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与责任:论门罗小说中母亲的牺牲、挣扎与成长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北美地区掀起了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浪潮,旨在争取性别平等和女性权益,对女性的地位和权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艾丽丝·门罗的多篇小说描写了这一时代背景之下母亲的身份建构问题,因当时仍处于加拿大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成为母亲的女性既面对社会伦理的责任要求,又受到解放女性的社会思潮影响,在自我与责任之间徘徊、挣扎。其小说深刻地触及了关于母亲社会角色的定义,揭示了在家庭观、婚姻观变迁时期母亲意识的成长历程,探析了女性自我追寻的深层内涵,激发了女性改变现实的思考和行动。

康熙朝太常祭祀乐制建设中乐律的制度化——以《律吕正义》的生成为中心

清王朝建立以后,乐制建设在艰难中缓慢转型。康熙前期,太常祭祀乐制有所创制,如定太常寺乐舞生、定乐器,以及在理学阴阳思想观照下提出对乐律的再讨论。康熙后期,重考乐律,将理学阴阳思想作为康熙十四律的理论支撑,依据精密计算,用字谱、旋宫体现其实践性。《律吕正义》成书以后,康熙迅速将新律用于太常祭祀,并亲定全部雅乐。因此《律吕正义》的诞生标志着帝王意志对乐律的重塑,体现出帝王治世与文化思想的相互呼应,也是“乐律”这一科学性概念的制度化体现。

《民法典》视域下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司法适用与体系协调

《民法典》第1088条扩大了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具有正当性、合理性的理由以及价值基础。在法定夫妻共同财产制下,离婚时通过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不能得到适当补偿的,家务劳动付出较多一方可主张家务劳动补偿。家务劳动补偿中的“负担较多义务”包括两种特定牺牲情形:一是抚养子女、照料老人;二是协助另一方工作。特定牺牲必须建立在家庭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之上。在确定家务劳动补偿数额时可以综合考量家庭劳务的时间、投入家庭劳务的精力、劳务的效益、负担较多家庭义务一方的信赖利益等因素。体现不同价值目标的离婚救济三大制度中,离婚损害赔偿与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并不矛盾,也不冲突,应独立进行判断。如果损害赔偿或家务劳动补偿已经消除了原本“生活困难”的客观状况,则不能叠加适用离婚经济帮助制度。

祀与戎:谁持彩练当空舞?——读王子今《中国女军史》

父权制社会中“战争让女人走开”即成定论,女人因此“未载史册”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王子今《中国女军史》从现代人的视角出发,以大量翔实的史料为依据,证明中国战争史上女性始终是在场的,为“女军”在公众视野中消失及其历史性的缺席讨公道。王子今依托训练有素的史学涵养,在不可见的“女军”名下让我们依稀看到了沿袭有序的“史”的线索。在《中国女军史》的基础上对“女人与战争”的关系作宏观梳理,可在中华文明的地缘文化属性中对妇女参战及其相关的军事活动作性别分析。

苗族祭桥习俗的文化诠释——以黄腊村考察为例

桥在苗族村落社会中被赋予神圣性,并具有护佑生命与消灾解厄的功能。黄腊村的个案调查发现,祭桥(架桥)仪式可以满足人们对子嗣灵魂生命的引渡,助力夫妻婚后孕育,护佑族群人丁繁衍并为子孙积德积福的预期需要。正是生命具有神圣性及桥与生命关联的文化认知,指引求子桥、姻缘桥、保命桥与凳桥等设施在苗族村落社会中的修架,并使祭桥(加桥)仪式实践以家族文化展演的形式一年一度地举行。

西双版纳湖南移民的流动与区域社会协同发展研究

“新流动性范式”下的移民研究关注移民流动过程中往返于输出地和移居地之间的动态现象和实践经验,以及在此过程中拓展出的多重社会关系,特别聚焦于群体与个人的情感体验、文化认同与责任观念。20世纪50—60年代因支援边疆建设而迁移至云南西双版纳的湖南移民,以及21世纪以来受经济驱动而自发流入西双版纳的湖南新移民,在教育、社会组织与祭祖文化等方面以一种流动性的方式,选择性地往返于云南与湖南老家之间。这些流动性实践及其所产生的更大范围内的社会网络连接与文化互动,是移民对于输出地和输入地“同时参与”的时空拓展结果,对边疆与内地的区域社会协同发展产生了重要推动力。

“人”的悲剧:细读《祝福》

鲁迅《祝福》有三层叙述结构,由外到内,从外显到内核,表现了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人”的悲剧,分别是:祥林嫂的命运、鲁镇人的态度、叙述者“我”的消融。其中,鲁镇是中国旧社会的文化缩影;祥林嫂是想努力活成“人”样的、一般性意义的“人”;“我”是毫无觉察地消融于“吃人”环境里的“人”。祥林嫂与“我”构成了对比反衬关系,深刻揭示了“人”的悲剧这一中心主题。

以宗统族——明代岭南地区宗子主祭的礼制实践

宗子主祭作为宗法制的重要原则,为宋明理学家所重视与强调。明代是岭南地区宗族发展的重要时期,部分士大夫尝试运用宗子主祭原则来推动宗族建设,实现以宗统族的理想。以嘉靖初年“大礼议”为界,此前的宗子主祭实践只有何真、湛若水寥寥两例。此后,霍韬、湛若水、黄佐、冼桂奇等相继倡导并践行宗子主祭原则,但在运作过程中很快出现了坚持宗子主祭原则所带来的困境,因此都陆续于万历以后不再坚持这一原则。明代岭南地区宗子主祭的礼制实践,主要依靠强势的族内高官显宦通过其政治与经济实力来推动,一旦相关推动者本人故去,这一原则就很快被后代所抛弃。在这一过程中,理学家所坚持的大宗小宗祭祀原则,逐渐被“始祖—房支”祭祀原则所取代。

坚守与创新:布依族“三月三”变迁研究——以贞丰县必克村为例

节日是民族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三月三”是布依族在长期生产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传统节日,有着浓郁、古朴、神秘的独特形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和历史文化价值,继承与展示着布依族独特的民俗文化,其不仅是深入分析布依族及其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探析民族文化当下变迁及其发展的重要方式。2011年“三月三”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三月三”历史悠久,内蕴丰富,特色鲜明,作为民族联结意象,凝聚和传承民族文化,维系布依族的团结与稳定,在时迁事移中坚守与创新。论文通过梳理“三月三”文献资料等,分析其历史、内涵、形态和功能,进而将其置于时代变迁的背景中,根据贞丰县必克村的田野调查、口述史等,概述其形式、内容、功能等的变迁,并从内外互动的视角,探讨变迁的地理、社会、组织、民众等原因,探寻“三月三”变迁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从而综合探求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可行路径。

以新店子墓地殉牲为中心的动物资源利用研究

殉牲是北方牧业人群典型的葬俗特征,殉牲的种类、数量与各地区生态环境和经济生产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以新店子墓地殉牲动物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殉牲动物的畜群构成特点、年龄和性别结构,结合民族学和现今畜牧业生产方式,认为新店子人群对动物资源的利用具有多样性,主要以获取肉食资源为主,并最大限度地获取乳奶和皮毛资源。针对牧业人群动物资源利用的研究对探究游牧经济生产模式和人地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整体性视角下北岳的移祀及两山的景观关联性探究

北岳,作为中国古代北方疆域的地理坐标,文化地位显赫且移祀历史独特。为研究北岳的历史演变历程,通过历史文献收集、舆图考证及实地调研的研究方法,考证了自五代至清,古北岳岳庙下移、浑源北岳说萌芽、古今北岳封祀并存等驱动北岳移祀的转折性事件。研究发现,在文化整体性视角下,北岳的移祀受到疆域格局扩张、王朝地理推动、军事信仰转移等制度文化影响,亦受到北岳恒山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精神文化层面社会情绪的助力。北岳的移祀受到官方和民众的共同推动,体现了北岳在宏观人文构想下地理空间与国家秩序空间中定位的演变,催生了具有关联性特征的自然人文景观。文化整体性视角下,北岳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不仅整合了移祀前后两山具有历时性特征的风景表征,更因移祀所映射的北岳文化推动着风景名胜的保护与传承。

仪式剧视阈下的杜甫“三大礼赋”

天宝九载(750),杜甫预献“三大礼赋”,包括《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这些作品以浪漫的文学想象描述了唐玄宗祭祀老子、祖先和天地神的活动,实际是唐代祭祀仪式的文学呈现。在“三大礼”祭祀中,鬼神信仰、仪轨流程、礼乐教化等元素共同作用于整个祭典过程,明显展现出后世戏剧的种种特质。“三大礼”祭祀的目的在于祈福于天和宣扬正统,其表演以庄严的动作流程感召观看者,相当于一场官方仪式剧,展现出古代礼乐文化的教化作用。

楚卜筮祷祠简语法札记三则

楚卜筮祷祠简是战国中晚期的“同时资料”,其中存在许多特殊的语法现象。经考察发现,双及物构式“V_(祭祀)+NP_(鬼神)+NP_(祭品)”是仅见于楚卜筮祷祠简的句法结构,同时代的其他文献未见使用;情态副词“尚”是西周春秋时期表达主观期望的口语词,却在楚卜筮祷祠简中大量出现;关联副词“安”是楚简常用的顺承衔接词,但在楚卜筮祷祠简中只有转折用法。这些特殊语法现象能弥补汉语史研究的空白,具有很高的语言学价值。

明代宁夏巡抚王邦瑞的祭文探析

明代宁夏巡抚王邦瑞立身持正、文武兼备,有著述《王襄毅公集》传世。王邦瑞的祭文,虽未超脱祭文体式化的特点,但亦有其独特个性。其文不仅表达了祈福于灵的祈愿、天人永隔的悲痛,又展现了个人风格,融时光易逝和悔恨之苦于哀辞之中,寓无限悲思与人生体悟于悼词之内。《王襄毅公集》中所收祭文,是王邦瑞经典的抒情之作。他在书写的过程中,既充分考虑人们共同的审美要求,表达了生离死别的痛苦、天人永隔的悲恸,又展现个人风格。该文分析了王邦瑞祭文的类型及内涵,在此基础上总结其祭文的艺术特点,旨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仗剑斩龙的诗人们——中唐诗歌中的龙神与祭祀

随着佛教的渗透,在唐代,特别是中唐前后“河伯”被龙神代替,民间的龙神祭祀开始出现在诗文作品中,但其祭祀被定位为“淫祀”的一种。白居易和韩愈在《黑潭龙》《题炭谷湫祠堂》中将龙神的淫祀问题与奸臣、天子权威问题相关联,从中能够看出中唐时期诗人们的危机感和问题意识。而从盛唐到中唐,“代表国家安宁的龙”的象征性的崩坍,在杜甫的《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诗作中可以看到。中唐时期洞庭湖水域作为非祭祀对象的恶龙等妖物的栖息地,频繁地出现在士人们的诗文中。水界的混乱,成为士人们心中世界秩序混乱的类比,进而与现实中的奸臣、朝廷权威问题相重合,激发了诗人们“斩龙”“驱龙”的愿望。概而言之,中唐时期诗人们出于自己官僚身份的自我认知以及对朝廷、世界的责任感和自负心,对危及朝廷的淫祀、恶龙等的存在产生了危机感和焦躁感,这种问题意识促使他们将其表现在了诗文作品中。

先秦时期丝绸生产动力研究

蚕的全变态特点使丝绸以重生意义在祭祀为主的礼仪场景中被广泛应用;西周宗子制度的施行使祭祀权扩大、祭祀群体增加,丝绸的消费者大幅增长。丝绸制品无法继承、难以保存等特点,导致先秦时期丝绸的流通量偏少,市场供应能力始终不足。供需失衡促使丝绸生产不断改进技术,最终使礼仪和经济追求成为推动丝绸生产的主要动力。

《春社图》中的人物服饰形象与民俗场景表达

以明代风俗画《春社图》中所绘人物服饰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究、图像分析、艺术考古的研究方法,从《春社图》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士、庶、艺民间人物着装,探究服饰对人物身份的标识作用和对民俗场景的表达呈现,管窥明代民间服饰。通过《春社图》所呈现的民俗场景可发现,服饰不仅是区分士人、庶民、艺人等不同人物身份的符号,其被穿着状态也反映了人物的不同环境背景。《春社图》中展现了3类人物,他们服饰的差异表现在3个方面,分别是礼仪规制性、休闲实用性、模拟表演性。

《诗经》中的鱼意象探析

鱼意象是《诗经》意象群中一个较为重要的部分,具有丰富的内涵,展示上古社会的生活和文化。在先民看来,鱼意象既包括象征谷物丰收、寓意女子多孕,还象征恋爱中的配偶、体现宴会的丰盛。从闻一多、日本汉学家白川静、家井真对鱼意象的观点入手,分析《诗经》中出现的鱼意象,对于了解《诗经》文化、管窥上古社会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女娲意象与女娲信仰的演变

文献最早记载女娲故事是在战国时期,当时人意象中的女娲,是一个造人的人或神,冀州和《山海经》的"大荒西"地带以及楚地存在女娲及其造人的观念。随着两汉时期女娲造人方式、女圣帝的身份明确化,女娲功德也由造人者发展为"化育万物者",造人故事变得具体化。《魏书》最早记载有女娲墓,唐宋时期,女娲墓及其相关遗迹在空间上有所增长。女娲崇拜起源于西汉,唐宋时期被列入祀典,宋代确立了官祭,地点在今山西赵城镇侯村。明清时期,御祭和遣官致祭经常化。官方祭祀与民间崇拜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前者是"崇德报功",重在纪念;后者是祈求子嗣,重在功用。女娲崇拜后来有官方和民间的分化,社会崇拜的风气日益浓重。

民族和谐视阈下的族群边界与社会融通——以云南边境苗族村寨的“祭门猪”为例

苗族特有的围绕献祭为核心的“祭门猪”仪式,是在其深厚的文化积淀中,建构出的独特秩序结构与象征观念,并自始至终保持一种较为完整的连续性得以延续。仪式献祭中的“猪”为人与超自然力量的对话搭建了桥梁,并从象征意义上强化了族群结构,是保持社会凝聚力和平衡方面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仪式的展现则是对资源的再分配过程,是对社会秩序的重复强调,也是对多民族融合的强化,并在仪式演变中跨越传统仪式功能,实现多民族和谐关系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