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对待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有其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必要性,在推进中国式程序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替代立法型、突破立法型、权力争夺型、限制诉权型与自我减压型司法解释。作为裁判规则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需要严格以法律为依据,不得违反和超越法律规定。治理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乱象”需要综合施策,当前需要建立司法解释自我监督的常态化清理机制;强化权力机关监督备案审查的效力,建立权力机关对司法解释的硬约束;构建权利主体监督的司法解释附带审查机制,通过个案审理监督司法解释,逐步形成司法解释权的自我监督、权力监督和权利监督体系。

行政复议附带审查的制度优势与效能优化

2023年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积极回应理论争议与实践需求,从统一学术概念、扩大审查范围和明确审查效力三个方面,对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制度予以了更新与优化。相较于备案审查、行政诉讼附带审查等制度,行政复议附带审查在层级监督、专业审查、个案辐射和诉源治理方面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为贯彻好《行政复议法》的实施和优化附带审查制度的效能,下一步需要在配套体系中明确审查核心要素、在制度衔接中贯通审查程序与结果、在公开机制中加强案例指导作用、在改革推进中建立独立审查制度,以进一步激活行政复议附带审查在规范性文件监督方面的制度优势。

论我国立法监督制度中的附带性审查——兼析《立法法》关于立法监督之规定

单纯由国家权力机关承担立法监督职责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只有把立法机关的抽象性审查同人民法院的附带性审查结合起来 ,才可能使立法监督工作真正落到实处。附带性审查不仅在理论上是必要的 ,而且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已大量存在。为了使其更为有效地运转 ,附带性审查应当采用级别管辖的原则 ,同时应当具备附带性、非终局性、审查范围有限性的特征。《立法法》关于立法监督的规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仍有值得改进之处。

论规范性文件不予一并审查:判断要素及其认定规则——基于1799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规范性文件“能否一并审查”是对规范性文件合法性进行实质审查的先决问题。根据现有的制度规定,可将司法实践中规范性文件不予一并审查的类型划分为基础性要件缺失、附带性要件缺失和例外情形等三类,每种类型都包含多种情形和不同判断要素。法院应当采取更加积极宽容的态度,尽可能地将更多的规范性文件纳入一并审查的范围。对于不予一并审查的规范性文件的认定,应当在区分规范性文件与非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认定标准明确界定规范性文件排除审查的范围。应当赋予第三人一并审查的请求主体资格,并明确当事人延迟提出一并审查请求“正当理由”的判断标准。对于不予一并审查例外情形的认定,应审慎对待,严格约束法院司法裁量权的行使。

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实证分析——以947份裁判文书为样本

基于新行政诉讼法第53条所确立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关涉司法权、行政权和立法权在宪制结构上的调整,这一调整既赋予了中国行政诉讼主客观双重诉讼之功能,也为人民法院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提供了新的抓手。通过对所选取的947份裁判文书样本的分析,大致可以展示该制度运行的总体实效。就其正面效果而言,该制度的运行在有效回应现实诉求的同时,拓展了司法审查的作用空间;就其不足方面而言,仍存在法院审查意愿不足、审查标准不完善、审查结果处理刚性不足等诸多问题。为了更充分地发挥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的功效,有必要在附带审查之司法义务构建、审查内容的规则设计和审查结果处理的衔接机制等层面做进一步完善。

论附带审查中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识别

在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之前,必须准确识别规范性文件。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具有规章制定权的行政机关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与其制定的规章之间缺乏明确的区分标准,相关规范性文件与其他文件之间也存在区分标准模糊的问题,再加上法院在识别时多倾向于持以保守的识别态度,使得规范性文件的识别成为附带审查制度实施所面临的重大难题,许多附带审查案件都因为未能准确识别认定规范性文件而错过了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的机会。为此,在规范性文件与规章的识别上,建议由相关机关联合建立规章信息库,形成科学的识别机制;在规范性文件与其他文件识别时,法院应采取宽松的识别标准,只要不是明显的具体行政行为,且该文件是某一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就应当认定为规范性文件,以便进一步加大对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力度。

司法解释附带审查制度论

随着《民法典》的颁行,司法解释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司法解释因逾越解释界线进行造法、违反法律规定、缺乏严谨程序而遭遇理论上的诘难和实务中的困境。现有司法解释监督制度不尽完善:立法机关对司法解释的备案审查“姗姗来迟”、审查能力难以满足精细化审查要求、缺乏具体案例情境而难以发现问题、审查客体难免存在“漏网之鱼”;司法解释自我清理常态机制缺失且动力不足;司法解释社会监督欠缺透明度和反馈机制。司法解释附带审查具有易于发现问题、审查建议具有相对客观性、申请主体具有“强劲动力”、审查对象宽泛、维护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权威、可以中止案件审理而避免事后救济等独特优势。我国亟需从司法解释附带审查的主体、对象、内容与程序规则等方面建立完备的审查规则体系。

大学章程的效力论——以中国裁判文书网29份判决书为研究对象

通过研读中国裁判文书网十年来29份出现“大学章程”字样的裁判文书发现,大学章程在司法裁判的具体适用中表现为在案件审理中仅作为证据使用,在私法领域作为契约适用,在公法领域作为裁判补充论证适用,可知我国大学章程在司法领域的法律功能相对有限,因而如何认定大学章程的效力就成为扩展大学章程法律功能、提升大学章程司法适用性的关键。分析大学章程作为软法的法律性质,探讨其在公私法领域适用的理论问题,有利于重塑大学章程在诉讼格局中的效力,即应在教育法典中明确大学的法律地位和大学章程的效力;在私法领域着重审查民办大学章程,同时改变大学章程中关于教师聘任合同法律性质的内容;在公法领域建立大学章程的附带性审查制度。以此为基础,方可实现大学章程的应有效能。

开发区管委会规范性文件的行政诉讼附带审查问题——从上海自贸区“行政异议审查”谈起

规范性文件在开发区改革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行政诉讼法》首次将规范性文件纳入附带审查的范围,开发区管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是否属于行政诉讼附带审查范围,在审查中面临哪些疑难问题等是审查所要面对的问题。在具体的实践中应做到:一是对开发区管委会规范性文件的可诉性予以探讨,包括开发区管委会不属于地方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开发区管委会应属于所在地政府依据法律、法规或规章授权的组织、开发区管委会规范性文件的外延界定;二是对开发区管委会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标准予以探讨,包括制定权限方面的合法性审查、制定内容方面的合法性审查、制定程序方面的合法性审查;三是对开发区管委会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与异议审查之间的衔接等予以探讨。由此达到进一步规范开发区管委会规范性文件,不断推动立法与改革相协调的目的。

评盖淑华的《英语专业词汇附带习得实证研究》

词汇习得是二语习得领域中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盖的实验设计,总的说来,比较严谨,但也有不足之处。本文就实验设计某些环节方面,阅读目的和阅读任务的区别及词汇附带习得研究在我国的可行性三方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即选择阅读材料和目标词的标准、难度的依据及对目标词进行测验的具体评分细节应清楚地表述出来;"阅读目的"和"阅读任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二语词汇附带习得在我国意义不大,我国二语学习者主要采取刻意学习的词汇学习方式。

国内二语词汇附带习得研究综述

自本世纪初,二语词汇附带习得越来越受国内研究者重视。文章从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两方面回顾了国内二语词汇附带习得研究的成果,剖析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对今后研究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二语词汇附带习得研究综述

本文从听、说、读、写等方面回顾了国内外关于词汇附带习得的实证研究,重点阐述其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基于这些研究成果,提出了该研究对二语词汇习得的教学启示。

不同注释方式对二语附带性词汇习得影响的国外研究综述

近年来,国外关于不同的注释方式对二语附带性词汇习得的研究越来越多。但国内研究却寥寥无几。本文对国外的相关研究做了全面回顾,并发现:复合式的注释比单一的注释对附带性词汇习得的影响更大;双码理论被用来解释这一研究结果。该结果也说明在二语教学中使用复合式的注释方式解释学生阅读文本中的生词效果会更好。

行政法治发展过程中的参照规章

《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规章,实质上是赋予了法院对规章一定的司法审查权。随着行政诉讼实践的发展,参照规章也经历了标准逐步明确、范围不断扩大以及过程和结果趋于公开的发展脉络。本文认为,参照规章的做法局限了法院审查规章的空间和效能,在适时顺应行政法治发展趋势的前提下,或可期待参照规章转变为规章附带审查甚至探索实现规章直接审查。这一发展趋势,既有利于实现行政诉讼法强化监督行政权力的立法目的和功能价值,也有利于促进我国行政法治的良健发展。

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实施困境的解决之道——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的观察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发布了第一批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典型案例,以期从审查原则、审查标准、审查方式三个维度为地方法院审理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案件提供指导。这些典型案例反映了法院易基于多种判断规避审查、后续处理环节存在差异、法院审理呈现保守倾向和审慎思维等问题。法院应当在现有制度框架的基础上“有可为有可不为”,建立宽松的审查入口体系,针对不同类型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建立不同的审查标准,发挥司法建议制度的应有功能,加强与备案审查制度的衔接,并以建立规范性文件独立之诉作为努力方向。

行政规范性文件“上位法依据”的司法判断

规范性文件依据的普遍不明确给司法审查中的“上位法依据”判断带来了困难,法院往往采取极为宽松的审查标准,认可行政机关可依据上位法中的宽泛授权,乃至在上位法空白的情况下根据行政管理的现实需要制定规范性文件。面对这种情况,坚持授权明确性的进路和运用上位法原则性规定进行审查的进路均存在局限;区分权利限制程度进路更加符合现代行政的发展特点,且与我国行政立法体制和《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相契合。在具体判断方法上,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运用比例原则进行审查,将无助于实现行政目的和过度侵害相对人权利的规范性文件认定为不具有上位法依据的做法,这为我国后续的“上位法依据”审查提供了启示。而在比例原则的运用下,“上位法依据”亦可获得更加具体的内涵。

我国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实践检视与修正

《行政诉讼法》修订后,涉及规范性文件审查的案例表现出当事人申请不适法现象突出、当事人与被诉行政机关参与度低、法院裁判驳回率高、审查范围窄等特点,审查内容偏重于是否符合上位法的角度,对于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和事实依据极少审查。我国缺乏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专门程序规定和司法传统,仍需在立法和司法操作层面进行系统完善,更新司法理念、完善文件制定机关意见征询协调机制、调整级别管辖、限定审查范围。

论公民启动宪法监督机制的建立——基于《立法法》第99条第2款的规范性思考

根据《立法法》第99条第2款规定,公民可向全国人大常委书面提出审查法规、条例的建议,视之为公民启动宪法监督的一种有力方式。但公民启动宪法监督机制在实践中具体规则付之阙如。受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启发,制度的构建由非正式约束、正式约束及实施机制构成。然而公民启动宪法监督机制已具备非正式约束与正式约束的制度构建元素,但独缺实施机制。在实施机制中,建立主体间联系的方式是程序的设置。从外部视角来看,公民启动宪法监督机制与附带审查机制间暗含耦合;从内部视角来看,公民启动宪法监督的程序衔接与审查标准较为模糊。对此,从外部程序融通和内部程序完善两方面构建公民启动宪法监督的实施机制,方可完善《立法法》第99条第2款之规定。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强度研究

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历来有之,通过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对附带审查权的确立,从依职权选择审查发展为依职权选择审查和依申请附带审查两种形式并存的模式。在实践了依职权选择审查的行政审判中,法院基于以实用为主要目的,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适用性进行评价,适用行政规范性文件时对其做合法性审查兼必要的合理性审查,形成了合理性审查、合法性审查、不适用排除审查三个梯度。附带审查权确立时立法选择的是合法性审查标准。法院在实践判例中表现出促进行政机关自我规制的趋势,以合法性审查为原则,以合理性审查为例外。在附带审查权确立的同时,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介入范围势必扩张,因此为平衡司法权监督功能的扩张和行政权自我规制的能力,附带审查以合法性审查为原则是必要且合适的。在依职权选择审查和依申请附带审查并存的模式下,应以法律要素为审查单元,确定审查内容和程度,构建多层次的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强度体系。

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为“不合法”的案后处理

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是行政诉讼制度的重要特征。被认定为不合法的规范性文件并不意味着该文件的失效,人民法院通过发出或者抄送司法建议的方式,对不合法规范性文件予以纠正告知。这种案后处理具有发现、威胁、纠正等司法功能。但当前处理措施的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是审查认定的法律授权不明晰,不合法的纠正措施不强制,不合法责任的追究不到位等。因此,应当根据司法审查标准类型化处理措施,分为内容审查标准与程序审查标准的处理程序;同时,建立制定机关对司法建议的反馈机制,明确案后处理程序与制度;最后,还应当建立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责任追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