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教育功能及其在学校的实现方略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不仅是“法治中国”的题中之义,更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法治文化通过现代法治意识的“导向”、理性法治行为的“驱动”、崇高法治信仰的“涵化”,其教育功能得以充分展现。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教育功能,应建立多元普法阵地、创新法治教育内容、凝聚法治文化氛围等,建构其教育功能在学校的实现路径,为建设平安法治校园、提升社会法治文明贡献智慧和力量。

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规则意识培养中的功能发挥

大学生规则意识培养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面发展过程中值得深思和强化的系统工程。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规则意识培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这既是五千多年中华民族优秀文明积淀的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励精图治光荣传统的彰显,更是新时代立德树人的现实需求。培养大学生规则意识,应深化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穿透力,从学识层面增强大学生对规则的认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信服力,从情感层面增强大学生对规则的认同;调动思想政治教育育人的协同力,从实践层面增强大学生对规则的遵从。

知识转化与认知建构:规则教育的学校实践理路

提升学生的规则认知能力,是发挥规则应有的育人价值的必由之路。规则并非外在于学生的、纯粹客观的知识,而是蕴含社会或伦理维度的、内含行动标准的知识。在此意义上,学生需要掌握的是基于规则并且运用规则的实践知识。进入学校实践,规则的教育性转化包含两个过程:一是规则作为教育内容,由工具性意义向非工具性意义深化;二是规则作为互动机制,由个体性层面向公共性层面扩展。做出合乎规则但又不拘囿于规则的明智行动,最终依赖于儿童复合性的认知结构。为此,应当在规则教育中凸显主体的认知发展立场,并促进认知领域的融合。

幼儿规则意识与行为的培养

幼儿期是儿童规则意识萌发和规则行为初步形成的重要时期。在日常教育中,教师应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积极引导幼儿提升自己的规则意识,养成一定的规则行为,从而为他们在集体中能够真正从事自主活动提供保障。

在基础医学创新训练中开展课程思政的实践与思考

在高校积极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背景下如何在创新训练中开展课程思政是一个尚需进一步加强探索的领域。文章首先分析了大学生基础医学课外科研活动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训练中要注重强化医学人文精神、培养严谨科学态度、增强规则意识,划定学术诚信底线、加强培养战胜失败的勇气,并一步提出,基础医学创新训练中开展课程思政是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有效途径,也对于激发学生热爱科学研究的伟大志向有着重要意义。

教育独立性:蔡元培教育思想之魂

蔡元培是我国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在教育理论与实践中都有诸多成就。从他的"五育并举"思想、大学理念和北大实践均可以看出其思想之深邃以及给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教育独立性是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之灵魂,从他对教育目的阐述、教育目的实现路径的探索均可以看出这一思想精髓。本文总结了蔡元培教育思想中的教育独立性,以期给今天的中国教育带来若干启示。

公民法治意识培养的内在逻辑及其路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视角

法治本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外化,两者密切相关。培养公民法治意识,增强法治观念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任务。公民法治意识的培养有着内在逻辑:第一,法治助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目标在于培养公民法治意识;第二,培养公民法治意识对于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认同具有重大意义;第三,培养公民法治意识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民性特征。培养公民的法治意识,首先,必须变革观念。领导干部要彻底抛弃权大于法、"官贵民贱"的传统特权与等级思想;对于广大公民而言,必须从"重义务轻权利观"向"权利与义务皆重观"转变;其次,要重视普法教育。在理论层面上,普法教育必须优化灌输理论,提高普法工作中灌输的有效性;在实践层面上,必须高度重视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

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以信号与系统为例

探索在高校专业课程课堂教学中贯穿思政内容,实现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从科学精神、工匠精神、规矩意识和学科前沿技术等方面探索信号与系统专业课程中的“课程思政”内容,并对课程的考核方式进行改革,将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课程教学相融合,充分发挥专业课堂的作用。

蒙氏教育中幼儿规则意识建立的探索

蒙氏教育中,幼儿是自由的,不需要传统教育中的条条框框来限制幼儿,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内容,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但这并不表示幼儿是自由散漫的,却是极有规律和秩序的。蒙台梭利教育思想的各个方面都体现着秩序和规则。

当代中国的社会法治教育反思

从1986年开始,我国在蓬勃发展的普通法学教育的基础上,开展了以"全民普法"为主要形式的面向全民的社会法治教育,这种社会法治教育如今已经从"一五普法"到达"五五普法"阶段。可是,20多年过去了,我国党政官员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的提高在实践中并没有充分地体现出来。反思我国的社会法治教育,我们不难发现,从教育对象来看,以全体公民为对象而没有特别突出党政官员,忽视对道德和法律"底线意识"的培育,道德教育意识形态化等乃是其根本的缺陷。因此,我国的社会法治教育应该实现以我国党政官员的法治教育为重点,以法律意识的培育为核心,强化党政官员的法律底线意识,以符合现代民主、法治和宪政的精神实质与原则诉求的现代人即"公民"为最终目的追求等几个方面的主题转向。

新农村视野下农民法制教育探析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法制观念逐步树立,然而在农民法制教育中存在一些问题,诸如农村普法教育机制不健全、教育理念方式存在问题等。加强新农村农民法制教育需从加大法制宣传力度使农民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入手,明确教育理念,使教育内容和方法符合农民的要求,健全机制,加强组织领导,规范教育队伍。

德育视域下的大学考试管理

大学考试管理不仅仅是一项常规的管理工作,更是育人的基本手段,从德育的视域解读大学考试管理工作,要求大学考试管理应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注重培育学生的诚实品质、公平意识以及规则意识,以实现自身的育人职责。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规则意识的培育

规则意识是现代社会中所不可缺少的,是现代人尤其是青年一代需要的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公民意识,彰显了公民独立自主精神与责任意识,体现的是一种现代人格。规则意识培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应将主体性精神作为规则意识培育的价值基础、规范性精神作为规则意识培育的逻辑起点、权利义务对等精神作为规则意识培育的范式参照。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规则意识培育应具有层次性和导向性。将规则意识培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当中,有利于提高青年学生的责任感与担当精神。

家教语境下的法信仰障碍分析——从规则意识的培养谈起

法律信仰的形成是主体对法律不断认识、理解、实践的自主选择过程。从这个道理讲,主体对法律的接触最初是从一定规则甚至是从某种习俗、习惯开始的,随着认知、接受而逐渐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基于这种认识,家庭教育中规则意识的培养为法律信仰的形成奠定了导向性的基础,但是,家庭教育中的失范性行为,对子女的法信仰的养成带来障碍,也终将不利于子女法信仰的树立。

“极高明而道中庸”——冯友兰“人生境界说”对大学生“立德树人”教育的价值探析

"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应该汲取中国哲学的优秀内容。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对大学生"立德树人"教育具有不可取代的现实意义。

“合规则性”之启承:职业教育与传统文化的融合

文章从传统文化中规则意识出发,研究传统文化中“合规则性”的表现、发展。认为规矩意识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对规范的认可、服从和崇拜,在中华民族发展的过程中,人们普遍接受社会通行的价值观及规则,“合规则性”是国人自然品性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人从生存到审美的合规则意识都为在职业教育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有机整合提供了基础,职业教育必须从传统文化的营养中培育以“合规则性”为核心的现代工匠精神。

青少年法治教育现状调查研究

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对当前青少年法治教育状况、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发现青少年的法治意识、法治素养状况直接影响中华民族的整体法律素质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成。法制教育需要充分发挥教育主体的功能,克服教学经费不足、法治意识淡薄等困难,从明确教学性质、完善教育内容、创新教学模式、健全教育组织等方面入手,及时调整法治教育课程及教材,形成多样化的教育方式,通过多方合力、齐抓共管的良性格局,保障青少年法治教育的顺利开展。

论军校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

依法治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校法制教育能否取得实效。然而,我国的军校法制教育还存在一些问题。军校法制教育必须在教育理念、教育内容及方法上进行改革创新,以增强军校法制教育的成效。

研究性学习与体育史教学

从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创新教育的教学设计考虑，结合历史学科综合性，过去性的特点，尝试运用研究性学习方法于体育史教学中，突破当前教学的封闭状态，强调自主性、探索性的学习，让学生发现知识的内在联系，探索更多的获取知识、信息的途径，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达到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目的．

疫情下居民规则意识的培育路径研究--基于社区教育视角

隐瞒接触史、奸商坐地起价和少数公务人员临阵出逃或逃避值守等,无不映射出对规则的无视,究其原因是社会转型、生死“临界境况”等因素的影响。规则意识缺失加大了疫情传播速度和风险,妨碍了防控的有序进行。社区是居民的家园,是疫情防控的前沿阵地,以社区教育形式开展居民规则意识教育是最接地气和快速有效的。通过启动各级社区教育机构、组建专业教师团队、建设专门的社区教育网站,开展规则教育、社会动员和先进事迹宣传,促使规则内化为居民的自觉意识和外化为自觉行为,可以使疫情防控更为有序、社会治理更为高效,同时可以大幅降低传播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