证,结论是自贞观十四年起,"立、坐部伎"的曲目已各有4部,具备了设置乐部的基本条件。

唐代武举的创立及其影响

通过文献资料法,对唐代武举的创立情况及其影响进行了论述。分析认为,唐代武举是唐代体育文化创新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当时及后世各朝的世风、武艺、军事、科举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隐逸兴盛成因的社会学阐释

唐代隐逸兴盛的成因对把握唐代隐逸的特质、风貌及其与唐诗的关系意义重大。这一风尚的盛行与唐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密切相关。政治上 ,唐代帝王对隐士优渥褒扬是刺激唐代隐逸发展的强大动力。科举制度方面 ,士子科举落第、仕途的挫折、中晚唐科场的流弊以及高隐制举的设立都使唐人的隐逸行为较前代变得更为频繁。从思想文化方面看 ,带有传统隐士色彩的隐居习道风气的盛行使唐代道教徒式的隐士大大增加 ;佛家遁迹山林的修行方式、清静超脱的人生境界也吸引着唐代文人奔趋山林。从经济基础看 ,唐代日益普及的私家园林 ,成为唐人实践仕隐两兼、满足其恬淡的隐逸情怀的理想境地 ,并构成唐人践履隐逸。

唐代宗室管理制度论略

唐代宗室管理机构比较完备,专职机构宗正寺和王府官与关涉机构协同处理宗室事务。唐王朝十分注重宗正的人选,尤其是宗正卿和宗正少卿多由德高望隆、戚属尊贵的宗室担任。纵观唐代将近300年的历史,不同时期宗室政策各不相同,带有阶段性的特点。高祖至高宗朝,是唐代宗室管理制度的奠基时期;武后、中宗和睿宗朝,初建的宗室管理制度旋即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玄宗朝整饬确立了唐代宗室管理制度;肃宗至唐末,宗室制度随着王朝政治的变化而演变。

论唐代科举制策试的匡时济俗功能

唐代士人参加科举制策试或私下模拟策试,都直言不讳地批评时弊,提出应对方案。他们的参政议政资格,只要报名科考即可自动获得。皇帝在开科诏令和策试题目中每每自谦德薄才寡,坦言施政失误,国家危难,恳请考生帮助自己。官方对于时政问题从来不规定标准答案,任随考生自主思考,自由表达。这种正视现实的勇气和征集、接受意见的诚恳态度,是唐代统治阶级自强、自信的一种体现。“上下雷同,非国家之福”,是时人共识。在这种背景下,策试才能产生一定的匡时济俗功能。然而,由统治阶级举办的策试,尽管可以揭示某些表层化的社会问题,却无力解决社会顽症;再加上残酷、复杂的政治派别斗争,策试匡时济俗功能的发挥必然受到限制。

唐代科举科目考述

唐代科举科目数量多 ,对后世的影响大。研究唐代科举科目的设置与变化情况 ,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科举制度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