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扣船新发展——评新加坡上诉庭the“Bunge Melati 5”案

长久以来,对新加坡扣船的条件和相关证明标准没有形成统一认识,当事人在扣船案件中经常产生争议。在介绍新加坡扣船案例——the"Bunge Melati 5"案的基础上,回顾了新加坡扣船应适用的法律条文规定,结合相关法律条文规定和新加坡上诉庭2008年所作重要扣船判例the"Vasiliy Golovnin"案,厘清了新加坡上诉庭在本案判决中阐述的索赔人在新加坡申请扣船应采取的五个基本步骤及其相应的证明标准。最后,对新加坡扣船应履行的披露义务和错误扣船损害赔偿责任认定标准进行了简要讨论,并得出结论:出于维护全球扣船中心的地位和避免法院陷入大量无依据扣船案件的泥潭的目的,新加坡法院通过这些案例对扣船争议中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进行平衡。

破解海岸带环境司法困境:基于陆海统筹原则

我国海岸带环境案件存在管辖权冲突、法律适用有争议、原告资格不明确、诉讼性质认定有争鸣、诉讼程序衔接未确定、司法执行机制不完善等环环相扣的问题,造成海岸带环境司法困境。究其根源,主要在于陆海“二分法”的分类思维影响较大,其与陆海统筹合为表里的内涵尚未得到全面、深入的理解。为破解海岸带环境司法困境,既要重视海岸带环境案件的特殊性,将其确立为类型化案件并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又要贯彻陆海统筹原则,实现司法规则内在融贯、法治环节协调一致。

监察互涉案件管辖模式的反思与调整--以《监察法》第34条第2款为视角

监察互涉案件在实践中产生了三类管辖模式,分案管辖模式应为此类案件管辖模式的“天然形态”,并案管辖模式是管辖制度灵活与变通的产物,专案组管辖模式则是折中后的特殊模式。三类管辖模式在实践中存在着适用规范与范围不明的问题,且并案管辖模式的适用并未受到职能管辖范围的限制。应当回归《监察法》第34条第2款的本义,该条款应为分案管辖模式,且未为并案管辖模式的适用留下解释空间,“为主”与“协助”之界需以法定职能管辖为红线。对此,并案管辖模式仅可适用于监检型互涉案件,《监察法》第34条第2款例外情形的判断应引入“主罪”的考量因素,具体管辖模式的适用应权衡案件的关联性、复杂性、社会影响力、各案之间的办理进度等因素。

涉网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管辖问题研究

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管辖确定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导致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管辖问题日益复杂化。应当清晰认识到案件的管辖是确保具体案件能否司法公正、高效和有序运作的关键因素,且对维护法律秩序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至关重要。针对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管辖所涉及的案件范围、管辖界定标准以及法律适用现存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管辖的特殊性,规范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管辖多连接点规则,规制当事人滥用管辖程序等恶意拖延诉讼行为,并出台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管辖配套规定。

环境案件跨区管辖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可行性路径

当前环境案件跨区管辖制度改革并不彻底,限于被动回应型逻辑的改革举措存在着顾此失彼等诸多问题,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破除对策式思维、强调管辖制度自身的内在规律。从管辖制度的本质出发,英美法系国家提出的实际控制理论是管辖权分配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适性。借助这一理论工具分析各地环境案件跨区管辖模式,可知当前改革所面临诸多问题的根源都在于环境跨区管辖权未能实现对环境要素的实际控制以及缺乏权源基础。从实际控制理论出发,结合我国管辖制度以及环境司法审判资源等具体实际,环境案件跨区管辖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应当坚持以生态功能区为标准划分环境案件司法辖区,分别以一般性地方法院与专门环境法院实现对省域内、跨省环境案件的跨区管辖。

环境资源案件检察集中管辖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环境资源案件的特殊性对传统地方检察院属地管辖模式的公正和效率构成挑战,催生了跨行政区划检察院集中管辖模式。跨行政区划检察院集中管辖环境资源案件改革探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仍面临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性质定位不明确、层级结构不完整、设点布局不合理的体制问题,集中管辖环境资源案件的范围不统一、办案机制不适配、机构衔接不顺畅的机制问题,体制、机制创新的组织法、程序法、实体法依据不健全的法制问题。应以理顺管理体制为基础,将跨行政区划检察院定位为新型综合派出检察院,构建三层级的组织体系,因地制宜进行设点布局。以完善运行机制为关键,推进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机制、归口办理机制、司法协作机制建设。以健全相关法制为保障,明确跨行政区划检察院集中管辖环境资源案件的组织法、诉讼法、生态环境法典依据。

法院拒绝司法救济的实体范围与程序规制

《民事诉讼法》中的“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条款,被认为是法院主管制度的立法表达。主管制度发挥在不同机关和组织之间分配民事法律纠纷裁决权的作用。立法仅规定不属于法院主管范围的法律纠纷属于诉不合法,但缺乏配套制度明确法院主管的具体范围以及主管争议的处理机制。诉的利益机制也发挥规制法院审判权作用范围的功能,但实践中法官倾向于对法院受案范围进行限缩解释,将主管判断前置于诉的利益判断,以政策性的主管规则替代规则性的诉的利益机制。法院拒绝司法救济裁判应该是“诉的利益”与“法院主管”的二阶判断结构。在经过诉的利益判断之后,法院对于其无权主管的法律纠纷应释明当事人可以寻求救济的法律渠道;对于行政机关排他性主管的民事纠纷,法院在征得原告同意的基础上,可以参照移送管辖的规则进行移交。在制度机制层面,可通过类案约束、提级管辖、主管争议特别程序保障等机制,通过个案积累逐步统一我国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

论流域生态环境案件管辖机制的专门化——以洞庭湖流域为镜鉴

流域生态环境案件管辖机制的专门化是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洞庭湖流域生态环境案件管辖机制在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集中管辖、管辖范围三个方面存在管辖机构专门化的参差不齐、管辖范围的专门化程度低等困境。流域生态环境案件管辖机制符合流域环境资源的整体性规律,契合流域环境司法专门化的要求,由此可洞见流域生态环境案件管辖机制的专门化进路:不仅需要从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两个角度改进流域生态环境案件管辖模式,还需要从完善顶层设计、做实环境资源法庭、构建巡回审判体系、引导中级人民法院设立环境资源法庭四个维度优化流域生态环境审判专门机构。

互联网法院的管辖争议与完善

互联网法院主要采用“集中管辖”的方式,同时适用民事诉讼管辖规则。由于互联网法院尚处于探索阶段,其在管辖规则上存在管辖范围与目标定位不符、受案标准不清、与传统民事诉讼管辖规则相冲突等问题,导致管辖争议时有发生。因此应当明确互联网法院专业化审判的目标定位,拓展管辖范围,明确受案标准,优化与传统民事诉讼管辖规则的衔接,以构建科学、完善的互联网法院管辖规则体系。

公安刑事案件指定管辖的实践样态与规范路径

公安机关对刑事案件进行立案侦查,应明确是否对案件有管辖权。当刑事案件管辖权不明确或有争议时,应提请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对情况特殊的刑事案件,则由上级公安机关直接指定管辖。检视指定管辖适用范围、聚焦并案管辖现实样态,公安机关面临指定管辖权不明确或有争议、情况特殊及并案侦查后管辖权归属、案件存在关联程度理解等分歧,容易导致公安机关对刑事案件指定管辖泛化,引发检法机关纵向管辖争议。对此,公安机关应从强化检法协商机制、细化呈请事项流程、严格审核内容标准等方面规范刑事案件指定管辖路径,从而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高效、公正地进行。

海事法院集中管辖航空案件的路径构建——以服务保障海南自贸港建设为视角

航空案件(1)专业性较强,传统管辖模式无法保障案件办理效果,当前对航空案件集中管辖的探索存在合法性不足、诉讼便利性减弱等问题,原因在于制度设计偏离其功能定位。集中管辖有利于服务保障海南自贸港建设、提高治理效能、优化司法资源,应当厘清管辖制度的功能定位,从诉讼经济、司法效能等维度设计其运行框架。海口海事法院(以下简称海事法院)在专业化审判、跨区域管辖及政策支持等层面具有集中管辖该类案件的可行性。据此,从集中管辖的顶层设计、案件范围、配套机制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构建路径。

职务犯罪涉案人员及其监察管辖

《监察法》第22条第2款赋予监察机关对涉嫌行贿犯罪或者共同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采取留置措施的权力。这里的涉案人员包括公职人员和非公职人员,可能指向每个人,范围过于广泛。而涉案人员中的多数不是党员或公职人员,不属于监察对象。《监察法实施条例》第46条第4款作出扩大解释,明确监察机关对涉案人员中的非公职人员实行并案管辖,存在一系列隐忧。为此,应当进一步优化职务犯罪涉案人员监察管辖制度,严格控制作为留置对象的涉案人员的范围,从严掌握留置条件。监察机关并案管辖限于涉案人员中的公职人员,并合理限缩管辖的罪名。待主案监察调查结束后,涉案人员中的非公职人员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或补充侦查。同时,加强监察管辖中涉案人员的权利保障。

“三审合一”模式下知识产权案件管辖问题研究

管辖权的合理分配对于知识产权“三审合一”的实现有着重要作用。由于知识产权案情复杂多样,根据目前我国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制度,其管辖权呈现纵横交错之态,不论是横向、纵向还是以案件类型为标准分配管辖权都难以实现“三审合一”。针对我国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分配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剖析成因,以此为依据梳理重构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分配体系,以期对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有所裨益。

论监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关联案件职能管辖冲突

监察体制改革后,我国刑事案件的职能管辖制度发生了改变,实践中产生了监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关联案件职能管辖冲突问题。现有规范及实践以“监察为主调查”管辖原则及“实体判断+听取意见”的模式对监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关联案件职能管辖冲突进行规制,导致监察实践中价值冲突日益显露,越权管辖出现证据能力遭受质疑、被追诉人的权利难以保障等问题。进入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阶段,监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关联案件职能管辖冲突的规制需要在吸收多元考量因素的基础上,构建以监察机关为主的专案组调(侦)查模式,并赋予被追诉人管辖异议权,在值班律师的帮助下保障其基本权利。未来,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要进一步规范办案机关的职能管辖裁量权,同时对“恶意管辖”进行程序性制裁,进而推动职能管辖制度的法治化。

湖南省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改革的现状、问题与展望

2019年5月,湖南省全面实施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改革,兼采基层法院相对集中管辖和铁路法院集中管辖两种模式,开启混合型集中管辖的湖南模式。案件数据等实证资料显示,改革三年来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成效并不显著,面临破除司法地方化效果不明显、原被告诉讼成本分担不平衡、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义务虚置、禁止调解与倡导协调化解相冲突、非集中管辖法院行政审判职能弱化等客观问题,有必要深入审视改革动机与成效、促进便民审判机制常态化、推动出庭应诉法定义务落地、把准协调与干预的尺度、注重行政审判职能协同发展,展望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改革的更优前景。

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的理论检视与完善路径

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现处改革探索阶段。各试点地方的改革进路歧异,使其形成“跨省级行政区划与省级行政单位内、省级行政单位间规则界分”的差异化格局,滋生改革目标认识歧义、组织载体无序设置、受案范围和诉讼程序欠协调等结构分歧、要素缺位问题。完善环境案件集中管辖,应对“尊重生态环境系统性、整体性的自然属性,以整体化生态司法替代碎片化保护”“保障环境资源案件审理科学性、专业性,以环境诉讼机制的专门化满足专业化审判需求”“消解地缘因素干扰,保障人民法院审判权独立行使”的三重改革目标,及内涵、特征、效力、外延等理论基础形成统一认知。在此基础上,进行集中管辖制度的改革举措完善。

合规视域下单位职务犯罪立案管辖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法实现了对公职人员的监察全覆盖。然而,公职单位监察缺位、单位职务犯罪立案管辖缺乏专门性规定等问题,造成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之间的混淆。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对单位犯罪进行系统性分类,依据单位与自然人意志分离的归责理论,实现单位与自然人的责任分割及分案处理,厘清了单位与自然人犯罪的边界。为实现“监察全覆盖”目标,应将公职单位纳入监察对象。针对非系统性单位职务犯罪,宜单独确立单位行政级别与地域管辖相结合的立案管辖原则,并在级别管辖、地域管辖、指定管辖基础上与检察机关实现有效衔接,构建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涉案企业合规案件的监察调查程序,推动单位职务犯罪立案管辖制度的完善。

论我国军事域外刑事管辖的国内法规则完善

为了维护海外利益安全、参加地区和国际安全合作及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等方面贡献力量,中国军事力量需要遂行联演、维和、反恐、救援及护航等海外军事行动。在“军事力量走出去”的大背景下,我国现行涉海外军事行动的刑事管辖规则却不足以适应这一国防工程的开展,在管辖对象范围、专门管辖及地域管辖等多个方面尚存缺陷,亟待改进。为了适应海外军事行动中的刑事管辖特点,有两种修缮方案可供参考:方案一是在现有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进行调整,保留《中央军委关于军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办理军队和地方互涉刑事案件规定》这两个核心规则在海外军事行动领域的适用;方案二则是通过构建新的部门规范性文件或司法解释单独规定涉海外军事行动的刑事管辖问题。

网络犯罪牵连管辖规则之检视

当前网络犯罪并案处理泛化引发管辖争议,将牵连案件类型化为案件内部的牵连、衍生牵连、牵连之再牵连、构成要素牵连,能够为新型网络犯罪案件的并案提供法理依据。从最密切联系原则出发,应当明确牵连案件由主要犯罪地合并管辖并通过信息技术及时确定主要犯罪地,将并案范围控制在查明核心案件全部事实所必需的合理限度内。在“可以”型宽松立法模式之下,应当确立强制并案侦查与案件移送规则,并通过检察机关同步监督、法院最终审查确保网络犯罪牵连管辖的规范适用。

因特网时代的民事司法管辖权

网络和电子商务的发展迎来了因特网时代。基于因特网自身的特点 ,传统的民事司法管辖权面临着挑战。美国和欧盟各国在因特网时代的民事司法管辖权制度相异且存在弊端。构建我国在因特网时代的民事司法管辖权制度应体现因特网自身的特点 ,遵循特定的原则 ,引导因特网向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