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 on Ethnic Minority Representatives in State Council Agencies During the Period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China is a multi-ethnic country.From the wuzu gonghe ( Five nationalities under one u n io n ) in the early R epublic of China to the current union of 56 ethnic groups, the participation of ethnic m inorities in p o litica l affairs has always been a vita l and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democratic politics. On one hand,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was dedicated to the model of a “ civil iden tificatio n ” and weakening ethnic characteristics.

南京国民政府废除常关制度探略

民国初期,常关数量众多,其税收是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之一。但是常关无论其性质还是实践结果,都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明显的落后性,因此,社会各界废除常关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着手以一种新的统税制度代替旧有的通过税制度,在此前提下,1931年宣布废除常关制度。

国家级新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数字技术和智能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发展和推动新质生产力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考察探究国家级新区设立对新质生产力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级新区能够显著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机制检验表明,国家级新区通过人才集聚和创新能力提升,进而对新质生产力产生积极影响,而政府治理能力和产业结构升级则起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表明,东部和中部地区以及高水平地区国家级新区设立对新质生产力并无显著影响,而西部和东北地区以及低水平地区则能够通过建立国家级新区进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狱经费刍议——以江苏省监狱经费来源及发放为中心的考察(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独立为时代所倡导,人们围绕监狱经费来源问题展开了争论,人们期望监狱经费由中央政府统一拨付,但因为财政困难,这一愿望最终难以实现。就江苏监狱而言,其经费主要来源于省财政划拨,在江苏省财政状况持续恶劣的环境下,减折、拖欠发放成为常态。尽管地方司法部门积极采取了社会募捐、法收项下截留及监狱自身收入补贴等应急措施,但监狱经费拖欠发放及打折发放并未有较大改观。地方负担司法经费筹集,极易导致地方司法系统对于地方行政权力的依附,司法的公正独立性受到严重消解。

制度、技术与职业化:1930年代初期青岛警政现代化的实践及影响

1930年初期,青岛警界从组织、技侦、职业化三方面推动中国警政现代化。青岛市公安局共济会为警员提供互助平台,保障警员物质待遇,同时从心理建设角度增进警员的职业认同感。先进侦查技术的广泛应用,一方面提升治安防控效率,体现出警政现代化因地制宜的原则,另一方面推动有关学术研究和理论建设,体现了警用技侦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职业规范明确化、标准化,直接推动警政现代化的军警分离进程,实现警察职业特性由传统国家军事力量到现代社会治安力量的跨越式变革。

纪念与政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肇和兵舰举义纪念日的历史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为纪念肇和兵舰举义的历史贡献,每年12月5日均会举行纪念活动。宣传要点以“法规”形式进行固定,从而为纪念日的宣扬明确了方向。同时,通过仪式操演与文本纪念不断运作,纪念日影响范围进一步拓宽,刻上了政治烙印,逐渐成为国民党巩固基层统治基础、强化政治地位以及谴责日本侵略与号召民众共御外辱等重要精神资源。由此,它被建构为具有多重内涵的政治象征符号。肇和兵舰举义纪念日的制作与操演,不仅彰显国民党政权“弱势独裁”形象,也反映节日纪念与当时政治的相互关系。

近代警察抚恤制度的生成与演变

近代警察抚恤制度的建立,既源于完善警察制度的外部因素,也源于警察职业高危性的内在需求。晚清时期,警察抚恤制度历经“从地方至中央”的演进过程,囿于时代局限,未能摆脱恩赏型抚恤思想。袁世凯执政后重视警政,首次创设警察终身、遗族抚恤,是一次饱含近代化意义的制度尝试。此后,南京国民政府先后三次对警察抚恤主体条令进行修改。其中,抗日战争时期将抚恤条例提升至法的高度。近代警察抚恤制度的演进促使抚恤形式从临时恩赏型到具有长期性保障的改变,促进抚恤法制化,取向更完善和专业。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公务员惩戒权的嬗变

国民政府为了澄清吏治,建立了公务员惩戒制度。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因应时局的需要,出台并施行《非常时期监察权行使暂行办法》《抗战期内受免职停止任用处分公务员暂缓执行办法》《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三项重要法令,使违法失职公务员的审判机关不再局限于公务员惩戒机关,其上级长官、服务机关、军法官等都可以做出“种种任意便宜处置”,每一个法令颁布的结果都使惩戒机关原有的惩戒职权被不断限缩,反而成为降低惩戒效果,加剧国民政府吏治腐败的重要原因。

仪式政治: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孙中山的祭祀典礼

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为标榜是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与事业的合法继承者,把孙中山从“总理”推尊演绎成了“国父”圣符,并为之举行了逝世纪念、奉安纪念与诞辰纪念三种典礼仪式。从仪式政治与国家祭祀的角度对前两种典礼仪式进行系统的史学考察,并挖掘和诠释其表象背后的政治思想与社会文化内蕴,不仅有利于把握“后孙中山时代”民国官方对孙中山政治遗产的利用与运作体系,而且有利于继承和弘扬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精神与思想。

论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的思想文化准备

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的思想文化准备,始于“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至“华北事变”期间逐步具体化,之后全面展开。这既包括在教育、宣传、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努力,也包括新生活运动、国民精神动员的进行,还包括为避免战争损失而实施的文物南迁及学校内迁等。其具有韬光养晦、隐秘进行,“安内攘外”、矛盾交织,由虚到实、由部分到整体等特点。这对激扬民族主义,增强精神国防和保证抗战胜利具有重要作用,但也不乏政治思想局限性。

南京国民政府政治视野中的西南边疆

民国时期中国实现了由传统王朝国家政治体制向近代民主政治体制的跨越,中国边疆地区的社会政治形态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西南边疆的社会政治生态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而其在南京国民政府政治视野中的地位也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不同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重要性的认识变化较大。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认识的变化,是传统与现实多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体现。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认识到边疆的重要性,但其政治视野的中心是重塑统一的中央政治权威与一党专政的政治目标,其对西南边疆重要性认识的演变是其政治目标在具体社会政治变迁过程中的反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冀省“废苛减附”治理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在表象上归于统一,但地方主义势力彰显。聚敛钱财、搜刮民脂成为地方实力派对抗中央的主要手段,这既造成农民捐税负担过重、农村经济疲敝,又严重侵蚀了中央政府权威。国民政府为防止中央政权稳定性缺失,从削弱地方财权入手对各省进行整合控制,并于1934年发起全国性的"废苛减附"治理运动。河北省的实践结果表明,在这场运动中地方政府为保存实力纷纷抗争于中央,而中央唯一考虑的是收权并控制地方,中央与地方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无不显现出国家政权的"碎割"和中央权势的弱化。

20世纪30年代报刊媒介与西北开发

在 2 0世纪 30年代 ,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 ,各报刊杂志纷纷刊登开发西北边疆的文章 ,喊出了开发西北的呼声。各有识之士利用报刊这一信息工具来研究西北、宣传西北 ,为开发西北制造舆论 ,推动了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北的开发。但最终实效十分有限。

南京国民政府国庆纪念中的辛亥记忆

国庆纪念是传承辛亥革命记忆的重要形式。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通过国庆纪念仪式,不断打造并唤起人们的辛亥记忆;并通过自己所掌握的话语权与纪念宣传,完成对辛亥革命史事及意义的再建构。借助于辛亥记忆,国民党不断把自己的建国理念贯穿于国庆纪念之中,为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确立基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南民众疫病治疗成效评析

湖南历史上疫灾频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南民众的疫病防治开始体现防治结合的理念,除了大力开展预防工作外,治疗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受诸多不利因素,如时局动荡、战事不断、吏治腐败、自然灾害频仍、经费短缺等的制约,致使成效有限。

国定教科书:时代价值及其局限——从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定教科书说起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推行三民主义,强化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教科书的国定就成了重要路径。但国民党早期的教科书国定的努力效果不大。抗战的全面爆发为国定教科书带来了契机。国定教科书积极宣传抗战,用教育塑造理想,用教育鼓动民族自信,为抗战胜利涂写了浓重的一笔,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但是,国定教科书在全面服务抗战的同时,也成为加强国民党统治的工具,由此而带来的历史局限和效果上的局限使得它终究逃脱不了被历史潮流淹没的命运。但要正确处理非常时期和国家稳定时期教科书的关系,彰显教科书的本质功能,在这一终极意义上,国定教科书并不是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最有效的途径,甚至注定它的预期目标会在实施中不断偏离,本来用于统一思想、传播与培育主流价值的教科书国定制,最后的结局是大大削弱了思想的统一、阻碍了主流价值的深入人心。

安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及启示

安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大致分为清末时期、北京国民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研究安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分析安徽清末、北京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三个阶段安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发现,安徽近代高等教育具有起步早、起点高、但发展屡次中断、受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干扰强烈,高等教育发展没有根植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等特点。因此,为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要跟政治保持适当距离,避免过度政治化导致高等教育发展的剧烈波动;同时,高等教育要主动深入社会实践,在服务社会发展中发展自己,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本土高等教育理论。

国民政府初期对高等教育的整顿(1927-1937年)

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全国高等教育正处在所谓"大学热"时期。为改变高等学校"数量增加,质量低下"的状况,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了整顿。其中取消单科大学、限制滥设大学,加强对私立院校以及教会学校的控制与管理是整顿的重点。为此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政策,目的是全面加强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控制以"限制数量、提升质量"。规范和控制相结合是国民政府初期整顿高等教育政策的主要特征。此次整顿还呈现以下特点:第一,整理方式以"裁、并、改、停"为主;第二,整顿内容始终围绕限制大学滥设、加强对私立院校的控制和管理展开;第三,政府整顿高等教育的法规和政策具有一定的灵活性。通过这次整顿,改变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无序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确立和加强了国民党在全国高等院校中的渗透和影响。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对重庆市民生活的影响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首都南京危如累卵。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以继续抗战,并最终于1940年9月正式定重庆为"陪都"。战时地位的转换给重庆市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其从政治经济到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不仅使四川精神在抗战中凸现出来,而且加快了重庆城市现代化进程和市民生活习俗、精神面貌的改变,同时还加剧了重庆市民生存压力和贫富差距。

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及民族认识

九一八事变前后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与民族认识发生了较大变化。事变前其边疆认识以蒙藏新为重心,将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等同,边疆区域范围的界定较模糊;事变后西北、西南边疆在其视野中地位开始提升,边疆区域范围的界定相对明确。民族认识上以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为基础,为现实政治利益的需要,忽视少数民族自身历史文化传统而提出宗族理论。与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及民族认识同步演进的是其国家主权观念的逐步清晰,对中国从传统国家形态向现代转型,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抵抗外侮与民族分裂势力有积极意义。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阶级局限性,其边疆观念与民族认识多以政治利益为出发点,在具体实践中并未彻底贯彻,宣传价值多于实际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