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用排偶”与明清制义的文体特征

“制义”是明清科举考试中经义文体的正式名称,“八股文”则是对经义文体的俗称。明代官方正式文件从不称其科举文体为“八股文”,明代的经义文集一般不以“八股文”为书名,“八股文”一词不能准确、全面揭示明清经义文的文体性质和特点。《明史·选举志》指出“体用排偶”是明代制义主体部分的文体形态特点。“排偶”包括排比和骈偶,骈偶类包括两扇、四段、六股、八股、十股、十二股、十六股等。在排比类中存在着一种股数为奇数的排比形态,如三股文、五股文、七股文、九股文,可统称为“奇股文”。奇股文的存在应引起我们重视,明清制义文体的本质与特点需要重新认识。决定明、清制义“排偶”部分文体形态的,是题目的句型结构特点和语义结构特点。当然,作者的修辞理念和兴趣也对其“排偶”设置产生影响。明代成化之后,八股形态在“排偶”诸形态中占据主流地位,这既与它契合传统文章学理念有关,也与科举考试的标准化进程是相呼应的。

清代书院课艺:联结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历史文献

在上千年的中国书院史上,多数书院都重视以考促学。从流传形态来看,清代书院课艺主要分为课艺原件、编入别集中的课艺和以书院名义选编的课艺总集三大类别;就主课艺内容而言,清代书院课艺大体包括制艺试帖、经史词章、时务西学等门类。书院课艺数量与书院数量、考课次数、书院额数和刊刻频率直接相关。尽管历史上汗牛充栋的书院课艺多已散佚,但其现存数量依旧十分巨大,无法准确估算。清代书院课艺具有一定的经学、文学、史学、书院学和科举学价值,深入挖掘其中的有用元素,可以从书院考课内容与科举考试内容、考课衡文标准与科举衡文标准、书院育人目标与科举取士目标、科举人物的思想观念与关系网络、书院生徒平时成绩与科考录取率等方面,考察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共生和互动关系。

清代官学教材探讨

清代中央集权高度集中,官学教育与文教政策、科举制度结为一体,对教材产生制约和影响。清代以《四书》《五经》《数理精蕴》《大清律例》和宋明理学家著作为主的官学教材服务于官学教育实际需要,并同时发挥封建王朝选拔官吏、造就地方贤达绅士以及传播学术文化、教化民众等多种功能。清代官学教材不仅保障官学教育的实施,有助于稳定封建社会秩序,也作为中华文明厚重历史资源的组成部分,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延续和当今学校教材改革有着深刻的启示。

“明远”意蕴之澄明与当代考试文化建设

明清科举制度中,居于贡院前场中心区域的明远楼所昭示的“明远”,与处于核心地位的至公堂所昭示的“至公”,都是值得重视的科举精神文化遗产。然而,现有研究对“明远”意蕴少有探讨,还存在释意舛误等明显缺陷。核究“明远”的来源及其发展,揭示其对明清科举考试制度的提撕及其在实施中所经历的澄明与遮蔽,对于我国考试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比丘林1834年《大学》俄译本手稿初探

俄国汉学家比丘林1834年翻译的《大学》译本内容丰富,语言准确,系迄今为止最详尽的《大学》外译本之一。该译本虽以手稿形式保存,暂未出版,但具备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以该部手稿为基础,从历史背景、底本考证、译本结构、学术价值四个层面对手稿进行了描写与分析。研究表明,该部手稿以清代坊间的应举用书为底本,在引介儒家经典的同时,还能够为俄国汉语教学提供高质量教材。译本不仅包括《大学》原文和朱熹章句,还涵盖了历代诸儒辑要、书塾讲义、人物考等多项内容。手稿将科举制度下中国文人对儒家经典的释义与解读原汁原味地译成了俄语,对俄国汉学的奠基与发展、对俄罗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晚清长江中上游民船运输状况——以《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为中心的考察

1883年英国商人立德乐通过实勘实测的方法记录了其在长江中上游流域乘坐民船的航行情况,并留下数万字的旅行记录——《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生动再现了晚清我国长江中上游流域传统民船的运输状况。通过对行记的考察可以厘清我国民船的运输情形,自从清代前期长江流域全面贯通以来,逐渐积累了成熟的造船技术、完善的民船运营结构、丰富的行船经验等,都促进了长江民船运输专业化,高效率水运系统的形成。与近代轮船运输相比,传统民船在运输价格、航行范围、运营的灵活性上都具有优势,即使在晚清长江中上游开通轮船运输后,民船运输仍在持续发展。

清末科举改制下的浙闱新变与现实省思

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颁发科举改制谕令,对乡试命题范围、参考书目以及阅卷标准等进行改革。但改革使入闱前浙江士子进退维谷,闱场内乱象也不一而足,考生失范行为频现,仓促条对、敷衍作答、试卷曳白被贴者更不知几何。最终,在考生消极应对与考官素质不足、路径依赖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新制精神的落实大打折扣,以致科举制度最后的更张未能为自身续命。清末科举改制失败对当前考试制度改革,尤其是高考制度改革,仍具有重要启示。它警示后世在推出重大考试改革之前,务必要系统谋划,充分准备,循序推进。

进士“浮薄”词义流变与中晚唐士人的科举认知

唐代“浮薄”一词常与“进士”相关联,但该词最早并非运用在科举领域。安史之乱以后,其惯用语境发生迁移,从六朝品评之用转入科举视域,并在中晚唐时期关于科举改革的多次讨论中得到频繁使用,从品评人物声名到评价考生之德行与政治实践能力,以及作为空疏之学的代名词来唤起朝堂上下对“实学”的重视。在此过程中,“浮薄”逐渐成为“进士”的典型标签,其词语内涵也不断被注入新的要素,呈现出一种逐渐堆叠、累积并最终糅合的状态。通过梳理该词内涵逐步丰富化的情况,可以揭示中晚唐时期科举文化的两点事实:其一是考生长期所受的教育、备考模式与唐王朝后期真正的人才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其二是中晚唐士人曾力图从改革科举入手重振国势,虽未能成功,但这种努力仍可反映出唐人对科举的认识存在反思与深入的过程。

北洋医学堂百年研究述评

北洋医学堂是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西医院校,开启了中国官办西医教育的里程碑。文章按时间顺序分为晚清民国时期、新中国至2000年、2000年至今三部分回顾和述评了百余年国内外学者对北洋医学堂的研究成果,认为现阶段其研究存在认识度不高、研究范围狭窄、文献资料使用不足等问题,并就目前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思路做出了回应,进一步提出要培养高素质研究队伍、合理使用外文文献、加强系统性研究等方法,为中国近代医学史和医学教育史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清末贵州进士石赞清殿试卷考述

石赞清是清末贵州名臣,为道光十八年(1838)科举进士,其殿试卷原件辗转海外,今完整保存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针对道光皇帝提出的风俗教化、积聚存储、指挥训练和选贤任能四项策问,石赞清在殿试策对中条分缕析,建言献策,体现其济世匡时的政治谋略。通过对石赞清科举殿试卷进行考察分析,挖掘其丰富的历史内涵,可以窥探清末时期的政治状况、经济政策、学术思想及教育水平,从而体现殿试卷珍贵的档案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

晚明人士撰著《论语》读本探析

文章依据《论语文献集成·明代编》,摭取明万历以后问世的八种《论语》读本,依次叙述著者生平、成书缘由,通过梳理和概述其书的内容要旨,探析晚明时期《论语》读本类著述为士子科举制义计的文本特点,以及围绕程朱理学或阳明心学解经的诠释旨趣。

清中后期边疆地方志的土司书写与权力表达——以桂西道光《白山司志》与光绪《百色厅志》为例

道光《白山司志》与光绪《百色厅志》是清中后期桂西地区编纂的两部特色鲜明的地方志,修志者均对本地世袭土司予以突出记载。然而,由于时代背景以及话语权归属的不同,两部志书的土司书写又存在明显差异。王氏土司掌握道光《白山司志》的编纂话语权,能够在志书中对其家族形象加以建构和美化,以此巩固其世袭地位;光绪《百色厅志》由流官主导编纂,尽管志书同样对土官家族的功绩加以肯定,但其评价则较为客观,同时对于土官的罪行亦予以强烈批判,体现出修志者宣扬朝廷威严、加强改流地区社会控制的深层目的。无论是土官家族,还是朝廷流官,均充分借助官方政治语言,在国家认同的语境下,创造出自己需要的文本,地方志成为其表达话语权的文化资源,以及建构地方历史的重要工具。

论明清小说命名的文化内涵

小说命名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最直观、最直接的外在形式之一,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不同时期小说作家的创作思想和文学观念。论文立足于小说文本,从文化学研究视角切入,探讨明清小说命名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特色,重点阐述明清小说命名与民俗文化、科举文化、避讳文化等之间的关系。“三言”、《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折射出寄名、七夕“乞巧”等民俗文化;《女举人传》《女开科传》等小说命名包含科举因素,《封神演义》《镜花缘》等以金榜、题名录形式设置“榜”式结构的小说更是与科举文化密切相关;《水浒传》《红楼梦》《七侠五义》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反映了明清时期的避讳文化,“避讳”对相关小说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起到积极作用。

清季士人群体的科场书写及其“停科”效应研究

清季议改与议废科举的知识群体,尚有正在通过科举渠道晋升的士人。这些应试士子并非惯常认为的仅是被动和消极接受相关政令,而是以科场书写的方式参与到科举改废进程当中。清廷废除科举这一通常被视为“鲁莽灭裂”的举措,从光绪辛丑科举“改章”及督抚提议科举“中额递减”,到甲辰之际“中额递减”的适时出台和科举停废决策的正式启动,呈现出一条紧凑且又渐进的演化脉络。清季士人群体的科场书写不仅客观配合督抚科举“减额”提议的落地生根,其效应还延续至科举废除之后,具有超越科场本身并在远端触及政治决策和社会思想的言外之用。

清代中晚期程朱陆王论争问题的历史发展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朱子学备受尊崇。及至清中晚期,理学内部的道统问题基本解决,程朱陆王之学乃以调和的姿态共同对付来自理学之外的学术冲击成为主流。随着清中晚期乾嘉汉学的兴起与消长、西学的渗透与冲击,理学士人更是会通汉学与宋学,程朱陆王学术融合成为主流。不过,这种“融合”却多从形式上会通,而少有理论内涵上的创新。程朱陆王论争问题的重点已不再以是否“正统”为主要内容,而是转变成了纯学术方法论的问题,注重以不同的方法、范式来表达自我,回归朱陆文本元典。同样的,在十九世纪后期以至近现代朱子学时期,虽然程朱陆王论争问题成为学界一再提及的话题,但这时对于程朱陆王学术思想的辨析基本都与方法之变有关,并没有太多关于其学术内涵本质性差异的讨论。

清代东北男性结婚难问题研究与启示——基于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的分析

男性结婚难是我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利用历史人口数据库的分析研究能够为应对当前男性结婚难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基于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运用描述性统计和离散时间事件史分析技术,全面考察清代中晚期东北男性的婚姻行为特征、婚姻困难表现及其影响因素,我们发现,男性终身不婚率很高并存在上升趋势;男性所属社会阶层越低,其婚姻困难越严重;家庭的成员构成及其社会经济特征对男性婚姻困难有重要影响。研究认为,男性结婚难的根本原因是婚姻制度对底层男性的排斥,经济因素是男性结婚难的关键原因,人口与社会因素则加剧了男性结婚难程度;当前应对男性结婚难问题需要长期、全面和系统的政策措施和多方协作形成合力。

清中晚期江南十番与南北戏曲曲艺环流考论

清中晚期是全国戏剧戏曲等艺术形式发生深刻转变的重要时期。兴起于民间、晚明已趋活跃的江南十番得到明清文人诸多描述,呈现出独特的艺术特征,且与戏剧演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江南十番从演出人才、演出曲目到伎艺传承等诸多方面与北京宫廷等演出场域形成南北环流。在戏曲曲艺生态共同体的视角下,对江南及宫廷等南北十番演出情况的考述,深入探考南北曲艺环流下的地方曲艺发展形态,重新审视清代戏曲曲艺生态场域及历史进程,显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清代《萧山会试题名》及相关问题探讨

文章以民间收藏清代《萧山会试题名》抄本为主要依据,参阅清代科举资料并吸收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对清代萧山会试情况进行叙述,对该抄本未收进士进行补录,并对萧山进士中“冒籍”现象、科举家族及朝廷重臣等进行考述,较全面地反映清代萧山科举特别是会试的历史面貌。因萧山在历史上地名和所辖区域屡有变更,文章所讨论的清代萧山科举状况以1996年滨江区成立前萧山所辖区域为准。

清乾隆朝科举改革:动因、举措及影响

乾隆朝是清代进行最多科举改革的时期。为了扭转士子功利的求学考试心态与应对科场日益严峻的舞弊积习,在国力强盛与社会安定、王朝存续时段长、执政者强烈的革新意志与果敢坚毅的个性品质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下,以皇帝为代表的决策者对乡试中额、会试时间、乡会试题型、考试内容等进行规模不一、程度不同、较成体系的改革,使乡会试三场考试之制最终定型,一直沿用至清末,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体来看,乾隆朝多数改革举措成效显著,减轻了士子考试压力,增加了考试的客观性、可比性与公平性,促进了清诗的繁荣发展;但改制亦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增加了士子学习与备考的负担,减少了考试的特色性、专业性与实用性。

“以书取士,启于乾隆之世”之误——清代科举重书程度的真相探究

清代科举考试对书法非常重视,而至今清代科举重视书法的程度没有得到客观的评价。本文从清代科举考试相关文献与殿试卷原卷相结合分析论证,试图客观的还原清代科举考试对书法真实的重视程度,尤其是订正世人对清代科举考试“以书取士,启于乾隆之世”的错误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