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演义》残叶试论

本文介绍了《三国志演义》明刊本残叶,认为该残叶刊行于成化、弘治年间;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叶逢春刊本、周曰校刊本、余象斗刊本作了比较,认为残叶在文字上亲于嘉靖壬午本,疏于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认为残叶的存在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余年的“空白”,维护了《三国志演义》创作于元末明初的传统见解。

“前七子”中李、何之争起始时间辨

明代中期的"前七子"中,李梦阳和何景明之间因为文学观点的不同而引发了一场论争。学界对这场论争开始的时间众说纷纭,看法不一。经过对史料的重新发掘和研究,我认为这场论争的开始时间可以确定在正德十二年冬。

弘治时期朝鲜的社会风俗——以董越《朝鲜赋》为例

弘治元年(公元1488)春,董越奉命颁诏朝鲜,夏五月回明朝。根据见闻,撰写《朝鲜赋》。《朝鲜赋》内容丰富可信,为研究明弘治时期中朝关系与朝鲜王朝社会风俗提供了珍贵史料。特别是从饮食、服饰、建筑三方面可见明弘治时期朝鲜社会风俗。王室与官员、官员与平民、良人与贱民、贫与富之间在饮食、服饰、建筑方面差异明显,由此可认知朝鲜王朝等级分野与社会格局。

明儒胡居仁首任白鹿洞书院主洞时间考述

明代著名理学家、书院教育家胡居仁曾两任白鹿洞书院洞主,对白鹿洞书院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白鹿洞书院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胡居仁首任白鹿洞书院洞主的时间各种论著意见不一,以成化三年和成化四年为多。从胡居仁的父亲于成化二年辞世,成化三年胡居仁尚在丁忧守制的史实来看,胡居仁首任白鹿洞书院洞主的时间应为成化四年,十三年后(成化十六年)他再次担任白鹿洞书院洞主一职。

成弘时期外来进贡使臣与中国社会——以《皇明条法事类纂》为中心的考察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明代朝贡贸易多有关注,但其中大多是从中外交通史角度来认识这一问题,而少有通过外来进贡使臣在中国的活动来认识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及其变迁的成果。明代中叶法律文书汇编——《皇明条法事类纂》对成弘时期外来进贡使臣在中国的生活有诸多记载,通过对明成弘时期外来进贡使臣在中国的生活情况的考察可以看出,时至成弘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外来进贡使臣频频来到中国进行所谓的"朝贡贸易";在中国境内生活期间,与中国社会展开了充分地互动,表明整个明王朝正进行着一次深刻的社会转型。

科举制度与明代诗文的式微

有明一代诗文式微,科举制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士人进士及第前绝少涉猎诗文;其二,科举制度下文士写诗作文颇为尴尬;其三,时文流弊浸及诗文写作。当然,这主要就成化、弘治以后的情形而言。成化、弘治以前,情况稍好些,因为明代科举行文程式有一个发展过程,其对诗文影响应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成化七年的尴尬——余子俊延迟筑边原因辨析

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珍贵历史遗迹,现今陕北所见明代长城遗址大部分是在明成化年间由余子俊主持修建完成的。然而,这项工程却受到重重阻碍,延迟修筑竟长达三年之久。本文试将这一事件置于明朝中期大的社会背景之中,从政治、经济、民族关系以及社会因素等各角度进行剖析,探讨此事件发生的背景及原因。

《皇明条法事类纂》所见明成弘间“讲读律令”教育实践

明成化、弘治年间《皇明条法事类篡》"讲读律令"通过条例的形式将其予以细化和定制,给我们展示出了这一时期"讲读律令"丰富的条例背景、法源以及在官员、士子讲读律令条例规文中的各项具体安排与演变,大大弥补了《大明律》"讲读律令"条相关信息缺失的局限,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明代前中期推行"讲读律令"教育的了解。

明成化十六年前后白鹿洞书院的兴复及其影响

白鹿洞书院于成化十六年前后有过一次至少历时三年的兴复,兴复的主持人有江西参政祁顺、提学副使钟成、提学佥事庄恭等,兴复内容包括新建部分书院建筑、对若干建筑物予以修复、延聘名儒主书院教席等。但本次兴复不载于诸白鹿洞书院志,其原因与兴复的规模不大及受到名儒的批评有关。此次兴复对明代白鹿洞书院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弘治元年程敏政致仕考辨

弘治元年十月程敏政致仕,表面上是王蒿等人的弹劾,深层的原因是"久阴不雨"天灾背景下的人事变动。争权夺利的大臣利用皇帝"弥灾止祸"的心理打击政敌。现在可以考证的是,程敏政在成化十七年入京为年幼的儿子求官,犯"为兄不友"的亲情大忌。当他仅存的一个胞弟于新旧政权交替之际病逝时,程敏政的失策之处在特定的背景下自然成了他的"罪状"。

明朝成化、弘治年间撒马儿罕贡狮背后的政治纷争

明成化、弘治年间,西域撒马儿罕曾三次向明朝进贡狮子,其在向明朝贡狮的过程中做出了一些有悖于明朝规定的举动,此种违制之举得到了明朝相关宦官的纵容,从而在明廷内部引起了政治纷争。撒马儿罕三次贡狮明朝背后所引发的政治纷争是明中期宦官势力横行的一个缩影。

《宪宗实录》成书时间考误

《宪宗实录》成书时间有弘治三年、弘治四年、弘治五年三种说法,但多数记载为弘治四年,其修纂官员的升迁时间也出现了相应讹误。经考证,《宪宗实录》成书时间应为弘治四年。"弘治三年"讹误的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年号省略,"三年"作为多义词,产生歧义;其二,庙号和年号同时省略,"实录"一词指代不明,产生歧义,将《英宗实录》与《宪宗实录》成书时间混淆;其三,"预"字有歧义,"预修"被误解为提前修完。"弘治五年"这一讹误产生的原因,一是承继"弘治三年"讹误,"三"与"五"形似而讹,由传抄或误刊导致;二是方志延续张廷玉《明史》讹误;三是与《明实录》及相关明代档案遭到禁毁有关。

明代弘治年间“军职”违法乱纪与立法应对——基于《皇明弘治三年条例》的考察

"条例"是明代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藏台北傅斯年图书馆的《皇明弘治三年条例》计50条,其中有20条涉及军事且其题名明确出现"军职"者有7条。对这些条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明代弘治年间卫所中所一级军官即军职,存在侵盗预备仓粮、奸淫同僚妻女、包揽钱粮、上直不到等各种违法乱纪之举;对此,朝廷及时立法应对,主要由各部院臣工在参照以前律、例的基础上,结合案情而题准出台各种作为"权宜之法"的事例予以惩处。这种立法,虽能适时裁决军职违法乱纪行为,为以后判决类似案件提供法律遵循,但它对军职的惩处总体倾向于"从轻",为军职违法乱纪现象进一步加深埋下了诱因,值得治军者深思。

《皇明条法事类纂》所见明成弘时期“奢靡”之风

本文以明成化、弘治时期社会风气的转向暨"由崇俭黜奢到奢靡僭分的转向"为基调,从官员的视角分析明成化、弘治年间这一转折时期的奢靡风气,特别考察了明代奏疏类法律文书汇编——《皇明条法事类纂》一书所反映的成弘时期人们在服饰、器用、饮食、婚丧、享乐方式等方面奢靡的种种表现;并认为,无论是官员对奢靡的认识,还是成弘时期奢靡之风的演变,或多或少都与钞晓鸿对明清"奢靡观念"的界定相印证。奢靡之风适应成弘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而兴起,反过来又影响社会经济的进步,同时还给明王朝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反映出成化、弘治时期社会转型及社会变迁。

明初至弘治末年散曲文学演变的表征及成因

明初至弘治末年的散曲发展呈现出了过渡、沉寂、新变的特点。这一由衰微至底谷再至渐兴的演变过程,与当时整个文坛的发展步调大体一致。探究影响这一演变特点的原因,有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因素,也与文人的身份、地位、心态及文体自身的特点有关。

吴伟的个性特征及其艺术成就

本文梳理了吴伟的生平及其艺术成就,强调了其才华出众、放纵不羁的个性。进而探讨其作为宫廷画家倍受成化、弘治帝宠遇的原因,特别指出围绕吴伟一生的好运及其个人的魅力与浙派兴衰的息息相关。最后提示吴伟粗放纵肆的画风与古代文献记载是相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