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用排偶”与明清制义的文体特征

“制义”是明清科举考试中经义文体的正式名称,“八股文”则是对经义文体的俗称。明代官方正式文件从不称其科举文体为“八股文”,明代的经义文集一般不以“八股文”为书名,“八股文”一词不能准确、全面揭示明清经义文的文体性质和特点。《明史·选举志》指出“体用排偶”是明代制义主体部分的文体形态特点。“排偶”包括排比和骈偶,骈偶类包括两扇、四段、六股、八股、十股、十二股、十六股等。在排比类中存在着一种股数为奇数的排比形态,如三股文、五股文、七股文、九股文,可统称为“奇股文”。奇股文的存在应引起我们重视,明清制义文体的本质与特点需要重新认识。决定明、清制义“排偶”部分文体形态的,是题目的句型结构特点和语义结构特点。当然,作者的修辞理念和兴趣也对其“排偶”设置产生影响。明代成化之后,八股形态在“排偶”诸形态中占据主流地位,这既与它契合传统文章学理念有关,也与科举考试的标准化进程是相呼应的。

清代书院课艺:联结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历史文献

在上千年的中国书院史上,多数书院都重视以考促学。从流传形态来看,清代书院课艺主要分为课艺原件、编入别集中的课艺和以书院名义选编的课艺总集三大类别;就主课艺内容而言,清代书院课艺大体包括制艺试帖、经史词章、时务西学等门类。书院课艺数量与书院数量、考课次数、书院额数和刊刻频率直接相关。尽管历史上汗牛充栋的书院课艺多已散佚,但其现存数量依旧十分巨大,无法准确估算。清代书院课艺具有一定的经学、文学、史学、书院学和科举学价值,深入挖掘其中的有用元素,可以从书院考课内容与科举考试内容、考课衡文标准与科举衡文标准、书院育人目标与科举取士目标、科举人物的思想观念与关系网络、书院生徒平时成绩与科考录取率等方面,考察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共生和互动关系。

清代官学教材探讨

清代中央集权高度集中,官学教育与文教政策、科举制度结为一体,对教材产生制约和影响。清代以《四书》《五经》《数理精蕴》《大清律例》和宋明理学家著作为主的官学教材服务于官学教育实际需要,并同时发挥封建王朝选拔官吏、造就地方贤达绅士以及传播学术文化、教化民众等多种功能。清代官学教材不仅保障官学教育的实施,有助于稳定封建社会秩序,也作为中华文明厚重历史资源的组成部分,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延续和当今学校教材改革有着深刻的启示。

“明远”意蕴之澄明与当代考试文化建设

明清科举制度中,居于贡院前场中心区域的明远楼所昭示的“明远”,与处于核心地位的至公堂所昭示的“至公”,都是值得重视的科举精神文化遗产。然而,现有研究对“明远”意蕴少有探讨,还存在释意舛误等明显缺陷。核究“明远”的来源及其发展,揭示其对明清科举考试制度的提撕及其在实施中所经历的澄明与遮蔽,对于我国考试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比丘林1834年《大学》俄译本手稿初探

俄国汉学家比丘林1834年翻译的《大学》译本内容丰富,语言准确,系迄今为止最详尽的《大学》外译本之一。该译本虽以手稿形式保存,暂未出版,但具备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以该部手稿为基础,从历史背景、底本考证、译本结构、学术价值四个层面对手稿进行了描写与分析。研究表明,该部手稿以清代坊间的应举用书为底本,在引介儒家经典的同时,还能够为俄国汉语教学提供高质量教材。译本不仅包括《大学》原文和朱熹章句,还涵盖了历代诸儒辑要、书塾讲义、人物考等多项内容。手稿将科举制度下中国文人对儒家经典的释义与解读原汁原味地译成了俄语,对俄国汉学的奠基与发展、对俄罗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末科举改制下的浙闱新变与现实省思

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颁发科举改制谕令,对乡试命题范围、参考书目以及阅卷标准等进行改革。但改革使入闱前浙江士子进退维谷,闱场内乱象也不一而足,考生失范行为频现,仓促条对、敷衍作答、试卷曳白被贴者更不知几何。最终,在考生消极应对与考官素质不足、路径依赖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新制精神的落实大打折扣,以致科举制度最后的更张未能为自身续命。清末科举改制失败对当前考试制度改革,尤其是高考制度改革,仍具有重要启示。它警示后世在推出重大考试改革之前,务必要系统谋划,充分准备,循序推进。

清末贵州进士石赞清殿试卷考述

石赞清是清末贵州名臣,为道光十八年(1838)科举进士,其殿试卷原件辗转海外,今完整保存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针对道光皇帝提出的风俗教化、积聚存储、指挥训练和选贤任能四项策问,石赞清在殿试策对中条分缕析,建言献策,体现其济世匡时的政治谋略。通过对石赞清科举殿试卷进行考察分析,挖掘其丰富的历史内涵,可以窥探清末时期的政治状况、经济政策、学术思想及教育水平,从而体现殿试卷珍贵的档案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

清代科场冒籍与土客冲突

户籍制度是科举制度得以推行的基本保证 ,但是清代户籍制度遭遇商品经济发展、流动人员增加、社会变迁加快等因素的挑战 ,户籍管理变得难以实现。商籍是大商人们凭借同籍官员而谋得的合法占有科举名额的途径 ,冒籍则成为各种类型考生谋求走向仕途的不合法之道 ,这其中可以区分出多种不同类型 ,也引起了诸多新的社会矛盾 ,乃至形成严重的土客冲突。从科举的社会史角度出发 ,对冒籍问题加以解读 ,可以帮助我们解开清代社会矛盾的部分死结。

清代保定莲池书院与科举制度

书院与科举考试制度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保定莲池书院是官立书院,书院教育目标定位于为科举考试服务。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变迁,保定莲池书院的课程设计和考课制度进行了调整,书院主持者也对科举制度进行批判,由此既推动了书院教育的近代转型,也促进了近代教育制度的确立。

清代官学教育的特点——兼论适应性教育的后果及其启示

视教育为教化以适应政治需要,视程朱理学为知识来源以确立统一的思想和行为规范,以科举制度作为教育发展的制度保障,以功名利禄作为调动士子求学的激励因素,以文字狱实现对士人的彻底控制,是清代官学教育的特点。这种教育在适应政治需要、维护统治秩序方面显示出巨大的优势,却在应对社会变革并引领社会发展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弊端,致使近代以来的社会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适应性教育的这种后果,对重新认识教育及其规律乃至对今日教育改革不乏启示。

从“枪手”看清代科场枪替活动的市场化倾向

枪替是清代科举考试中的主要舞弊方式之一。枪替活动与当时的社会经济、风尚习俗相互影响 ,乃至出现了较显著的市场化倾向。乾隆年间是枪替活动比较活跃的时期 ,雇倩枪手作弊现象在童试和岁科试中更具普遍性。

清代科举文人官年现象及其规律

中国古代文人的年龄有官年与实年之别。官年指填报在官方朱卷、档案、履历等官册上的年龄,它与一个人的实际年龄(简称"实年")常常存在不相一致的现象。通过相关文献留存最为丰富的清代科举文人官年与实年的大数据统计分析,可以初步总结其基本规律,对清代人物生卒年的考订和清代科举文化史的研究皆有裨益。

科举对清代社会流动的影响——基于清代朱卷作者之家世分析

通过对《清代朱卷集成》七千多名举子家世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清代,尽管获得科举功名者大多数出身于较高社会阶层,出身于上五代均无功名家庭的举子要实现向上流动相当艰难,但一定比例的布衣借着科举得以升迁的事实,说明他们仍有一个较为公平的上升渠道。姻亲和母系家族对于举子提升社会阶层几无助力。居住城市的举子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要比乡居举子大得多,但家世在实现社会流动的过程中起着远比居住地更为重要的作用。

清末新政时期的袁世凯与实业教育

晚清新政之时,袁世凯力废科举,大兴学堂,为清末的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改革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他主张"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领导学部于各府厅州县设立劝学所,为新式教育发展提供保障,使教育体系更为完善;要求农务局在各地劝办农会,推广农业先进技术,发行农学刊物,翻译农学教科书,举办农产品评审会,初步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农业推广体系;倡导"自谋其生"的教育观,将"实科"、"实学"、"实益"落实在"谋生"理念之上。

太平天国运动与晚清科举制之关系探讨——兼论清廷推行捐纳举措的得与失

文章从科举制度层面透析太平军军兴之因,用史实揭示了清廷通过大开捐纳和竭力恢复科举制的整合和控制功能,赢得了大多士绅的归附,打赢了与天国政权之间的人心和人才争夺战。但这也造成了官民流动机制的变异,清廷功利政治的泛滥。它拓宽了太平天国运动史的研究视野,对全面认识晚清政府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

清代广西进士分布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

清代广西涌现出数量较多的进士,他们的籍贯多集中分布在桂东地区,桂西地区中式进士者寥寥无几,进士空间分布呈现出东多西寡的格局,这与桂东与桂西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交通便利程度以及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等密切相关。

论清代书院与科举之关系

清代书院的兴衰和清朝政府的态度具有很大关系,政府加强书院建设是为科举培养人才,书院只有和科举联系起来,才能获得发展,故清代书院表现出与科举同命运的特点,因科举的兴衰而兴衰,因科举的废除而改制,书院俨然成为科举的附庸,许多书院的条规都是围绕科举而制订的,如书院的活动安排和章程的制订,都以科举为中心,这说明书院终究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

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论析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对科举持理性的态度,在从事时文教育时,也注重包括古文在内的综合素质培养。这些书院施教者通过制定学规、撰写经典古文著作的叙录或评点时文课艺等方式,要求生徒钻研古文,从中汲取丰富的养料,为时文写作提供借鉴。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有助于提高生徒的时文写作水准,增强生徒的应举能力;也有助于提升生徒的综合素养,为社会输送健康的人才;还有助于丰富时文理论,促进古文的发展与传播。一些书院进而以经是文学的源头为依据,凸显经书研读在"以古文为时文"教育中的重要性,试图纠正清廷的科举目的与士人的应举意图之间所出现的错位现象,真正发挥书院传道讲学的教育功能。

清代书院的知识结构——以阅读指南、课业设置和考课题目为考察视角

清代书院的知识结构,大致包括"俗学"、"古学"、"新学"三个方面,即时文类书等应试之学、传统四部之学、晚清时务泰西之学。具体情形,可由书院的阅读指南和课业设置获知一二。书院士子的知识广度,主要体现在古学和新学方面,这在经史词章类、时务西学类课艺的题目中,有具体而直观的呈现。总体看来,清代书院提倡读经典为主、读类书为辅,反对庸烂时文和二手知识,对卑俗的应试学风有纠偏之功,有助于士子建构健全的知识体系;清代书院与科举的关系,是积极的良性互动,而不是消极的"附庸"。

经史之学与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虽从事科举文教育,但不唯之是从,而是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此举上溯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经史之学的优良传统,根植于孔子"博学于文"的思想主张,来源于以学术导向矫正利禄歪风的迫切要求。生徒只有学充养邃,才会眼界高、气味厚、笔力健。清代一些书院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使得生徒学文不是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训练,而是拓展为与炼品、践行、培识的结合。这些书院通过教育,能够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