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李世寿墓志》与唐初宗室治理交州论考

汉唐时期交州是中央王朝开拓经略南部边疆和海洋的重镇,并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盛衰安危密切相关。六朝至唐初交州地区政治军事形势十分严峻而复杂。新出《李世寿墓志》记载了唐初皇室成员李世寿出任交州都督的背景和经历,反映了唐朝统治者对于交州战略地位的高度重视。唐初中央先后委派了至少6位皇室成员出任交州都督,同时又通过增派御史、黜陟大使等以加强对交州地区官员的监督和查处,其结果既使长期以来困扰中央王朝的交州吏治问题得到很大的改观,也为唐朝对交州地区的有效治理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度繁盛发展创造了条件。

故交、宗盟与外臣:蕃书所见会昌以后唐与黠戛斯关系的演变

会昌年间,灭亡漠北回鹘政权的黠戛斯再次与唐朝取得了联系,希望获得唐朝的册封来强化自身在草原的统治。唐朝对待这位强大新邻的态度最初非常谨慎,表达敬意却不明确承诺;直到确认双方过去交往的历史后,为争取在回鹘问题上的合作,才以所谓“同族”关系为基础,与黠戛斯确立了宗盟关系,最终给予其册封。唐朝末年,随着黠戛斯西归,双方地理距离被拉远,各自诉求发生变化,虽友好依旧,但唐朝对待黠戛斯的礼仪却有所下降。蕃书王言向我们展示了会昌以后唐与黠戛斯关系演变的三个阶段及天下秩序下唐朝与民族政权交往的诸多细节。

南宋初期诏令与文风的演变

诏令不应该仅仅是研究文学历史语境的史料来源,它与文学的深层纠葛更应该受到重视。在两宋之交的历史语境下,南宋初期与文学相关的诏令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文学摆脱了北宋后期的封禁枷锁,开始恢复生气,诗赋取士重新成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南宋初期由于皇帝对苏轼的偏爱,全国上下掀起崇苏热潮,促使江西诗派勃兴并成为文坛主流,对南宋文学影响深远。绍兴年间,朝廷实行严厉的言禁制度,尤其是震惊朝野的多起诗文获罪案例,对全国的诗文作者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这种高压的文艺政策促使献赋颂成为一代文风。

世积乱离与中晚唐早朝诗

中晚唐早朝诗在世乱的背景下,隐藏着诗人幽微心境的变化。与初盛唐相比,中晚唐早朝诗出现了清峭冷寂的风格。诗歌意象也产生诸多新变,朝着世俗化、偏重主观感受的方向发展。中晚唐早朝诗由单纯颂圣转变为文人聊以消忧的窗口,彰显着中晚唐诗人心态的内敛,仅用气势恢宏去概括中晚唐早朝诗有失偏颇。

初唐诏令引《诗》与经学发展

初唐诏令引《诗》与经学地位升降有密切关系。高祖崇经,其诏令引《诗》亦颇有深意;太宗继续巩固经学地位,其诏令引《诗》更以服务现实政治为目的;高宗及以后数朝,经学地位有所下降,诏令引《诗》多乏善可陈;睿宗时境况略有回升,为玄宗时经学复兴作了很好的铺垫。

唐代诏敕的用典艺术

唐代诏敕即唐朝皇帝的圣旨。宣谕天子之命、教化臣民的政治功用性,以及草诏者高超的文章技巧,赋予了唐代诏敕高雅华丽的主体风貌,纯熟的用典艺术是它突出的文学特征之一。用典美化了唐代诏敕的文章形式:使其语辞华丽,对仗严整,切合声律;使其援古证今,言之有据;使其减少了冗词赘句,以微言传达出深意。对唐代诏敕用典艺术的考察,是一项有意义的文学研究活动。

论苏颋制敕新变与唐文演变之关系

苏颋受唐玄宗"崇雅黜浮"政策以及苏氏家族传统特别是五世祖苏绰之影响,在撰写制敕时有意识地在句式、用典、文采等方面力求变革,虽仍为四六句式但不强求对偶,典故密度不大且喜用明典,文采焕发自然。苏颋制敕意理明确、典雅庄重,特别是在内容的典实与风格的典重以及追求以达意为宗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当时曾产生广泛影响,并直接或间接对贾至、陆贽、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制敕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大诏令集》彭元瑞校本评议

《唐大诏令集》彭元瑞校本之底本抄自该书之四库底本,因抄手疏漏,错误较多;彭校本采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校勘过,彭元瑞亦曾着力搜集用以比勘的他校材料,但其校勘并非尽善尽美;《全唐文》从《唐大诏令集》中辑录诏令时却采用彭校本为底本。

由隋义宁二年五月诏与唐武德元年六月诏看李渊兴兵及隋恭帝禅位的真相

初唐诏敕文是初唐时期皇帝于施政过程中发布的"王言政令",是具有最高权威的下行政治公文,涉及到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律法、外交、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的史实,和《大唐创业起居注》《唐太宗实录》等史籍一道,都属于第一手资料,史料价值很高,可补正史之阙。即便是那些旨在宣扬皇德的诏敕文,如皇帝的即位、改元、祭天、封禅诏书,也为我们考察当时的史实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本文主要从文史结合的角度出发,通过考察隋义宁二年五月诏与唐武德元年六月诏,来挖掘其中隐藏的李渊兴兵反隋及隋恭帝被迫禅位的真相。

试述唐高宗李治的《简择史官诏》

唐高宗李治《简择史官诏》中的"操履贞白"、"业量该通"、"谠正有闻"、"灼然为众所推"、"亦恐泄漏史事"五个标准,是我国古代遴选史官的第一个公开标准,是唐以前历代杰出史官优秀品质的结晶,是后来"史才"、"史学"、"史识"、"史德"说的依据之一。它不仅是当时一个胜任史官的必备条件,也是其后历代史官和史学家修养自身的标准,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的借鉴意义。

初唐诏敕文撰制者述论

诏敕文是中国古代帝王专用的政令文体,具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拥有独特的撰写、审核、发布等运作体系。初唐时期的诏敕制度在沿袭前朝经验的基础上,为了顺应时代发展,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突出表现为"掌书制诰"不再是中书省的专属职能,初唐诏敕文在撰制者身份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文学视角下的唐代诏敕研究——由唐武德九年六月至九月诏书看李世民弑兄夺权及李渊被迫让位的真相

初唐诏敕文是初唐时期皇帝于施政过程中发布的"王言政令",是具有最高权威的下行政治公文,涉及到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律法、外交、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的史实,和《大唐创业起居注》、《唐太宗实录》等史籍一道,都属于第一手资料,史料价值很高,可补正史之阙。即便是那些旨在宣扬皇德的诏敕文,如皇帝的即位、改元、祭天、封禅诏书,也为我们考察当时的史实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本文主要从文史结合的角度出发,通过考察唐武德九年六月至九月诏书,来挖掘其中隐藏的李世民弑兄夺权及李渊被迫让位的真相。

浅析清朝前期与西藏的政治互动——以《皇太极敦请萨迦法王诏书》为中心

《皇太极敦请萨迦法王诏书》现存于西藏博物馆,是西藏目前发现最早的清朝颁发给西藏地方的诏书。其中所册封宗教人物的考证,不仅有助于了解17世纪中叶西藏地方各种政治势力和教派力量之间的上下角逐和利益诉求,更为重要的是为研究清朝前期与西藏政治互动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因此,笔者以此诏书的历史背景及相关人物关系着手,进一步阐析了清初西藏地方各大政治力量互相角运的社会背景。同时探讨西藏地方各政治势力为寻求清朝政治力量的支持所做出的努力,以及清朝"利用藏传佛教,笼络蒙古"治藏模式的早期实施。

《全唐文》初唐诏敕编年考辨

《全唐文》是研究唐代文学、文化的重要文献,但由于其编纂乃杂出众人之手,并且历经了漫长的辗转传抄过程,因而其收录的唐代诏敕文本存在很多的讹误,尤其是文本没有系年或系年错误。本文所举的编年考辨之例,包括对无系年的初唐诏敕文的订时,以及对有系年但年号、年份、月份存在争议的初唐诏敕文的考辨。

唐代诏敕文献留存情况述论

唐代诏敕文是唐朝帝王专用的下行政治公文,具有布告天下、咸使闻之的实用功能,以及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性,不论在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都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然而从文献留存情况来看,唐代诏敕文大多未被《新唐书》收录,《旧唐书》《通典》《唐会要》《册府元龟》等书中收录的唐代诏敕文多存在缺漏,清朝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时,《唐大诏令集》便已经阙失二十多卷,因此,对唐代诏敕文献留存情况的梳理论证,是一项必要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唐代中枢决策机构内外制与词臣草诏权之争

唐前期是中枢决策机构内外制的萌芽阶段,唐中后期则是发展成熟阶段。虽然从开元二十六年学士院成立时就基本确立了翰林学士草拟内制、中书舍人草拟外制的基本格局,德宗时两者的分工更为明确,但是从玄宗开始,就一直存在翰林学士草拟外制、中书舍人草拟内制的现象,即使到了德宗朝翰林学士欲望极为膨胀时,仍存在中书舍人草拟内制的现象,宣宗朝这一现象极为突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草拟内外制相互渗透,其原因在于:第一,晚唐时期,随着中书门下体制的发展演变,宰相的决策权越来越大,翰林学士在中书门下体制下的决策权则明显下降;第二,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两个群体的成员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存在相互迁转的现象。

唐初三朝进士科及第群体初探——以《登科记考》为中心

唐初三代科举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士子打开了仕进之门,但实际上进士科及第者同样要经过为官者的保荐才可成功,而家世背景更是被录取的重要考量因素。因此,唐初三代的进士群体依旧体现了当时社会的"门阀"特性,与宋以后士人社会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唐初三代进士科及第群体在地域分布、仕宦状况和郡望等方面体现了这一时期北方世家大族,尤其是关陇贵族对于科举进士科的影响与把控,也证实了内藤湖南所述"唐宋变革论"中世社会的特点。

骈体散化:初唐诏敕文体风貌研究

初唐诏敕文是初唐时期帝王专用的具有最高政治权威的政令文体,是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及实用功能的"王言",有着独特的文体色彩。在文体形式上,初唐诏敕文虽然继承了六朝诏书文风的显著优点,讲究声律、辞藻、对仗等艺术形式的雕琢,但是由于受到唐朝开国之初百废待兴、昂扬开阔的时代风气的影响,以及为了更好的实现在百姓中"布告天下,咸使闻之"的政治功效,因而在文体风貌上呈现出骈体散化的发展趋势,对骈文传统体制上的一些过于拘泥僵化的形式缺点进行了变通。

唐前期皇位传承观念及皇位继承不稳定原因再探讨

唐前期的皇位继承状况极其复杂。唐前期帝王都试图接受"立嫡以长"的传统,并努力将其作为制度付诸施行。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唐前期的皇位继承在遵守制度之外又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即不稳定性。从唐代统治者之关陇军事贵族出身和沾染胡化两方面来分析唐代的皇位传承观念,可以探讨出影响唐前期皇位继承的政治文化因素。

唐朝前期皇位继承制度不稳定原因初探

从李氏一族重武功及唐初权臣之政治地位两方面分析了唐朝前期(玄宗以前)皇位继承制度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即李氏一族自北魏后世代为将,而且与少数民族有很深的渊源,因此选择嗣位之君,有"择勇猛者立之"的倾向;唐初关陇军事贵族与山东士族在政治上占有重要地位,双方均欲拥立嗣君,以得元勋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