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献所呈现的清前期在台湾地区设立土司之议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至乾隆九年(1744年),清朝统一台湾地区后的六十余年间,闽台官员先后五次提出仿照施行于西南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在台湾地区“番族社会”设立土司,其中康熙朝两次,雍正朝两次,乾隆朝一次。前三次均为“私议”,第四次为南澳镇总兵许良彬的奏请,虽直达“天听”,但均未纳入清政府决策程序加以讨论。乾隆九年,福建布政使高山奏请在台湾地区“熟番”中设立土司,则经过户部议准、乾隆帝允行,再到闽浙总督马尔泰等提出反对并获乾隆帝支持的反复,前后历时近一年,最终被否决,相关讨论由此画上句号,此后再无人提及在台设立土司之事。本文拟通过档案文献厘清这一历史过程,并从雍正朝西南边疆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后土司制度的发展变化,结合同时期川西北“番族社会”设立“流职土司”情形,审视高山奏议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特殊历史价值。

元明之际浙东文人的文学史观与复古旨归

元明之际,浙东文人的文学复古与立身志意融合统一。首先,浙东文人以体、法浑融的三代之文为起点,建构起宗经、尊古而审时的文学史观,“文”的历时叙述与“时”的现实关切紧密结合。其次,浙东文人聚焦古律之变,提倡诗歌音调的尚古。尊尚古体诗的创作风气与讲求协和音调、反对诗歌律化的理论旨趣相辅相成,寄寓了浙东文人的政治理想。再次,浙东文人的立身志意与文学正变观念相互交织,君子之志彰显文学师古的主体价值,形成“人”与“文”的精神同构。最后,“流而为文人”、正变诗风、复古气象等论说,关涉明代文学复古路径的意、辞分衍。元明之际,浙东文人的文学复古与明中后期转向审美化、精细化的文学复古存在显著差异。

光复初期台湾地区海港检疫的重建及其困境探析

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省政当局重建了一套海港检疫管理体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新成立台湾地区检疫总所,作为统一管理台湾地区港口和航空检疫的机构,下设十几个检疫所。由于受到地方政治波动的影响,检疫所的管辖权在三年时间内几经转移,影响了业务的开展。检疫所与港务局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对检疫工作也有一定的影响。台湾地区检疫总所所长因腐败违法,更直接导致检疫总所被撤销。在光复后台湾地区海港检疫工作量和难度均大为增加的情况下,受种种因素影响,台湾地区的海港检疫举步维艰,难以达到有效防疫的作用。台湾地区光复后重建的海港检疫虽自成体系,但因检疫部门与港务系统以及卫生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存在诸多问题,卫生行政的责任逻辑尚未厘清,致使卫生防疫缺乏系统支持而成效不彰。

台湾地区首部中文莎剧演出与光复初期文化重建研究

许多学者认为,台湾地区首部中文莎士比亚戏剧演出在1949年2月28日,由福建漳州赴台的芗剧团编导陈大禹组建的“实验小剧团”在台北第一女中上演,剧目是由莎剧《奥赛罗》改编的《疑云》。然而,《疑云》是否真正演出过,却成为笼罩在台湾地区戏剧界的一团疑云。通过梳理台湾地区戏剧界就《疑云》1949年演出与否所做的论述,可以厘清这部莎剧的演出真相,并以此论证内地莎剧对台湾地区莎剧演出的早期影响和海峡两岸莎剧表演错综复杂的关系,以期进一步探究光复初期台湾地区文化重建的措施及意义。

光复初期中国台湾省小学“国语”教育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中国台湾民众在高压下被迫讲日语。左翼进步人士与台籍志士在抗日战争中,意识到普及“国语”、废除日语的紧迫性。1945年10月25日,中国台湾光复。中国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不顾各种困难与阻力,尽力召集“国语”教师,探索普及“国语”的教学方案,取得初步成效。为传播“台湾地区人是中国人”理念,加速中国台湾省与祖国内地教育方面趋于一致,教育处于1946年组织重新编写小学“国语”教材。新编“国语”教材不仅注重培育国家认同,还兼顾台湾地区乡土、祖国国情和世界概况等知识。诚然,光复初期中国台湾省小学“国语”教育还存在一些不足,如教材内容偏难、教科书较贵、高水平教师缺失等。但中国台湾省小学生接受基础教育,学习“国语”及发音是十分必要的,教育处的努力对中国台湾省光复初期“国语运动”产生了重要作用。

光复初期《台湾文化》与鲁迅影像三题

抗战胜利后,刚刚回归祖国的台湾虽处在国民党政府主宰之下,却骤然兴起一股强劲的左翼文化思潮,其中《台湾文化》月刊对鲁迅的宣传和形象塑造堪称一个缩影。鲁迅影像的塑造,不仅体现了特殊情境下省内外知识精英群体在"祖国化"与"现代化"层面的文化意识的汇聚,而且还蕴含大陆赴台学人传播启蒙观念与本省文化人士表达愤懑诉求之间的微妙心理差异。此外,陈仪偏左的政治理念和事与愿违的执政困境,也是影响左翼文化思潮兴起的重要因素。

早籼杂交稻新组合“京福1优150”的选育与应用

利用台湾粳稻资源台农67与优质恢复系中间材料HB85杂交育成的优质、早熟恢复系"闽早恢150",与京福1A配组育成新组合京福1优150,该组合具有高产、稳产、适应性广等特点。

试述光复初期台湾粮荒及政府之对策

光复后不久,台湾即遭遇粮荒,主要表现为粮价高昂。粮荒源于日据时期的粮食短缺,主要原因是战争破坏了台湾农业生产的条件。台湾粮食匮乏程度不如大陆严重,但价格高涨,对习于配给而又极少经历粮荒的台湾民众来说,形成巨大的心理震撼和生活压力。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先是沿用日据时期的食粮配给制度,后放弃配给制度,允许粮食自由流通,但采取各种措施加以控制。与此同时,政府积极洽购粮食和肥料,试图增加粮产缓解粮荒。长官公署的种种措施有利于缓解粮荒。

陈仪与台湾光复初期的文化重建

陈仪从在重庆主持台湾调查委员会工作开始,一直到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期间,都十分重视台湾光复后的文化重建。他提倡"心理建设"和"文化建设",重视国语、国文的推广和普及,尤其注重学校的文史教育;同时,他还很重视对民众的宣传和宣导,重视公教人员的培训,以及学校教材和社会读物的编译等工作,努力消除日本殖民文化在台湾的影响。可是,学术界对陈仪主持下的文化重建工作却有一些截然不同的评价,针对这些评价,本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日据至光复初期台湾博物馆管窥

日据至光复初期台湾的主要博物馆有4个,其中首推台湾总督博物馆,次为台中教育博物馆,台南教育博物馆,嘉义通俗博物馆。台湾总督博物馆,是台湾最早的博物馆,历史可追溯到1899年;1945年台湾光复,改称为台湾省博物馆。此外,当时台湾的部分院校和科研机构,亦设置有博物馆、植物园及小型的陈列馆或标本室。

开罗会议至战后初期蒋介石的复台努力和主张

在开罗会议明确了台湾在战后的归属后,蒋介石开始为台湾的回归做具体安排。他主持复台规划,组织台湾调查委员会,筹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训练和储备人才。在一段时间内,蒋的做法与美方在必要时占领台湾、组织美方主导下的军政府、经较长时间的过渡再将台湾交还中国的设想其实是不一致的。蒋介石在配合盟国的同时,又不为盟国所捆绑,启动了以中国为主导的接收台湾计划,并利用有利时机,提议组织三强会议,使中国能够对接管区行使一定权力。虽然蒋介石的这一想法未能实现,但其较早启动复台准备,为台湾顺利回归赢得了时间。基于国共斗争等方面的考虑,战后蒋介石对在台日俘日侨及日产处置确立了宽大原则,确保了国民政府派遣入台的军政人员迅速完成对台湾的接收,使台湾顺利回到中国治下。

光复初期(1945—1949)福建与台湾之经济贸易关系

台湾光复以后,福建与台湾两省的关系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1945—1949年短短四年间,抗战爆发后全面断绝的闽台经贸关系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在闽台两省交通、邮电和汇兑恢复的基础上,光复初期的闽台经贸关系在多个层面得到迅猛发展:两省频繁互派经济考察团并举办博览会,商业贸易和物资交换渐趋活跃,技术合作和相互投资蓬勃开展。这一时期的闽台经贸关系,呈现出形式多样、互补性强和受时局影响较大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战后两省社会经济和生产建设的恢复和发展。

日据前期在台湾日本人的工商业活动

日据时期,台湾岛内日本人的工商业活动构成了殖民地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应被我们忽视。日本占据台湾后,大量日本工商业者,上至御用商人,下至小商人随即来到台湾寻求经济利益。一方面,殖民当局赋予他们特权和便利,使得他们能迅速占有和攫取台湾重要的资源——黄金和樟脑;另一方面,和垄断资本不同,他们的经济活动更多地受到殖民当局政策的影响。

光复初期(1945—1949)闽台两省人事关系初探

由于特殊的历史渊源和地理条件,闽台两地人民血脉相亲、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因此,福建成为培训和提供接收台湾人才的基地。台湾光复初期,福建为台湾培养和输送了大批重要的行政干部,也为台湾培养和提供了大批师资,更有众多的闽籍专业技术人才赴台工作。大批的福建人为光复初期台湾社会经济的恢复以及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闽台两省人事关系的密切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

论“再殖民”视角影响下的光复初期台湾史研究——以台湾地区《台湾史研究》刊物为中心

光复初期是台湾历史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是脱离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回归祖国后的重要转折时期。因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出现了重大转变,受到海峡两岸史学界的关注。作为目前台湾地区台湾历史学界学术评价最高,水平最为齐整的学术刊物,《台湾史研究》能够很好地反映台湾地区历史研究的状况。观察其中相关论文可以发现,近十余年来台湾地区有关光复初期台湾史的研究,已经深受"再殖民"理论及其体系的影响,学者多将关注点集中在对国民党当局政治阴暗面的揭露和批判上,反复渲染台湾"悲情",隐含分离主义倾向。光复初期台湾史研究"再殖民"视角的形成与发展是后殖民理论在台湾发生"理论旅行"的产物,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2000年前后"台独史观"在当局的纵容和鼓励下侵入台湾史学界,尤其对光复初期台湾史研究影响甚巨。作为一种偏狭的历史观念,对"再殖民"视角应从实践与理论两个层面予以批驳,以利于形成客观全面的台湾历史认知。

光复初期台湾教育视导制度析论

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全面展开各项接收和重建工作,由于日据时期台湾文化教育深受日本的影响,教育改革与重建成了光复初期台湾省教育工作的重点。为此,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在确立新教育方针的同时,积极推行教育视导制,对台湾教育重建的结果进行定期的视察。教育视导的实施,揭示了光复初期台湾教育重建中存在的积极因素和所面临的问题,对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重建政策有良好的反馈效果,并为台湾下一步的教育改革提供了现实的依据,具有重要的意义。

反省与批判——台湾光复初期本省籍作家黄昆彬小说作品简论

光复初期,针对台湾文坛的语言问题,杨逵曾特别倡议:应翻译台湾作家以日文写成的文艺作品。这一提议很快得到报刊编辑和作者的积极回应。以黄昆彬的四篇小说为例,管窥光复初期台湾本省籍作家的创作状况。

语言中的政治:台湾光复初期的国语运动

语言是一个民族认同的工具。台湾光复初期,国民政府大力推行国语运动,以期消除日语影响,弘扬民族文化。推行之始,因筹划得当,激发了民众学习国语的热情。但由于执行者急功近利,一味地追求速度,更有甚者,强制性地将语言与政治结合,将语言视为身份的象征,加剧了台湾民众与大陆入台者的政治对立,导致"国语热"逐渐沉寂,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试析台湾光复初期的学生运动

台湾光复初期(1945-1949年),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持续不断,反对国民党统治和腐败政治,体现了台湾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感情。研究台湾光复初期学生运动的特点,有助于认识台湾光复初期社会转型与教育转型的特点,也有助于认识台湾青年学生在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中的作用。

近二十年来大陆学界对光复初期台湾经济史研究述评

笔者对近二十年来大陆学界对光复初期台湾经济史研究进行梳理分析,认为相关研究展现了光复初期台湾经济变迁的基本脉络,为今后继续深化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存在着研究关注较少、具体问题研究不够、理论方法有所欠缺、"时空不均"及史源单一等问题。未来大陆学界在扩充史料来源、在史料上下功夫的同时,借鉴台湾及海外学界经济史研究采用的理论及方式,运用多元学科视角分析课题;研究人才也需要专业化,深入研究具体课题,如此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继续深化、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