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遗产:嘉庆朝官修图书与文化事业

嘉庆朝完全继承了乾隆朝的官修图书编修机制,持续产出大型官修图书,维持朝廷对于文化事业的引领。在乾隆朝趋于完善的《御制诗集》编修机制规范着嘉庆皇帝御制诗的创作行为,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存诗数量第二多的诗人。从嘉庆朝臣子们宫廷献诗的情况来看,嘉庆皇帝对于朝廷的文学活动并没有展现出足够的主动性。嘉庆朝的文化特色正是其在整体上受制于乾隆朝文化统治的“惯性”;当时士人风气的整体转变与嘉庆朝的文化政策之间形成了较为明显的断层。

清代宫廷画珐琅创作与皇权的关系探析

宫廷画珐琅作为清代中、西文化技术交流产物,更是宫廷御用造办的典型代表,通过对《康熙满文批奏折》《康熙汉文批奏折》《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各成做活计清档》等宫廷文献地再读,发现宫廷画珐琅的研发制作以皇帝个人意志为开端,生产制作地点围绕皇权所在,皇帝审美则通过提出制作要求、览阅画样、器型推荐、成品品评等设计及生产环节渗透到画珐琅作品中。因此,康、雍、乾三朝画珐琅作品各自风格的展现与皇权渗透下的珐琅艺术创作路径密切相关。

情感交流与关系交融——论清代宫廷年节饮食活动

清代宫廷年节饮食活动从腊月二十三至正月十五,有的年份甚至延续到正月末,持续时间非常长。年节之际,清宫廷举办诸如除夕、元日、元宵等节日饮食活动,举办频率高,涉及人员广,盛况空前。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年节饮食活动,依赖于包括皇室、亲王、郡王、贝勒以及外藩王等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而在各自的责任担当中,也强化了其作为王朝重要统治成员的身份认同,增强了宫廷凝聚力。在觥筹交错的氛围中,清代宫廷年节饮食活动渲染出浓厚的“缘人情而制,依人性而作”的情感色彩,其也成为团结蒙古各部,维护民族大一统的重要方式。

从清宫到伦敦——传顾恺之《女史箴图》西传轨迹及外流成因再检讨

传顾恺之《女史箴图》于20世纪前后从清宫流出,辗转成为大英博物馆百余年来的镇馆之宝。因缺乏相关直接记录,画卷流出轨迹及成因等问题说法不一。实际上,《女史箴图》是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流出清宫,被英国的克拉伦斯·约翰逊上尉带离中国。依据他写给大英博物馆版画及绘画部的负责人悉尼·科尔文的信件等档案资料及馆藏信息,该画卷的入藏性质属于金钱交易品。因此一种广为流传的“赠礼”说法不足采信,它与该画卷作为金钱交易品的入藏时间、性质、逻辑等抵牾不合。画卷是被八国联军侵略者从北京劫走,掠夺者指向英国军官约翰逊。

国家图书馆藏清宫档案《景运门现行事宜》考

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传世稀少的《景运门现行事宜》,是晚清宫廷警卫系统的内部档案,也是研究清代宫廷史的一手文献。从体例上看,该书的编纂者具备一定的档案加工意识,在保证可据性的同时提高了可读性。从内容上看,该书保留了清代上谕、奏折等档案的原始面貌,承袭了清代政书档案中“例”的色彩,不仅保证了文献的原始性,还极大地体现了档案文献的工具性特点。有关《景运门现行事宜》的研究,对了解清宫档案的类型及清代官员私纂档案汇编的行为具有重要价值。

论清朝的藩属国——以清廷与中亚“藩属”关系为例

本文在对与"藩属"相关概念进行细致分析梳理的基础上,以清朝与中亚地区"藩属"之间的关系变迁为切入点,对清朝的西北方向藩属政策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为进一步归纳与总结清朝的藩属体系与政策提供了初步的框架。

清宫文物散佚与征集

清代帝王十分重视文物收藏,特别是乾隆皇帝,更使宫廷收藏达到了极盛。然而,自近代以降,清宫文物的聚散存藏与国势盛衰和民族荣辱息息相关。19世纪中后期,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劫掠和焚毁、八国联军对皇室财宝的抢劫与破坏,成为中华文化史上令人痛心的一页。辛亥革命后,逊帝溥仪暂居宫禁,大量清宫文物以各种形式流出紫禁城,散佚于国内外。故宫博物院成立后,清宫文物公之于世。20世纪三四十年代,故宫文物南迁及部分文物运台,最终形成了"一个故宫,两个故宫博物院"的局面。抗日战争胜利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财政支持下,故宫博物院在清宫文物的征集、回购和追索方面做了极大努力。与此同时,超过850万件的清宫文物经由国家主管部门调拨,散藏于国内众多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及其他机构。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清宫文物被赋予了民族文化命脉的意义。

清宫御膳中的海鲜

从乾隆朝的膳单中可以看出,清帝御膳以鸡肉、鸭肉和猪肉、羊肉为主,辅以白菜、茄子、韭菜、豆腐等,间有鱼肉,但鲜有海鲜。其实,乾隆皇帝对海鲜有着较为深刻的认知,而当时社会上亦形成了诸多的海鲜烹饪方式,这都未能将其引入宫中。皇室的饮食传统及当时的饮食观念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至晚清时期,海鲜则被引入宫中,成为帝后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宫“技勇太监”源流发微

康熙末期,储位斗争激烈。皇子纷纷交结康熙帝亲昵的侍卫、太监,引为耳目。雍正入据大宝后,整肃宫禁,清洗先皇身边的近侍与中贵。他为提防变生肘腋,挑选太监习武,守护大内,清宫自此出现"技勇太监"。乾隆以降,清宫常设"技勇太监"70名,守护圆明园与蓟州行宫。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时,这些太监成为皇家园林最后的保卫者。

清宫膳房的食材来源

清代皇帝地位尊崇,饮食丰富多样。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清宫逐步确立了多元的食材供应格局。户部、皇庄、地方官员、内府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对清宫档案的梳理发现:这些食材来源各有侧重,长期并存,且在不同时期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但都是宫中御膳制作的重要保障。清宫御膳食材来源的多元化,是清宫饮食日益丰富的反映,更是皇权至上的结果。

再论辛亥革命中清、袁、孙妥协的原因

辛亥革命中清、袁、孙之间的妥协,要从整体上把握武昌起义后中国政局演变的内在理路,才能更准确地理解这段历史。清、袁、孙之间的妥协不是以哪一派政治势力的意志而转移的,而是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各方理性认识时局的结果。他们之所以妥协,是因为妥协既有现实的基础,又有主观条件,还有积极促成的内外因素。

清代宫廷梳妆用具设计及其审美风格成因:以照容类用具为例

[研究方法]文章选择清代宫廷中照容类梳妆用具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所藏相关物品进行梳理,并结合史料档案记载,对清宫中照容类梳妆用具的样式进行分析,阐述促使其审美风格形成的各类因素。[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清代宫廷梳妆用具设计从实用需求出发,既有可照至全身的镜屏、壁镜类,又有容收纳与照容为一体的镜台与镜奁,还有形制多样、使用方便的小型容镜。促使其审美风格形成的要素主要有三点,其一为帝王主导的“恭造之式”器物审美标准;其二为西风东渐背景下的对西方器物的模仿以借鉴;其三为一般造物与经典造物互动生成环境下民间器物审美潜移默化的影响。

清晚期武英殿修书处“修书”与“非修书”职能的消长——基于清宫档案的考察

清晚期即咸丰至宣统的五十年中,随着清政府统治衰微和国势衰落,内府书籍的出版早已每况愈下,出版品种大大减少。然而作为内府出版机构的代表,武英殿修书处仍然正常运行,直至宣统末年停止出版工作。本文依据清宫修书处档案,对清晚期修书处的具体职掌类比分析,并对其经费及运行状况进行纵向考察,勾勒此时期修书处"修书"与"非修书"职掌此消彼长的发展轮廓。

文献学视野下的明清学术

明清二代具有截然不同的学术特性,以传统文献学的若干主要方面考察比较,差异明显,勿庸置辩。明清最高统治者一为中原汉族,一为边疆少数民族,依中国历史通常所见及一般认识:汉族文化高于少数民族,异族入主中原建立统治之后,往往接受汉文化乃至终为同化,因此明清之别尤值得探究。其原因除前人所述学术自身演进变化之外,不能忽视蒙元影响及其造成的朱明胡化因素,另二代宫廷教育及由此形成的帝王修养的差别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文献学领域反观学术史及一定时段历史发展,或可有所启发和增加新的认识。

乾隆年间清朝与阿富汗关系新探

自从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统一新疆之后,与阿富汗等中亚伊斯兰国家的交往便成为清朝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新疆和中亚局势均有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因各自所处立场及引证史料的不同,中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呈现出较大分歧,而该研究本身也仍有拓展的余地。本文在总结和吸取中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发掘、分析清宫档案等原始史料和其他相关史料,试图对乾隆年间一度十分突出的清朝与阿富汗关系加以重新审视。

20世纪初慈禧肖像的对外宣传及跨文化传播

本文通过对20世纪初慈禧肖像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探讨在清末新政中,以慈禧个人肖像为代表的中国国家形象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以及这些肖像在中西方交流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误读。本文认为,慈禧肖像的预设观众,在20世纪前后发生了转变,这一转变的重要历史背景就是清末新政。然而,经由现代大众媒体的图像复制和宣传,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肖像的跨文化传播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之被误读、甚至被革命党人利用,见证并介入了晚清改革的失败和清政府的灭亡。

翁同龢与晚清宫廷教育

宫廷教育是指对皇室成员进行的教育。翁同在参与或主持晚清宫廷教育近 30年中 ,根据变化的客观情况和社会形势对宫廷教育从教育方法到教育内容进行了改革 ,呕心沥血培养和造就了晚清历史上的变法皇帝———光绪帝 ,这是翁同经世致用、忠君爱国思想的体现 ,也是其对戊戌变法的突出贡献。

清朝中枢稳定的制度性原因

清朝的中枢政治制度集2000余年专制王朝统治经验之大成,同时又带有鲜明的清朝特色,使王朝中枢实现了以往历朝都不曾达到的结构性稳定。具体而言,清朝的秘密建储制度较为成功地解决了最高权力的平稳交接问题,军机处的设立与强化完成了内外朝由分到合的历史进程。这两种制度性因素对政治稳定的作用机制以往多为学术界所忽视。但这些机制既体现了清朝皇权空前加强的特点,更深刻反映了传统中国政治运行所面临的共同困境。

承袭与调适——清初太仆寺职权的演变

清朝入关后承袭明制,沿袭太仆寺建置,于顺治元年委官建署,但因明清军政体制相异,太仆寺不再管理前明兼掌之马政及相关钱粮。顺治七年,为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太仆寺重掌马政相关钱粮,权势稍振。康熙二年,钱粮统归户部,太仆寺再度成为有秩无事的闲曹。这一时期,清廷内部新旧制度、满汉关系不断调整,太仆寺于康熙九年接管兵部大库口外马场,自此专营牧场,成为清朝八旗马政体系的一部分。清初太仆寺职权的演变反映了清朝入关后全面接触中原王朝体制、建立全国性政权时的承袭与调适。

论电报通讯与庚子“西巡”——近代中国技术影响政治一例

庚子"西巡"是晚清政府遭遇的一次重大政治危机,在这次危机当中,清廷的政治生命与西巡各个阶段的电报通讯情况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义和团对电报设施的破坏,直隶、山西等地的电报通讯陷入瘫痪,对电报通讯的需求成为清廷离晋赴陕的原因之一。此外,电报通讯还对清廷的议和与回銮产生了重要影响。电报通讯的"断"与"通"成为考查清廷在庚子时期政治处境的重要线索,这也从实证层面反映了技术对于政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