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儒术”与“儒学”的融合——以诏令引经为视角

“儒术”定型于汉武帝以后,在西汉中后期逐渐与“儒学”相融合。帝王诏令常征引儒家经典,武、宣时期主要以儒家经典为既定的政策提供依据,为“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披上儒学外衣,元、成、哀、平时期以儒家经典为出发点制定政策。儒家经典成为诏令的直接理论来源,在国家大政方针上无不体现儒家思想。

西汉大赋发展与皇权变迁

文景时期赋的创作者主要集中在诸侯身边,显示了诸侯王本身的强大实力。武帝收回诸侯的权力之后将赋家招揽到了自己身边,要求他们用大赋彰显皇帝的权威,并以赋家作为安抚各地的代言人,以此达到通过文化渗透集中皇权的目的。宣帝时期大赋已成皇帝专用的颂赞式文章。成帝则因后宫乱序、频繁扰民而逐渐失去皇室在民间的威望,皇权开始衰落,故而此时大赋以讽谏为主题。西汉末王氏篡权,大赋也失去了政治功用,转而成为个人创作。可见西汉大赋的发展与当时皇权的变迁息息相关。

略论汉代的三年丧

三年丧始于商周,但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很少有人实行。汉文帝临终时曾制短丧诏,但自武帝时即有服三年丧的记载,到西汉后期服三年丧的渐多,东汉遂成风气。汉代统治者对于三年丧的政策诏令虽有前后矛盾或不一致的地方,但总的说来却是持支持、鼓励的态度,甚至带头服三年丧。盖因汉代盛行经学,而东汉统治者又特别提倡名教礼法使然。

试论汉代帝王诏书中的生态意识

以追求和谐、珍爱生命、顺天应时、鼓励树艺等为代表的生态意识,是中国传统生态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两汉时期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生态意识演进的重要阶段。汉代帝王某些诏书在布告国家大政方针的同时,也蕴含着有益的生态意识,表现为承天顺地、调序四时的生态和谐意识,劝农顺时、减刑育物的生态保护意识,假民山泽、鼓励树艺的生态经营意识。三者相互联系,层层递进,对传统生态意识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罪己诏”论西汉道统与政统之关系

西汉"罪己诏"的产生,既是禹、汤以来君王罪己传统的延续,也是西汉国家建构中道统和政统博弈的结果。儒家学说地位的隆升,使得圣王、圣人之说成为评判政治的理论依据以及衡量政治行为的标准。在决策政治事务时,西汉皇帝的个人看法常与儒生相绌,此时多用"罪己诏"来调和彼此的矛盾,正体现出道统与政统的相互适应和不断调整。

诏书与西汉时期的儒学传播——以《汉书》帝纪为中心的考察

西汉中期,儒学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这也反映在诏书内。西汉诏书大多由儒学化的学士撰草,在行书过程中,有着与儒家经典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论述模式。儒学化诏书形成于汉武帝时期,并成为古代社会通行的诏书形制。西汉诏书不仅广泛引用儒家经典如《尚书》、《诗经》等的文字,其内容也体现了儒学的思想价值,是儒学思想的重要载体。这个载体因为由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发布,较之儒学典籍的传播和学校教育,其覆盖面更为广大,从而成为西汉儒学传播的另一重要渠道。儒学化诏书的出现,不仅是西汉中后期主流政治价值观转向的体现,也是政府意欲推行儒学以教化民众的措施。国家以诏书形式参与儒学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促进了儒学对当时民众社会的"涵化",推进了汉代社会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

西汉儒家知识分子对皇权的抗争

西汉初年,儒家的总体趋势是为汉代大一统政权服务,也体现一定的抗争精神:发挥天下为公观念以批评皇位传子的事实,宣扬汤武革命的合理性以警告统治者。西汉中期,这一抗争精神有了新的发展:从哲学上对皇权作出限制和对统治者提出禅让的要求。西汉后期,儒家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公观念为依据,发挥天命无常的思想,对皇权提出猛烈的批评和严重的警告。西汉儒家知识分子对皇权的抗争,对此后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汉代诏书与民生问题研究

汉代皇帝诏书中有很多是关注民生问题的,按内容可分为若干类,根据不同时期某类诏书数量的多寡,可推知不同时期诏书关注民生问题的侧重点不同。大致而言西汉前期皇帝比较关注农业和刑罚吏治问题,后期赦诏和求言选贤诏较多;东汉诏书较多关注刑罚吏治问题,东汉中后期赈济灾贫的诏书较多。皇帝诏书发挥的作用,取决于诏书本身的内容,更取决于官吏对诏书的贯彻执行。影响皇帝发布关注民生诏书的思想背景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神佑有德者的观念、对上古帝王德治境界描述的信仰、对阴阳灾异学说的信仰。

西汉后妃的悲剧色彩

西汉后妃是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女性群体。在后宫争宠争权的残酷角逐中,失败的后妃往往是被废、被杀或自杀;有些后妃虽然一时成功,但是随着政权的变更,同样是下场凄凉;还有一些后妃则完全成为政治牺牲品。作为帝王的妻妾,那些无宠和失宠的后妃在情爱方面都有太多的缺憾和痛苦,有些后妃即便是地位尊崇,大权在握,可是她们的内心深处仍然有难以愈合的创伤。

关于西汉梁孝王刘武历史地位的评析

梁孝王是西汉文景时期的重要人物。他坚拒吴楚七国之乱,为维护汉朝天下,捍卫国家统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招贤纳士,提倡风雅,开创了西汉梁国文化的繁荣局面;他生活极度奢侈豪华,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但在客观上却给后人留下了可供游赏观览的历史文化胜迹;汉景帝的随意许诺,窦太后的偏袒宠爱,在抵抗吴楚七国之乱中立下的汗马功劳等,都使他野心膨胀,终于上演了一场皇帝梦破灭的人生悲剧。

简论西汉诏书的传播内容、渠道及效果

西汉诏书在帝制时代有着最高的权威性,其所承载的内容也非常丰富,并有着特定的传播渠道和广泛的传播对象。由于西汉诏书的效力法令化、内容实用化、传播途径专门化和制度保障法律化等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其独有的传播效果。

“罪己”并非悔过——由汉代诏令看“罪己诏”的界定

关于汉代罪己诏的含义,学界众说纷纭。对现存汉代罪己诏进行考察可知:其颁布与皇帝因自身过失而主动承认错误没有必然联系,它实质上是皇帝以罪己为由,通过宣扬浓厚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以塑造德行神圣的皇帝形象并维护皇权的产物。狭义的"罪己诏"以罪己作为诏令的核心内容;广义的"罪己诏"则只是使用了一些罪己套语,为诏令的官方表达提供了一种范式而已。从内容来看,罪己诏又可分为责任型罪己和悔过型罪己两种类型,前者的数量远大于后者。

玉门花海七棱觚校释

1977年在甘肃敦煌玉门花海出土的一件西汉七棱觚,抄录了一份皇帝临终给皇太子的遗诏,以及一封边境士兵之间来往的私信。长期以来,学界对此已有很多研究。本文从语文学的角度重新讨论这件西汉木觚,对诏书和私信的字、词和文句都重新作了解释,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诏书的历史背景和年代,认为诏书应是汉文帝给汉景帝的遗诏。

风水思想与西汉帝陵关系研究

风水思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秦汉时期,它对帝陵建筑文化有着很大影响,它所包含的环境哲学思想体现了古人对建筑与天、地、人关系的认识,是研究和了解西汉文化(尤其是丧葬文化)的一把钥匙。但是,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其中也包含有很多糟粕,需要在科学基础上辩证认识。

东汉时期关中西汉帝陵的文化地位及影响

秦汉时期的关中不仅是雄视天下的"天府之国",更是当时世界上的文明与文化高地。东汉皇帝为了绍继西汉,取得文化上的正统地位,对关中西汉帝王陵墓格外重视,从开国皇帝刘秀开始,就确立了定期拜谒、祭奠关中西汉十一陵的制度。刘秀之后的东汉皇帝,大都能继承刘秀的遗风,多次亲临西京长安,祭祀关中西汉帝陵,充分显示了关中西汉十一陵在东汉政治和礼仪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西汉农业诏书探析

西汉农业诏书及其所反映的农业政策可分为六个时期。农政主要包括:颁布劝农诏,鼓励农业生产;减免租赋,与民休息;振贷贫民,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皇帝倡导节俭,躬耕藉田,以劝农天下;建立完善的农业管理体系等内容。这些政策促进了国家农本思想形成、农业技术推广,以及农业经济繁荣,并成为封建社会农政的基本模式,使以农立国的传统正式形成。

西汉帝陵营建人员的组织和管理

建筑营建人员的组织和管理是中国古代建筑工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汉代工官制度的研究还一直停滞在粗略的描述阶段。本文以西汉帝陵为例,在搜集和整理相关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基础上,试图对其营建过程中的各类人员组织和管理进行挖掘和探究,以期呈现出汉代建筑工程人员组织和管理的系统框架。

论西汉前期诏令

汉代诏令颇得好评,其中西汉前期诏令尤受赞誉,主要原因在于这些作品流露了真性情,凸显了有关帝王的精神气质与个性:汉高祖诏令简易朴实,近乎口语,体现了高祖本人的豁达大气;汉文帝诏令平和自然、以情动人,体现了文帝本人的谦和仁慈;汉武帝诏令主要体现了他雄豪自负的个性。

文景之治与孟子仁政思想的汉初践行--以汉文帝诏令对《孟子》的传承为例

汉代“文景之治”源于对黄老思想的践行,这一观点几为学界共识。然而系统梳理汉文帝诏令发现,其对《孟子》中记载的仁政思想却多有言及,并且这一特点贯穿了汉文帝整个执政时期,甚至官方对汉文帝一生功绩的定位也与《孟子》中的仁政记载若合符节。这表明汉文帝对孟子的仁政思想存在高度认可,“文景之治”或是汉初儒术治国的一次成功践行,而这次尝试的成功又成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的先声。同时此说也可以合理解释,孟子学史上的诸多标志性事件在汉文帝时代的集中出现并非偶然,而恰恰是政治与学术互动的必然结果。这也提醒我们,对孟子“政治之学”的关注不应仅集中在学术层面,在汉代孟子学史的梳理过程中,统治阶层对孟子仁政思想的态度和立场同样不容忽视。

肩水金关汉简《永始三年诏书》校读

自《永始三年诏书》公布以来,文字考证分歧很大,《肩水金关汉简（肆）》虽有校订,仍有不足之处。本文对相关文字进行了改释和补正,并对简的顺序进行了一定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