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放管服”改革效果测度及时空演变特征研究

基于放权、管理、服务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中国科技“放管服”改革效果,并利用核密度函数、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收敛模型、区域Moran′s I指数,分析中国科技放管服改革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中国科技放管服改革总体效果持续提升,在区域层面呈现梯度效应;科技放管服改革效果总体差异显著缩小,且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全国与三大区域科技放管服改革效果均具有σ收敛特征,支持β收敛机制;科技放管服改革效果还表现出高—低或者低—高空间集聚特征。最后,提出应从完善顶层设计、健全多层次市场调节体系、推行智慧化科技服务模式等方面入手,赋能科技放管服改革。

科研经费“包干制”政策的推进特点、实施困境与优化路径

“包干制”试点是科研经费管理“放管服”改革的重要内容。科研经费“包干制”政策核心是赋予科研团队更大的经费使用自主权,简化经费管理流程,以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和提高科研效率。为进一步识别“包干制”政策优化实施的路径,通过剖析国家、地方政府、高校不同层面在科研经费“包干制”试点改革中的政策推进举措,提炼出科研经费“包干制”政策具有的共性特点。在深入探究目前科研经费“包干制”政策在实施过程面临的政策解读歧义、管理服务滞后、群体认知差异、配套制度欠缺的困境基础上,借鉴美国国家实验室、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院、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科研经费包干管理模式和实践经验,认为试点政策有效执行还需要采取精准施策、柔性化管理、完善激励监督机制等措施,保障科研经费管理改革到位,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活力。由此,从精准施策、优化制度,以人为本、激发动力,营造环境、强化监督3个方面提出了政策优化路径。

高校“放管服”改革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近年来高校“放管服”改革成效显著,但是存在着“放管服”下高校改革的政策工具结构的优化、“放管服”改革中的“政策导向”改革模式的局限性以及如何进一步提升“放管服”改革的实施效果的问题。对“放管服”的政策进行单元分析、编码分类、频数统计等几个方面研究的结果显示:我国目前的政策工具结构呈现失衡状态;供给侧的政策工具过度泛滥,而需求侧的政策工具则呈现缺位状态。因此,高校可以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合理的优化,为今后的政策调整和优化提供有效的依据。

深化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的思考

当前,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迈入攻坚阶段,一定程度存在着有些"放"得不协调、不配套,有些"管"得不科学、不到位,有些"服"的意识不强、水平不高,有些高校接不住、管不好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对"放管服"内涵认识不清、管办评分离不够、省级教育统筹乏力、高校内部治理效能不高。唯有进一步更精准地"放"、更有效地"管"、更优质地"服"、更有力地"接",方能实现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的总体目标。

“放管服”背景下高校财政科研项目经费预算管理的博弈分析

从财政科研项目经费预算管理视角,对政府财政部门与高校间互动进行演化博弈分析,以求营造良性互动环境,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监管成本,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益,助推科技体制改革,促进国家科技创新事业发展。

“放管服”背景下公立医院科研经费管理探讨

“放管服”改革作为国家科研经费管理的政策导向,对公立医院科研管理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作者结合公立医院科研活动特色,通过剖析科研经费管理“放管服”改革升级面临的问题和原因,提出扩大科研人员自主权限、完善科研经费管理体系、建立权责清单、简化业务审批流程和树立服务意识等改革建议,为推动国家科研改革政策在公立医院落地和提升科研经费管理水平提供参考。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对策研究——基于山东省部分政府部门“放管服”改革第三方评估

基于对山东省部分政府部门"放、管、服"改革第三方评估的视角,目前"互联网+政务服务"存在的问题有:网上服务平台普及率不高、网络化服务水平欠佳、电子档案认可和利用度低、网络服务意识不强、网上服务平台宣传推介不够、网上服务平台的兼容性不强、部门间信息壁垒尚未打破等。文章梳理了"互联网+政务服务"理论研究的轨迹与现状,在深入进行理论思考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纵深发展的建议是:优化再造服务流程,优化再造服务平台,着力打通数据壁垒,强化对政策措施落实督查力度,提升政府驾驭"互联网+"能力,培养"互联网+政府服务"新理念,营造"互联网+政务服务"舆论氛围,加强系统和信息防护能力。

“放管服”改革背景下高校一站式服务平台建设的探索与思考

随着国家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不断深入,高校管理与服务的改革也不断深化,以师生为中心的高校一站式服务平台开始陆续建设。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高校一站式服务平台的建设、实践与探索,需要转变理念,加强顶层设计,推进资源整合及共享,以规范化提升管理及服务质效。

理性选择与制度同构:省级政府“放管服”改革实施行为及诱因分析

“放管服”改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府管理创新的“先手棋”和“重头戏”,基于省际比较视角,选取国内9个省份的“放管服”改革实施文件作为案例,采用目标—手段链分析和文本分析法深入剖析“放管服”改革实施的整体行为逻辑。研究发现,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存在较大差异的各省份,在“放管服”改革的实施目标、实施举措、保障机制等方面却存在较大的“趋同性”。这种趋同性是地方政府“理性选择行为”的结果,而理性选择行为逻辑主要源于制度同构中的强制性机制、模仿性机制、规范性机制和竞争性机制等的共同作用。从深入思考“放管服”改革本质,精准设置改革短、中、长期目标,发挥改革保障机制实效,勇于创新和优化现有制度环境等四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论我国公立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的公法规制

当前,在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逐步深化的宏观政策引导下,政府对公立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的"审批式管理"开始被"质量导向"的"监管式治理"取代。据此,公立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的行政规制,正在由"显性"转向"隐性"。然而,这并未改变公立高校教师的职称评审权作为行政权的现实窘境,政府依旧将公立高校教师职称评审视为国家"委办事项"。要破解我国公立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规范与保障的一系列难题,必须走出将其界定为"内部管理权"抑或"行政权"的误区。从理想的状态而言,公立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应回归作为学术自治权的本质并被纳入公法规制的视野,进而形塑"国家法"与"大学法"良性互动的"合作规制"结构。

《“放管服”意见》下的普通本科院校二级学院治理探讨

以《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精神为指引,普通本科院校二级学院治理同样需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和优化服务,使其从被治理走向适度自主治理,从名义上的"独立"主体走向实质上的"治学"主体。治学权及与之高度相关的权力,属于普通本科院校二级学院的界内事;不该负责和不擅长的,属于普通本科院校二级学院的界外事;与治学权高利害相关、比较重要和不宜由普通本科院校二级学院单独持有的,则属于应合理分权的交界事。普通本科院校对二级学院应该做到真放真管真服务,普通本科院校二级学院则应该规范作为、积极作为和理性作为。

我国“放管服”改革成效评估体系的构建

"放管服"改革成效评估与营商环境评价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个评估指标体系相互参考、相互比较,能够有效提高改革成效评估效果。本文对比分析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探索构建我国"放管服"改革成效评估指标体系、评估分析方法。建立科学的改革成效评估体系,是"放管服"改革成效评估的关键所在。

信用监管的演进、界定、主要挑战及政策建议

信用监管是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重要成果。梳理信用监管提出的背景和演进过程,认为信用监管是指以现代社会治理和信用管理理论为指导,以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为依据,以信息(数据)为基础,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信息共享、分级分类和精准智能监管为手段,由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协同共治制度。比较传统监管方式,提出信用监管的六大特点和五大实现路径,并对市场监管、海关、交通运输等信用监管目前主要的应用领域及其成效进行分析,指出信用监管面临的主要挑战,提出完善信用监管机制的政策建议。

技术赋能、权力规制与制度供给——“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实现逻辑

从整体上探讨“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对“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相关政策文本进行质性分析发现:“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总体遵循“技术赋能—权力规制—制度供给”的逻辑框架,即以权力规制为中轴,包括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与强化营商主体责任两个方面;以技术赋能、制度供给为两翼,包括提升政务服务效率、增强监管执法创新、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加强营商法规供给、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保护市场主体权益等六个方面,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目标的实现。三者的关系逻辑为:通过技术赋能突破权力规制的阻力与障碍,促使政府清权、减权、放权落到实处;通过制度供给规范和约束政府的权力,奠定和巩固权力规制的基础,防止和避免规制的“内卷化”;技术赋能与制度供给之间则互为重塑与保障。这一研究为地方政府开展“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实践提供了参考模板。

“变”与“常”:电商直播监管的问题检视与对策探寻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线下消费空间的限制,央地政府扶持政策的出台以及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的推广,电商直播呈迅猛发展之势。但电商直播“野蛮生长”的背后也暴露出主播素质良莠不齐、价格销量等数据造假、产品功能虚假夸大宣传、假冒三无产品频现与售后服务难以保障等网络商业监管的旧难题与电商直播情境中的新挑战。从电商直播纷繁复杂的发展乱象中厘清其演进逻辑与类别特征,对其分类实施精准监管,针对电商直播监管问题的“变”与“常”,从行为主体、遵循的原则、行为程序、操作技术四个方面,探索政府规制电商直播的有效方式,以期对整个行业进行正确引导与合理规范,实现电商直播的有序发展与适度监管。

大数据技术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应用分析

大数据技术的出现,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了新动力和新路径。大数据的储存与处理、查询与分析、执行与应用等方法,广泛运用于审批事项的申请、审批流程的优化、审批的全过程监督、审批后监管方式的革新等,预示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由侧重于探索决策的艺术性管理,即将演变成为更强调顶层设计的技术性操作。但在实践中,大数据技术与大数据技术应用之间尚存在差距,多数地方政府仍处于"期望膨胀期",应用大数据技术的意向性特征明显,实质性探索不足,存在概念滥用和过度炒作等问题;理论中,对于大数据技术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如何运用的具体分析还有待破题。本研究基于申请、审批和监管三个制度环节的探讨,认为大数据驱动行政审批制度创新是可能的,但也存在诸多问题,亟待政务公开、信息共享、财政保障、人员培训、隐私保护等多方政策的支持和呼应。

服务业“降成本”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成本较高是当前制约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研究发现,目前我国服务业存在税收负担下降尚不明显、名目繁多费用增加企业成本开支、所需生产要素成本较高、隐性制度性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在对存在问题和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后,提出如下建议:深入推进服务业"营改增",制定更为完善税前扣除和征管细则,推动新一轮减税改革;加大涉服行业"简政放权"力度,逐步减少行政性审批,建立与国际接轨商事制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创新土地供应方式,尽快形成市场化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坚持创新引领和对内对外双向开放。

“放管服”引擎下社会政策试点的逻辑进路——以最低生活保障政策为例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的改革成绩举世瞩目,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探索、摸索出一套政策试点模式,归纳并总结出其政策试点演化逻辑,可管中窥豹,供决策部门参考。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我们运用的摸索模式较为明显,进入21世纪以后,利用"纠错"(验证)模式和推广模式频次逐渐增加,究其根本,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规律的,以三种社会政策试点的路径模式为基础,分析社会政策试点所遇到的障碍影响因素,进一步以我国最低生活保障政策为例,提出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社会政策试点的推进逻辑与进路,以期为政府的政策试点改革提出合理化建议。

行政审批局建设的四维机制:基于行政组织要素理论分析框架

行政审批局是唯一以放管服改革整体目标为主要职责的政府机构,具有天然改革属性,对于研究新时期行政体制改革具有典型样本价值。在试点改革过程中,行政审批局以许可权限集中为前提,有效地推动简政放权、审管分离与透明行政,显著增强了公众的获得感,是与新组建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相适应的地方审批部门,是贯彻放管结合、从审批层面促进监管的重要体制突破。基于案例的追踪研究,选取三家国内改革典型"样本",运用行政组织要素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行政审批局改革中的制度建设实质趋同,主要包括四个基础机制,即高层推动的动力机制、专业化队伍的保障机制、审批权集中的价值实现机制以及"局+中心"的协调机制。行政审批局模式改变了政务服务中心的底层逻辑,初步构建了跨部门审批产生化学融合反应的合法性组织基础。

“放管服”改革、区域营商环境与城市竞争力--基于国内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放管服”改革对于优化区域营商环境、提升城市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但当前学界对“放管服”改革具体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较少。基于中国35个城市2015-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有序多元逻辑回归、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对“放管服”改革、区域营商环境和城市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展开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放管服”改革具体实施与政务服务中心建设均能显著促进区域营商环境和城市竞争力,且政务服务中心建设的影响更显著。此外,区域营商环境在“放管服”改革具体实施、政务服务中心建设和城市竞争力三者之间既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又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放管服”改革具体实施、政务服务中心建设对制度竞争力的影响最显著,而区域营商环境对人才竞争力的影响最显著,并且“放管服”改革具体实施、政务服务中心建设以及区域营商环境对城市竞争力的正向影响在东部地区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