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后期发敕、发诏授官及其影响——以《文馆词林·敕上·除授》为中心

《文馆词林》保存的北齐后期皇帝除授官员职务的“敕”分为两类:一为“件授如右”敕,是北齐皇帝对吏部上奏官职拟选名单的批复,它是吏部铨选运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二为以皇帝名义发布的除授官员职务敕,它与发诏授官同属官职除授的重要形式,但各有对应的官职除授范围。北齐后期皇帝发诏、发敕授官和“件授如右”敕,不仅与唐代“册授”“制授”“敕授”和“旨授”存在渊源关系,是唐代选授之法的重要来源,而且对唐代制敕授官文书产生了重要影响。

袁枚科举经历考述

袁枚的科举之路颇为顺畅,但相关传记却记述简单,尤其对其博学鸿词试前的科举状况及参加顺天乡试的前后经过,缺乏较为完备的考述。梳理袁枚的科举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出其强烈自信和独特个性的形成过程。袁枚的科举经历对他后世的仕宦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他对清代科举八股取士“不以为然”的态度,则成为他选择诗文创作以“立言”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代官学教材探讨

清代中央集权高度集中,官学教育与文教政策、科举制度结为一体,对教材产生制约和影响。清代以《四书》《五经》《数理精蕴》《大清律例》和宋明理学家著作为主的官学教材服务于官学教育实际需要,并同时发挥封建王朝选拔官吏、造就地方贤达绅士以及传播学术文化、教化民众等多种功能。清代官学教材不仅保障官学教育的实施,有助于稳定封建社会秩序,也作为中华文明厚重历史资源的组成部分,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延续和当今学校教材改革有着深刻的启示。

三选于吏部卒无成:韩愈三应博学宏词科考辨

韩愈自云“三选于吏部卒无成”,是指他曾三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但均以落选告终。对此“三选”的详情,诸家所说不一,以致对韩愈相关生平和作品的系年混乱。结合唐代举选制度和韩愈进士及第于贞元八年春的生平履历,结合同期应试的李观作品《中和节诏赐公卿尺诗》,可知韩愈第一次参选博学宏词科冬集于贞元八年冬,考试在贞元九年春;从韩愈的《与崔立之书》和《上考宏词崔虞部书》的有关表述,结合洪兴祖《韩子年谱》考证此次试题《太清宫观紫极舞赋》的背景和具体内容,推断韩愈第二次参选宏词科冬集于贞元九年冬,考试也在贞元九年冬,著名的《颜子不贰过论》便为此次应试之作;从《祭兄子十二郎老成文》《上宰相书》的内容和创作时间,结合试题之一的《冬日可爱诗》内容和韩愈《省试学生代斋郎议》的旧注,推断韩愈第三次参选宏词科冬集于贞元十年冬,考试也在贞元十年冬。

“儒士”身份与正声“律曲”——元代“以曲取士”争论再认识

元代是否存在“以曲取士”,学界至今尚无定论,但仍有可诠释的空间。文章试从“戊戌选试”““曲”“词”称谓”和“以儒任吏”三个方面展开阐述,提出以曲取“士”是为了确定儒人的户籍身份,并非科举意义上的步入“仕途”。在元代以“律赋”为重的风气下,遵守格律的文人“曲”被认为是与词一体的“乐府”,以词赋取士,即包括以“律曲”取士。“以曲取士”概念的再界定,或许可以为戏曲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视角。

进士“浮薄”词义流变与中晚唐士人的科举认知

唐代“浮薄”一词常与“进士”相关联,但该词最早并非运用在科举领域。安史之乱以后,其惯用语境发生迁移,从六朝品评之用转入科举视域,并在中晚唐时期关于科举改革的多次讨论中得到频繁使用,从品评人物声名到评价考生之德行与政治实践能力,以及作为空疏之学的代名词来唤起朝堂上下对“实学”的重视。在此过程中,“浮薄”逐渐成为“进士”的典型标签,其词语内涵也不断被注入新的要素,呈现出一种逐渐堆叠、累积并最终糅合的状态。通过梳理该词内涵逐步丰富化的情况,可以揭示中晚唐时期科举文化的两点事实:其一是考生长期所受的教育、备考模式与唐王朝后期真正的人才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其二是中晚唐士人曾力图从改革科举入手重振国势,虽未能成功,但这种努力仍可反映出唐人对科举的认识存在反思与深入的过程。

科举、选本与思想史——以南宋最后百年为中心

南宋最后百年用于举业的文章选本编纂史表明,策论写作具有相当的重要性。策论类文章选本鲜明的学术特色,呈现出思想传统在科举场域下的发展脉络,即“永嘉”与道学的分歧对抗到“永嘉”融入道学的过程。道学在科举场域的权威地位,融入了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家对之前占据科举场域的永嘉学术的批评、朝廷和考官的态度变化以及书商、考生等多种社会角色的正面回应。科举场域对拓展后的道学思想产生了负面影响。

义利与天命:明代中后期士人举业心态钩沉

科举制度在明代逐渐完善并发展至鼎盛阶段,因其制度本身尚存在不足之处,加之明代浓厚的功名风气影响,使得明代中后期的科举竞争压力愈发激烈。与此同时,明代繁荣的商品经济与市井生活对于人们具有强烈的诱惑力。诱惑与压力相互作用使得明代中后期的士人在举业过程中的心态变得尤为复杂。通过对明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学术学风、官学教育等方面的考察,大体可以钩沉出明代中后期士人的三种举业心态:即功利心态、天命心态、抵触心态,从而更为全面和立体地认识明代士人的举业心态。

唐代选官制度得失——以科举制为中心的思考

选官制度是中国古代官僚运行机制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唐代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高度发展的时期,其科举制选拔人才具有选拔范围的开放性、选拔标准的全面性等优势,在吸纳人才、促进社会流动、扩大统治基础、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有着积极意义。但唐代科举制也存在忽视公平、选拔的人才行政能力欠缺、忽视道德问题以及科举中的一些陋习易滋生朋党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制定并实行实际的选拔标准及规章制度,保障其有效实行。

《古今诗选无邪集》的编选体例、来源及其宗旨

阐述《古今诗选无邪集》的编选体例及内容,其编选体例合诗格于诗选之中,除试帖诗外诸体兼收;考证《古今诗选无邪集》内容来源于明末选本《赓订笺释批评古诗直解》《赓订笺释批评唐诗直解》、清初选本《古诗源》《唐诗别裁集》《同声集》等,是在明末清初诗歌选本的基础上,以辟二教的“无邪”作为选诗宗旨,进行再选择;认为《古今诗选无邪集》的体例和内容既体现了考据时代下辟佛老思潮,也反映了科举制度改革下指导试帖诗创作的需求。

前科举时代赋与文人仕途之关系浅议

在前科举时代,文才与士人仕途之间就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赋文体出现后,凭借其自身特点成为文人入仕的重要途径,并从多方面影响着文人仕途的发展。随着赋与文人仕途的关系日趋紧密,其越来越适应封建选士要求,使科举试赋最后成为必然。

唐代上书、献策与选举制度的关系考察——以时政与选举为中心

唐代上书、献策拜官与时政具有密切的关系,在士人释褐、迁转中起了重要作用。唐代上书、拜官在士人释褐、迁转时的授官,明显高于进士科、制科、科目选出身的授官品阶,多为中、基层官的清望官,并为奇才异能之士提供了快速释褐、超资迁转的机会与途径,有效弥补了常举、制举和吏部科目选选人遗才的问题,客观上促进了士人参与上书言事、评论时政的积极性。该制还为唐代最高统治者提供了治国良策,有效地建立了最高统治者与基层士人沟通的渠道,从而弥补了时政之弊。唐代上书、献策取人与时政开明、皇帝纳谏风气紧密相关,主要集中在太宗、武则天、玄宗、德宗、宪宗朝,以玄宗朝取人最盛。

风清气正:中国传统优良家风的历史经验——以明清常州庄氏家族为例

家风是一个家庭价值观的体现,是社会美德的一种表现形式。新时代的家风建设起到了塑造人、培养人的重要基础性作用。该文归纳了中国传统社会包含的重视忠诚立家、从严治家、修身齐家、耕读传家、勤俭持家、实干兴家的优良家风;并分析了明清常州庄氏家族的优良家风内涵;最后总结了明清常州庄氏家族,作为文化世家,为今后社会塑造、培养优良的人才提供的借鉴价值,也为新时代家风建设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

文权“复归台阁”:晚明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议题

从现存文献看,晚明较早提及文权“复归台阁”说者,当为后七子盟主王世贞,时间在明万历十四年至十八年(1586—1590)间。此说提出后,得到馆阁文人的热烈呼应。所谓文权“复归台阁”,并非再现“三杨”时期的台阁文学气象,而是一种有限度的复兴,是晚明特定时代背景下馆阁文人鸣盛心态在文学上的集中折射。这颇得益于馆阁文学的郎署化倾向,以及嘉靖末年以降馆选的正常化、制度化。文权“复归台阁”,在削弱后七子郎署文学权力的同时,也加速了晚明文学权力的分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权“复归台阁”为观察晚明文学的发展演化提供了一个相对别致的窗口,是晚明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议题。

清代科举议中的“随场去取”设想

“随场去取”是以分场阅卷、层递入围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录取方法,其思想源头可追溯至北宋欧阳修。相比多场合校,“随场去取”更利于减轻工作量、鉴别真才和平衡场次。清前期,为纠正偏重头场的不良科举风气,士人呼吁重拾“随场去取”,还提出要改进欧阳修的方案,以“定额取士”取代“去七等人”之法,可行性显著增强。经历雍乾时期的短暂沉寂,至嘉道以降,“随场去取”诉求再炽。以陈澧为代表的士人不仅着力丰富“随场去取”的形式,还提出“定额取士”的实施细则。清末,受陈澧影响,张之洞力倡“随场去取”,并将其纳入科举新章草案;然而,张的方案对关键参数“定额倍数”设置不合理,仍未能解决偏重头场的问题,其方案最终流产。清代科举议虽不乏“随场去取”的设想,但始终缺少行之有效的制度设计,使得这一良法最终未能付诸实践。

走向下层:明代科举视域下韩愈古文的流播

在科举与学校的关系日趋紧密的情况下,明代地方学官,特别是提学官,会刊刻或购买韩愈文集或相关古文选本,存藏至地方学校藏书楼中,作为生员模写习作的文章范本。随着提学官的迁转,他们的督学理念、文学主张以及韩愈古文乃至唐宋大家的古文也会随之流播。在科举等制度的保障下,以韩愈为中心的唐宋文脉得以在以地方各级学校生员为主的下层群体之中延续下来。由此可知,常民的文学世界往往与主流文学场域有别,在近古社会文化转型的背景下,文化走向下层的脉络清晰可观。

唐代六品以下县官考课制度探微

就唐代六品以下县官考课的范围与员数、方式与标准、考满后的守选年限等问题,以及表现出的分层与分等结合、德能与劳绩兼顾、考课等第影响守选年限等特点,进行专题性考论。文章认为,唐代六品以下县官考课的范围,与县等、员数和官品等有关,主要是除京赤(次赤)县令以外的各等县官,估计纳入六品以下县官考课的最大数量在7467员左右,这是一个稳定基层统治秩序的庞大群体;对这个群体进行考课的方式与标准,既符合考课制度的一般规范,又设定了一些特殊要求,如规定各地每年考课校定的时限,实行自下而上的年度考制,注重户口、丰稔、赋役、治安方面的职事行能,确定考满年限等,较好地起到了监管地方官员的作用;唐代六品以下县官考满后的常例守选年限,大致设有十二选,卑官多选时长,高官少选时短,很可能常例守选年限与官品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或在每年吏部公布的选格中有所规定;常例守选年限还经常被皇帝诏敕临时规定、减选或殿选奖罚措施等打破,其中减选或殿选的主要依据是考课等第,而考课等第往往影响减选或殿选后的守选年限,甚至关系到未来仕途的发展。

论古代判词的文学化倾向及其可能的效用

判词是中国古代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裁决判定书。从留传的历史资料看,中国古代许多判词写得文采飞扬、辞藻华丽,且引经据典,工整对仗,使得本应严肃的判词显得文法(理)兼容,词情并茂,充满了浓郁的文学色彩。这种现象固然受惠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达和唐代文风的浸润,但其直接动因还在于开科取仕制度对判词写作的重视。古代判词的文学化倾向使之成为一种文学题材得到后人的承继。回眸其历史文化内涵,对于我国当代司法文书制度的改革或许存在某些可能的效用,特别是对于借用中国本土资源促进法律与文学运动,不无借鉴意义。

唐仕途结构述要

本文以汉以来有关变化的背景，讨论了吏道和科举在唐代所具有的新的地位和性质，以及其它各种仕途的相应分化和调整。这些事态体现了自汉至唐文官选拔制度的转折及其长远的影响。本文旨在更切实际地揭示我国古代诸仕途的结构关系。

以信度与效度论科举之演变

中国科举选拔文官的两千年历史,是一个信度、公平性和效度之间互相争斗的历史。在这一斗争中,信度和公平性渐渐占到上风。选拔的方法、过程、结果越来越可靠,越来越准确,越来越公平,可是选拔结果也越来越与选贤拔能的初衷脱节,最终效度变得非常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