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修订《刑事民事诉讼法》论考——兼论法典编纂的时机、策略和技术

《刑事民事诉讼法》的修订,本是为了回应守旧大臣的批评,适应当时改革的即时之需。为此,它被定位为一部暂行章程,这导致了它简单、务实的立法风格。不过,与这种风格不协调的是,立法者又显然试图将一些时人并不熟悉的制度引入中国。《刑事民事诉讼裁判等项法律》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刑事民事诉讼法》的起草过程提供了线索。根据现有史料,不足以断定伍廷芳就是《刑事民事诉讼法》的起草人;督抚对该草案的批评,也不能简单归结为“礼教派攻击法理派”。这次立法最终以一种“不了了之”的方式终止,但是,作为法典编纂的一个失败案例,它却给后人以长久的启示。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之界定

明确的案件范围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正确实施的关键和前提。但从实践中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与独立的民事公益诉讼“同质化”现象明显,并未体现出该类诉讼的特殊性。要合理界定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应坚持“刑主民辅”的基本理念,充分考虑“附带诉讼”的必要性、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与价值等多重影响因素,从“两诉”被告人的关系、损害事实、诉讼管辖以及起诉时间等方面入手,将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范围大于刑事诉讼被告范围的案件、公益损害事实超出犯罪事实的案件、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实行专门管辖的案件以及在一审开庭后起诉的案件等排除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之外。

对“先刑后民”原则的几点质疑

“先刑后民”司法处理方式反映了当前司法活动的现状和理念,但尚存在诸多弊端。在“先刑后民”原则的制约下,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原告无法及时起诉获得主动,无法向法院提出诉前保全或诉讼保全的申请;一些刑事案件久侦不破或者久审不决,导致相应的民事权益无法得到保护等等,因此,摒弃“先刑后民”的传统做法,让刑事、民事诉讼程序相互独立,按照谁先启动谁先进行,同时启动同时进行的原则来处理是司法活动的最佳选择。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研究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逐渐成为司法保护公益的常态性诉讼形式,是同时实现刑法目的和公益诉讼制度目的的最佳诉讼形式。但是迄今为止,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立法规范尚属空白,司法实践和理论探讨中对此也缺乏重视。因此,应当修改《刑事诉讼法》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上升到立法高度进行规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无需规定诉前公告程序、被告主体不必保持绝对的一致性、案件管辖应当根据"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审判组织不是非要采用7人合议庭制不可、审判顺序应当是刑事案件和公益诉讼案件并行交错而不是"先刑后民"等。

界限与协同:破产程序与刑事程序适用顺位辨析

目前,我国立法中还没有关于非法集资犯罪审理与破产程序衔接和协调的明确规定,司法实践对于此类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缺乏统一的标准,在面对破产程序与刑事程序交叉时,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债权人、集资受害人利益受到侵害的现象十分普遍。在此类案件中,对于民刑交叉的处理,不能单一地以"先刑后民"或"民刑独立"为标准,而是遵循"民刑协同"的路径,区分非法集资企业破产案件中的民刑界限,协调推动破产程序与刑事程序并进,平衡刑事受害人与破产债权人财产利益之救济,以妥善解决破产程序与刑事程序交叉案件的复杂利益纠纷。

限制案件范围 改革附带民事诉讼程序

理性的诉讼参与者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能够发挥作用的广度和深度应当具有合理的预期。限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可以提高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效益,更能为被害人获得损害赔偿提供更多的程序选择,是解决我国现阶段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一系列痼疾的有效手段。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问题探析——以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为中心

2012年修改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可能存在"合适成年人"无法作为民事诉讼法定代理人以维护有关未成年人民事权益、适用"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时将被告人赔偿与否作为量刑情节而造成对被告人不公、适用"简易程序"时法官施压调解而干预阻碍被告人行使民事诉讼权利、审判人员能否兼备审理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专业素养等问题。为了在发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优点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控制其缺陷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司法解释应规定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不适用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民事部分标的金额较大的情形、被告人可能被判处较重刑罚的情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刑事部分与民事部分审级不一致的情形、案件审理时间较长的情形。

刑事和解与中国古代法文化的若干断想

在征诸传统法文化以论证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正当性的研究中,存在一些对史料进行片面解读与过度诠释的情况:如未妥善解决中国古代的刑事与民事的区分问题,从而有混淆民事调解与刑事和解之嫌;又如过度诠释保辜制度,因为无论是从该制度见诸记载的最早文献出发,还是立足于作为传统法典代表的《唐律疏议》及吐鲁番出土文献所见的案例,皆无法推出保辜制度与刑事和解之间存在直接关联。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若干问题探讨——以157份判决书为样本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新的公益诉讼案件类型,此类案件在刑事方面几无争议,但在民事方面,存在规范层面的设计与供给不足、司法实践层面的操作不统一、判决差异性较大等问题。详言之,《解释》未明确应否履行公告程序,尽管《批复》肯定诉前公告,但对如何规范公告未作规定。作为民事部分责任承担主要依据第三方来源证据的采信说理欠缺,惩罚性赔偿衡量标准阙如,面临私益与公益价值的取舍问题。妥善处理审限关系,在法定主体提起诉讼的场合允许合并审理符合效率追求,公告主体、载体亦当有所规定;加强第三方来源证据的“三性”阐释,形成“主辅结合”的裁判样式;综合考量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以维护公益为核心适当突破制度圈。

论民事案件刑事化的危害及对策

近年来司法实践中民事案件呈现刑事化处理的趋势,其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以及公权力对于私权利的侵害。以颜立燕案为切入点,分析和论证民事案件刑事化的形成原因及危害,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期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检察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前公告程序研究

在新体系施行适用的过程中,检察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性设置是否应完全照搬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司法实务体现不一,导致了诉讼程序不畅、诉讼责任障碍、诉讼门槛低等难题。对于检察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否应当按照民事公益诉讼程序的相关规定适用诉前公告程序,其必要性和正当性值得探讨。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考量与优化路径——基于2019年H省法院裁判文书的分析

自2018年两高《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实施以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已经成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一把“利器”,体现出了节约司法成本、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司法权威等优越性。然而,由于相关立法与司法解释的规定过于原则,该诉讼程序的提起存在着检察机关诉讼角色定位不清、司法实务中的受案范围较为有限、责任承担方式和受偿对象有待明确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对相关案件的裁判文书进行实证分析,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路径,以期能够顺应我国法制化建设的进程,为公益诉讼事业的良性发展赋能。

附带民事诉讼起诉条件解构

刑诉法解释第88条规定了附带民事诉讼的起诉条件,并在其它条文和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对该起诉条件做了具体的规定。笔者结合相关司法解释及理论话语对附带民事诉讼的起诉条件进行具体的解构,并对其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论先刑后民原则

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刑民交叉案件,在处理机制上主要依据先刑后民原则,该原则是否应被看作一种法律原则来适用,其是否有法律依据,如何界定该原则的适用范围,以及对其存在的意义如何评价,是主要阐述的问题。

刑事诉讼文明视角下刑事冤错案件的纠防

刑事冤错案件是刑事冤案和刑事错案的简称,突出强调的是我国刑事错案往往以刑事冤案的形式来表达。刑事诉讼文明是刑事诉讼程序实施过程中体现刑事诉讼进步和开化状态的标志,是刑事诉讼理念文明、制度文明、行为文明和载体文明的总和。在刑事冤错案件纠防的理论和实务中,很有必要导入刑事诉讼文明的相关理论和思维模式,牢固树立正当程序理念、切实贯彻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和严格规范侦查讯问程序。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措施的法律思考

刑事被害人的赔偿是司法实务特别是法院执行工作的一大难题,本文的研究旨在通过法院的审判,在执行活动中最大限度地挖掘案件审结后的执行因素,力保刑事被害人的损失得到最大限度的赔偿,不足部分再由国家给予补偿。

论中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程序调适

在世界范围内,因刑事犯罪行为而引起的民事赔偿,有三种程序立法模式,但以独立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刑事犯罪行为的民事赔偿问题已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种普遍趋势。中国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给被害人带来了一定程序"便利"的同时,两种诉讼在同一程序中并列运行的内在矛盾冲突也显而易见,这既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也损害了刑事被告人的程序利益,进而影响程序正义的实现。避免这种冲突的有效途径就是将附带民事赔偿部分从刑事诉讼程序中分立出来,而非彼此妥协。

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方法

刑民交叉案件是指案件的性质既涉及刑事法律关系又涉及民事法律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相互交叉和影响的案件,或者根据同一法律事实因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一时难以确定是刑事法律关系还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案件。有关“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问题十分突出,既是司法实务的难点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从具体的司法实践来看,“先刑后民”“先民后刑”“刑民并行”地处理“刑民交叉”案件各有利弊。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最终的目的是要保证司法的公平和正义。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对策

由于我国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缺陷,以及司法实践中的执法条件、被告人的赔偿能力等现实因素的制约,以致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充分、有效的保护。从被害人权利保护的角度重新审视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有利于修订完善相关法律解释。

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态势与制度完善--基于2017-2019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全面实施两年后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亟需理论深入研判。本文以2017—2019年间的司法数据为基础,运用实证方法分析了《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检察公益诉讼在办案数量、办案规则、办案能力、办案力量、办案重心等方面的发展态势: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办案数量增长迅速,并积极推动诉讼规则完善;各地办案数量差异明显,案件分布不均衡;基层人民检察院是办案主力军;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数量锐减,办案重心转向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立案数量快速增长,但履行诉前程序、提起诉讼的比率呈下降趋势。这些发展态势的内因是检察机关组织机构改革带来的办案能力的提升;外因是党委和人大增强了对检察公益诉讼的支持力度,化解了制度运行中的部分障碍。未来还需从内、外、广、深四个维度推动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完善:促进公益诉讼检察与三大检察内部融合;建立公益诉讼检察与法治政府的耦合;探索拓展受案范围;建构符合需要的诉讼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