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顺治朝江南政策探赜

定鼎北京后,顺治帝对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的对汉政策多有继承、发展,表现在江南地区,威压怀柔兼具是其总体特征。威压恫吓主要方式包括凸显民族文化、严禁讲学结社、镇压抗清运动、整肃思想秩序等;怀柔同化主要手段包括礼遇前朝帝王、尊崇儒家文化、开科招贤纳士、表彰殉难明臣等。通过上述治理政策的强力实施,清廷最终实现了对江南士人的分化,从而有效地控制了江南地区。

从部落首领到中华民族共祖:晚清民国时期黄帝形象重塑及影响

伴随清末种族危机与民族矛盾加深,近代民族主义这一新兴政治理念开始在中国传播。为辨别民族主义的概念与界限,以维新派与革命派为代表的爱国志士利用报刊、书籍等大众传媒将黄帝这一远古部落首领塑造为汉民族始祖和中华文明的代表性符号,黄帝逐渐成为团结汉民族的精神纽带和进行民族识别的文化标志,最终掀起清末黄帝崇拜浪潮,为革命运动添加了一味强力助燃剂。民国建立后,随着“五族共和”的提出,黄帝形象突破了民族畛域,一跃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在抗战时期更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团结抵抗日本侵略的精神支柱。时至今日,黄帝仍是团结中华民族、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图腾,更是牢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精神纽带。

清顺治朝《明史》修纂史事考论

考说清顺治一朝《明史》修纂基本过程,陈之遴、傅维鳞有关材料十分值得参考,由此可知清顺治朝《明史》馆所在地以及修纂的、体例变化等。顺治朝《明史》修纂的主要成就是史料征集,但也并不排出可能有过史稿,而影响这一时期《明史》修纂的关键是所谓政治上的“忌讳”问题。

清顺治帝亲政后之“御制”书考释

清顺治十二年到十三年这两年的时间内,顺治帝"御制"了大量书籍。这些书籍字数少,资料范围限定于经史,且多有大臣写后序,并有内府刻本,但实录对这些书籍的记载并不规范。考各种官修书籍对顺治帝"御制"书的记载,发现各书的记载相当混乱,甚至否定这些书籍为顺治帝"御制"。从"御制"书的性质来看,有十分明显的教化性,应该与顺治帝效法明太祖有关,并借此争取人心、鼓励言官进谏。顺治十三年以后,顺治帝的兴趣转向佛教,加之不善创作,不再重视相关书籍的纂修。

福康安与乾隆末中安宗藩关系的修复

乾隆末的中安宗藩关系屡经波折,频受考验,至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更跌入深渊,见诸兵戎,中安宗藩关系中断近两年之久,成为清代中安关系史上的一件憾事。但两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双方友好交往的愿望是真诚的、强烈的。因此中安宗藩关系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于乾隆五十五年解冻回春,全面修复。但中安宗藩关系的修复非一蹴而就。在这一过程中,时任两广总督的福康安力肩重任,秉乾隆之命,实心办事,确立务实的安南问题处理方针,与阮惠进行外交斡旋,打破僵局,在保存清朝颜面的前提下赢得了和解,并促成阮惠进京展觐祝厘,且一路陪同,辛苦万端,在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将中安关系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清初顺治朝巡抚之属籍

清朝于顺治元年入关,至十八年基本统一中国内陆。其所依靠的统治地方的军政首脑,主要是来自与满洲贵族利益关系密切的八旗汉军。清朝沿用"明制",以总督、巡抚掌管地方大权,其中巡抚以民政为主,至关重要。据统计、考证,顺治朝出任巡抚者125人,其中97人为汉军旗人,占78%,余22%为汉族籍。汉族籍出任巡抚,主要是清朝入关之初,满洲贵族出于拉拢汉族官僚士大夫及地方汉族势力的需要。随着清朝统治日趋巩固,汉军旗人几乎垄断了巡抚之职,汉族籍巡抚寥若晨星,且受到汉军督抚的节制、监控。因此可以说,清朝入关与汉族政权角逐,化劣为优,最终取得开国胜利,与其利用汉军旗人出任督抚,争夺掌握地方大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全清词·顺康卷》前5册漏收词补目

《全清词.顺康卷》前5册应收而未收之词甚巨。漏收的主要原因有:搜罗词别集不全,取校词别集版本不广,搜采诗文别集未尽,辑录明清词选疏忽。该文据有关明清词别集和词选,辑补遗漏之词作目录1625首。

清顺治十二年前的对日海外贸易政策

清朝初期,顺治帝开始调整对日政策,采取一种更加积极的姿态,力图将日本纳入其宗藩体系之内。在对日海外贸易方面,这一时期并未厉行海禁,而是允许拥有政府执照的商船前往日本及东南亚国家进行贸易,贩买铜斤或者一些政府急需的物品。这一时期的对日贸易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清朝以后的海外贸易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御选文章看康、乾官方文章思想的转变

康熙在《御选古文渊鉴》中提出了"辞义精纯"、"归于古雅"的文章标准,但在实际选评中,更注重文章的经济实用性,注意吸收前人的意见,具有集大成的性质。乾隆时期的《钦定四书文》、《御选唐宋文醇》以及《皇清文颖》等集,集中体现了清廷"清真雅正"的文章思想,与《古文渊鉴》相比,在规范性的要求上大大加强,体现了清代文化统治的强化。

论清代顺治朝的巡按制度

清初统治者沿用了明代的巡按制度。巡按制度对巩固清初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安定民生有着积极影响,但少数巡按御史的不忠不法也不可避免地给巡按制度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全面审慎考察巡按制度,利远大于弊,有益于为政治理,然而满汉官僚集团之间的尖锐对立最终导致巡按制度被弃而不用。

光绪间浙江志怪传奇小说集十种叙考

晚清光绪年间,浙江地域除了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外,还出现了像夏曾传的《四海记》、见南山人的《茶余谈荟》、杜求煃等人合撰的《客中异闻录》、吴绍箕的《四梦汇谈》、孙德祖的《寄龛志》、王嘉桢的《在野迩言》等数量众多的志怪传奇小说集,我们选取其中的十种进行考查。这些作家和作品的发掘研究不但对浙江地域文学具有创新意义,对整个中国文学史料也具有补充价值。

清乾隆朝汉族名臣——于敏中述评

于敏中是乾隆朝较有影响的首席汉族军机大臣,参与朝廷军政要务,因其稳重、谨慎、办事干练,精通满、汉文,且文才过人,"拟为诏旨,纤悉周详,曲当无遗";担任修《四库全书》总裁、国史馆、三通馆总裁等要职,在组织编纂官方文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诗文有"文章深厚,诗律闳壮,皆自成家"的特点,并承担编辑乾隆皇帝的诗作的重任。因其在军机处任职20年"自始至终,勤劳弗替,相机拟谕,厥功茂焉",而受到乾隆皇帝的恩宠。

顺治朝清廷经略甘宁青地区政策得失述评——以孟乔芳任职陕西三边总督期间为中心(1645-1654)

明清鼎革之际,地处西北边陲的甘宁青地区社会动乱不已,各种势力竞相争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权。顺治二年至十一年,甘宁青地区隶属清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辖制,其在甘宁青地区的军事、吏治、民族政策等方面均有所施政。对孟乔芳督抚期间在甘宁青地区施政措施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顺治朝清廷经略甘宁青地区的整体情况。

清同治朝“以民制夷”政策之演变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条约体系形成。在列强的威逼之下,清政府的守约意识增强,其"以民制夷"政策随之改变。在处理潮州反入城事件中可以看出朝廷在"守约"与"得民心"之间倾向于前者,该政策在处理天津教案中得到强化。与此同时,朝廷以民意为名抵制列强条约外的勒索。

清代雍正朝官员问责与参劾制度研究

雍正朝历经13年,在治理改革整顿的同时,也完善加强了对官员的管理监督,最主要的是完善了对官员违制违纪行为的问责与参劾。当时,参劾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直省参劾、科道参劾、官员自参、其他机构的参劾等等。通过各种形式的参劾,在雍正朝形成了一个系统的问责体系,有效地监督了各级官员在行政过程中的失误与过错,保证了政务活动的顺利实行。

清顺治年间盛京旗民社会之形成

顺治年间,盛京旗人群体主要由留驻辽东之八旗官兵及其家属和留守辽东看护旗人田产的家人构成,人数不多,致使盛京驻防城相比入关之前数量少、分管范围缩减。盛京民人群体,自顺治三年关内民人不断迁入而逐渐形成。顺治十年,“辽东招垦授官令”颁布,标志着清廷官方开始主动招徕及鼓励关内民人迁居辽东。但由于招垦移民政策实施结果并不理想,康熙初年清廷仍在辽东继续实施招民政策,进而使得盛京民人人口激增,旗民杂处严重。

顺治十二年至十八年的卫所裁并

卫所制度建立于明初,明中后期开始"民化"。入清以后,清政府逐步对其进行改制和裁并。顺治十二年至十八年,共有约197个卫所被裁并,占顺治年间卫所裁并总数的十分之六。其中,裁并卫所较多的年代是顺治十二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和十七年,裁并卫所较多的政区是浙江省、陕西省和河南省,且顺治十五年河南省卫所全裁。顺治十二年至十八年的卫所裁并,上承顺治元年至十一年的卫所裁并,以裁撤卫所为主导,为之后康熙与雍正等朝的卫所裁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全清词·顺康卷》辑补43首

从总集、别集、诗话、地方志等各类文献中,辑录《全清词·顺康卷》及《补编》未收之作品43首。凡《顺康卷》及《补编》未及收录的作者,略考其姓氏、字号、里籍、科第、仕历、著述及其他事迹。

清代顺康两朝杜集笺注的“江南现象”

杜诗是中国古代诗歌高度发展的标志,它又定格了那个高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定义了中国古代诗歌。成为"高度标志",自然源于杜甫之伟大、杜诗之卓杰,同时也与历代杜诗研究者发掘其人文价值与审美意义有关,其中杜诗笺注者功莫大焉。从历代诗歌文本的笺注情况来看,以宋代"千家注杜"为盛,而清初顺康两朝江南地区出现的"诸家注杜"现象,不仅媲美赵宋,且有积薪而上之势。对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及其意义,需要从各不同角度加以探讨。

论清初统治者治国策略的确立

我国清朝初期采取的治国方针历来受人关注。针对清初统治者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冲击以及当时众多汉族人口反抗的形势,论证了康熙采取"尊经崇儒"的治国方针,不仅保证了政权的稳固,而且促进了清初经济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