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合意效力问题研究

根据从宽系谱中量刑从宽所依据的法律内容与从宽逻辑,量刑从宽制度可以分为实体从宽、程序从宽与混合从宽三种模式。唯在程序从宽的制度论域中,才有探讨量刑合意效力的制度空间。量刑合意的效力来源可以从“利益说”与“规范意思说”的理论框架下进行论证。量刑合意的有效性需要法官对其进行合法性评价并予以确认。透视我国认罪认罚量刑建议效力的司法实践问题,混合从宽模式带来的局限性是其根本症结。为此,不仅需要正视检法两家的制约关系,而且应当重视量刑合意中的当事人权益,实现量刑合意效力问题由规范性向合理性方向发展。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在二审程序中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

根据现行法律规范,在“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中,二审法院改判加重被告人刑罚并无错误。该案件之所以引发热烈讨论,其根源在于中国刑事二审程序中确立的上诉不加刑原则在立法上并不周延,其在适用上存在依主体确定、“刑”所指涉范围过窄、上诉后存在程序转换易滋生变相加刑的缺陷。着眼于化解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固有问题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所带来的新问题,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在二审程序中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增加为被告人利益的上诉和抗诉,二审法院不得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裁判变更的规定,并可以设置例外情形。与此同时,需要强化对“不利”的判断,并将二审法院发回重审、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纳入禁止不利变更的适用范围,从而消除“上诉不加刑”原则所面临的守正和创新之间的冲突。

论生态修复行为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路径

学术界在传统恢复性措施的概念限制下,过分强调生态修复行为的主动性,忽略了被动生态修复行为在刑事诉讼中的存在,对生态修复行为定性时存在偏颇。基于刑事诉讼的整体框架与各阶段的功能,结合实践经验,生态修复行为应作为从宽量刑的情节与减刑的条件,要在法律中明确生态修复行为的法律性质,在《刑事诉讼法》中进一步规范生态修复行为适用的标准与程序。

算法辅助量刑的风险成因与规范进路——以美国实践争议为切入点

在美国算法辅助量刑的司法实践中,就算法的辅助地位、法官自由裁量权与被告人诉讼地位等问题,存在争议。算法固有偏见及其程序不透明等内在风险,以及算法辅助量刑规范体系缺位的制度性风险,不仅严重限制了被告人的算法知情权,而且使经由算法辅助的量刑裁量权不受约束,有碍程序公正的实现。为从实体与程序上实现公正量刑,应对辅助量刑的算法进行规范化。在算法层面,应当坚持算法公开原则,明确商业秘密不得阻碍算法披露,并以一致性标准与算法留痕促进算法公平。在诉讼层面,应当对算法知情权构建具体的权利束,在算法证据规则上区分由检察机关提出与被告人异议而分配不同的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场景下的程序正义反思与重塑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是我国近年来刑事司法人工智能应用的重大场景创新。在人工智能辅助量刑场景下,智能量刑辅助技术的适用不仅与实体结果相关联,同时还与量刑程序深度融合,彰显出两种基本程序面向:在程序功能构造方面,其以规范量刑裁量权为程序功能取向,以量刑算法决策为程序功能实现路径;在程序运行逻辑方面,则表现为“人机协同”型程序驱动模式以及“人主机辅”型程序责任分配格局。在此基础上,智能量刑辅助技术的应用引发了有关量刑程序正义的三重结构性风险:即,理论层面的“传统正义理论解释力有限”、制度层面的“量刑算法决策正当程序机制阙如”、司法适用层面的“量刑裁判的人工智能算法依赖”。为保障人工智能辅助量刑场景下程序正义及量刑程序规范化的实现,应当提出具有针对性且体系化的风险治理方案。该方案具体包括:引入“以人为本”的技术性正当程序正义理论,强化理论供给;立足新型算法权利,建构诉讼化的量刑算法决策程序,填补制度空白;将智能量刑辅助技术的适用限定在轻罪案件场域、设置智能量刑辅助意见异议听证程序,严格司法适用。

审判中的企业合规:适用场景及其程序设计

企业合规制度治理效能的进一步提升,有赖于向贯穿诉讼程序全流程的多方协作模式转变。当前,法院参与企业合规的主要适用场景集中在撤回起诉阶段、量刑阶段和执行阶段,亟须做好参与路径理顺、审查事项明晰、程序细化等工作。在撤回起诉阶段,应加强与检察机关的沟通协调,对企业合规计划及其执行情况进行审查后,作出是否同意撤回起诉的决定。在量刑阶段,可以考虑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结合,将合规计划有效性作为审查重点内容,以是否接受量刑建议作为对合规成效的确认。在执行阶段,可通过合规结果延伸运用、直接作为第三方管委会成员参与审查评估、定期回访等程序保障措施,探索法院主导企业合规监督的模式。执行阶段适用合规理念,在行政诉讼执行、非诉执行之中,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利用Bert模型实现电力安全规程数据中实体关系抽取

引入句袋注意力机制,对电力安全规程领域数据集进行预处理,以减小数据集中噪声对实验的影响。使用Bert模型对文本进行词嵌入处理;使用Bi LSTM和CRF算法抽取实体之间的关系。在自有电力安全规程数据集上测试,测试F1值达到91.5%,该结果说明模型有效。

死刑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制改造的构想

死刑复核程序有一定价值,但存在诸多弊端。即便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但死刑复核程序自身的弊端依然存在。应废除死刑复核程序,实行死刑案件二审强制上诉制度,增加三审并原则上设定为法律审。实行合议庭法官一致(或绝对多数)同意时才能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的原则,并应对死刑案件合议庭的组成方式进行改革。死刑案件还应充分发挥辩护律师的作用,实现被告人辩护权的最大化。

“量刑规范化”解读

何谓"量刑规范化"是研究和探索量刑规范化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可理论上尚无明确或有价值之界定。基于对刑法现代化及量刑的实质和规律的考量,量刑规范化应是对"量刑",即把抽象的法律规则与具体的案件事实相结合并上升为理性与具体的过程的规范化。它表现为量刑统一化与量刑个别化的有机统一,是在尊重量刑实质和遵循量刑规律的前提下,通过设置和适用完备的程序制度,使量刑生产出公正有效及符合刑罚目的的量刑判决。

量刑辩护制度研究

作为司法活动,量刑辩护是量刑程序的重要内容,即辩方对控方重量刑的反驳、轻处量刑情节的举证和轻量刑意见的呈现,具有重要的纠偏、保障和调节功能。其中,定罪辩护与量刑辩护分离,控方建议与辩方辩护并轨,求法与求情策略并用,是实践量刑辩护的三大命题。而以解释性量刑规范规定量刑辩护制度,以指导性量刑规范细化量刑辩护制度,则是量刑辩护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现实地发挥这一题中应有之义,就是量刑公正实现的重要砝码。

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检讨与改进

1980年以来,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被下放使死刑复核程序名存实亡,立法上的疏漏和诉讼构造的缺失造成死刑复核程序难以起到最后的程序保障作用。试就完善立法、收回死刑核准权和改进死刑复核程序等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利用重用查询计划实现数据库性能的优化

为实现数据库性能优化,在分析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DataBaseManagementSystem)执行查询的工作原理的基础上,研究了两种重用查询计划的方法:缓存计划的存储过程、缓存和重用SQL(StructuredQueryLanguage)语句,并结合实例介绍了两种方法的创建和使用。根据作者的实际开发经验和对两者的对比分析,提出了优化数据库性能的可行建设方案:在考虑提高系统的可维护性、可扩展性和减轻网络负担时,宜多采用缓存的存储过程;而更多考虑降低系统管理的复杂程度和减少缓存占用时,则多采用缓存和重用SQL语句。在实际运用中取得良好效果。

死刑的程序之维

死刑正当程序的必要性在于防止错杀与滥杀。死刑的正当程序既要满足普通司法规则,又是一种特殊、烦琐与代价高昂的程序。中国现行的死刑司法,未能充分满足普通司法规则,缺乏正当程序所应有的特殊性,且过于简化而代价低廉,因而不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为了有效地防止错杀与滥杀,最大限度地减少死刑的适用,中国的死刑司法应该从正当程序的要求出发,尽快实现程序的正当化。

论被害人对量刑程序的有效参与

在量刑程序改革的过程中,作为犯罪的直接侵害对象,被害人参与到量刑过程中来,行使量刑请求权具有正当性,但目前我国对于被害人参与量刑程序缺乏理论上和实际操作层面的相关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利益并不能完全被享有公诉权的检察机关所代替,被害人应当在量刑中享有独立于检察院的请求权,表达自己的量刑意见,这对于增强刑事案件的可接受性,实现司法公正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在构建被害人参与量刑的具体程序中应当注意被害人量刑请求权的主体及请求权的内容和形式等问题,同时也要注意只有在律师帮助下才能真正实现被害人参与量刑的有效性。

论从宽的理论基础与体系类型

从宽处理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直接落脚点,也是维持该制度适用保有持续生命力的基础条件之一,因而理应得到充分的关注和研究。本文坚持问题意识为导向,以"从宽"为切入点,集中围绕理论基础与体系类型两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因节约资源而予以从宽的观点大行其道,但深受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从宽的理论基础有其直接来源和深层次来源;第二,从宽体系包括量刑宽缓、程序简化、行刑从宽、记录封存(消灭)四个有机组成部分。本文也对既有观点展开提炼、辨析,以期为设置合理的从宽处理体系提供智力支持。

论我国法律援助辩护之完善

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我国法律援助辩护制度范围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辩护服务也呈标准化趋势,但仍不能满足司法实践需要,且同国际通行的法律援助辩护制度存在一定距离。对此,应将法律援助辩护的范围扩大至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并适用于审前侦查、审查起诉两阶段。对于可能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为保障被告人在被拘禁期间最低限度的合法权利,至少由值班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鉴于死刑的严厉性与不可弥补性,死刑复核程序必须有律师辩护。为提高法律援助辩护率与质量,应考虑设立公设辩护人制度,健全法律援助辩护质量监督体系,并落实对法律援助事业的资金保障。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是当前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该制度的内涵分析应立足于认罪、认罚和从宽这三个面向。我国现有的认罪案件处理机制无法满足对认罪认罚案件"实体从宽、程序从简"的需求。从体系完备性和制度设置目的等方面来看,增设书面审的刑事处罚令程序并重构多元化的认罪认罚案件处理程序是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可行路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应重点把握其适用的案件范围、阶段、证明标准、对自愿性的保障及审级制度等方面。

论量刑听证程序的价值与功能——以美国法为范例的考察

美国实行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模式,独立的量刑听证程序包括听证前的社会调查程序和法庭上的量刑听证程序。独立的量刑听证程序通过多方参与,不仅使量刑程序更加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而且通过让法官接触更多、更全面的量刑信息,促进实体公正。此外,如果将量刑上诉、申诉等因素考虑在内,那么量刑听证程序不仅不会降低诉讼效率,反而会提高综合效率。从功能的角度分析,独立的量刑听证程序能够有效地限制法官量刑裁量权,保障被害人的有效参与,拓展辩护空间,扩大检察机关的作用空间,促进量刑程序的公开和透明等。

刑事处罚令程序中的量刑协商——德国的实践及其对我国设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启示

刑事处罚令程序是轻微刑事案件的快速处理程序,在刑事处罚令程序中引入和建立量刑协商机制,有助于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德国处罚令程序及其中的协商实践为我国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提供了富有启示的范本,值得学习借鉴。我国未来的刑事处罚令程序应当允许控辩双方进行量刑协商,并以处罚令程序为基础构建和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刑事审前分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