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留守经历对农村留守儿童成年后生育动机的影响

基于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反事实分析方法将生育动机分为个人导向型和家庭导向型,探讨了早年留守经历对农村留守儿童成年后生育动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早年留守经历会减弱农村留守儿童成年后家庭导向型生育动机,并加强其个人导向型生育动机;异质性分析表明留守经历主要弱化男性、“90后”、独生子女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的家庭导向型生育动机。而机制分析表明,农村留守儿童的留守经历会通过影响心理健康和社会地位进而影响其成年后的家庭导向型生育动机。进一步的分析发现,留守经历对仅父亲外出以及在0~3岁时经历留守的群体的家庭导向型生育动机的负面影响程度更深,且最终会降低其生育意愿。因此,应重点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尽力弥补其家庭父母教育和情感的缺失,以帮助其形成积极的生育观。

低生育率背景下农村青年生育观念的嬗变逻辑

文章采用质性方法探究低生育率背景下农村青年生育观念嬗变历程及其行动逻辑,着重关注生育政策收紧时“逃着生”诸种表征演绎为生育政策回归家庭与个体时“不想生”现象的直接分类,从而呈现生育观念在行动层面的直接外放。通过深度挖掘其嬗变历程及其演绎逻辑,则显现为家庭主义与个体主义张力以及家庭主义与新家庭主义相抵牾。也即当家庭主义占据主流以及社会对性别关注度较高时,则为“逃着生”基本样态;而当个体主义占据优势以及社会对性别关注度较低时,则为“不想生”基本样态。据此可见,农村青年生育观念嬗变要素凸显青年群体内在独特性,实存于从家庭主义到个体主义以及从家庭主义到新家庭主义转变中,且进一步表达为其对流变社会以及外来文化的内化与外显。

中国青年就业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深刻影响青年群体的就业观念和行为。文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个体特征、家庭禀赋和宏观环境三个维度的因素对青年就业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青年整体就业状况不容乐观,低龄、低学历、低健康水平青年的失业问题突出;性别、年龄、健康状况、个体认知能力、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显著影响青年的就业行为;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社会资本、户口性质、家庭规模等家庭方面的因素对青年就业行为有显著的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能够显著促进青年就业;个体人力资本的提升可有效促进青年就业,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庭禀赋不利对青年就业的影响。通过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实施青年就业专项帮扶、纾解青年家庭与工作的矛盾、营造更加公平的就业环境,可以促进青年就业、提升青年就业质量。

关系主义实践:“空巢青年”家庭再生产的机制分析

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背景下,“空巢青年”作为一个新兴群体呈现在社会大众的视野中。遵循主体性建构的方法论,聚焦“空巢青年”的婚姻实践,提出关系主义实践的分析框架,试图揭示“空巢青年”家庭再生产的过程和机制。研究发现,在家庭私人生活的实践性、婚姻家庭立场的政治性、家庭发展支持的缺失性等制度环境背景下,转型期中国“空巢青年”现象彰显了家庭主义和个体意识崛起相互交织的关系主义实践,具体表现为“家庭一体”的特征。这既不同于强调个体牺牲的传统家庭主义,也不同于以个体自由独立为标榜的西方个体主义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空巢青年”的关系主义实践不仅实现了家庭幸福、生活保障和社会身份的认同,同时也暗含着对转型期制度变迁的能动回应。但关系主义实践的实用性策略也存在功利性的异化趋势,需要引起社会层面的关注。

另一种移动:朝鲜族女性婚姻移民及其娘家的家庭战略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延边地区朝鲜族女性大量外嫁韩国。时至今日,外嫁热潮虽然早已冷却,但是影响依然存在。通过对延边在住婚姻移民的娘家成员等的访谈,从婚姻移民的送出方,即家族的角度来探讨延边朝鲜族国际婚姻移动过程中的家庭战略,调查显示朝鲜族婚姻移民家庭战略的直接目标是在城市购买新房以及通过教育达到阶层上升,也引发了娘家男性和老年人的跨境劳务移动、跨境扩大家族的形成等间接效应。同时,朝鲜族婚姻移民家庭在遇到期待落空等问题时,通过婚姻移动经济劣势方的逆向补偿及跨国打工持久化等来调适。朝鲜族女性婚姻移民的家庭战略主体既是个人又是家族,家族扮演了父权制家长的角色,但家族的利害关系和个人的利害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致的。

广西边境民族地区青年群体家国情怀培育研究

广西边境民族地区青年群体家国情怀的培育具有丰厚的价值意蕴,有利于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建设、提升边境地区治理和发展水平、助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目前,在广西边境民族地区青年群体家国情怀培育过程中尚存在对家国情怀理解的偏差、培育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不够凸显、社会文化环境冲击致使培育难度加大、情感体验路径受到限制等问题。为此,要强化其认知自觉和责任自觉,凸显家国情怀培育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抵制外来文化对青年价值观的冲击,并最终让青年在实际行动中深植家国情怀。

离婚诉讼中房屋权利确认及分割之疑点研究

离婚案件中,解决房屋权利确认及分割问题,一直是化解婚姻矛盾、平息财产纠纷的重点。但房屋权利问题往往涉及各种情况,包含多方利益,同时也是司法认定中的难点。目前,在离婚房屋诉讼审判实践中,对于"父母出资购房"的含义,按福利政策购买的房改房权利的确认,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房屋是否构成赠与,离婚时尚未分割遗产的处理,对一方出资装修价值的认定等等,均存有较大的争议。对于此类案件,处理好保护个人财产和尊重家庭伦理这两种价值的平衡,最大程度的符合当前中国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观,是解决争议的关键。

青年工人的成年转型困境——评席尔瓦的《无可达标:波荡时代美国青年工人的成年转型》

在一定时期内顺利完成学业、获得稳定工作和经济独立、结婚成家并为人父母,是美国青年工人实现成年转型的传统模式。但过去数十年美国社会不平等的持续扩大,使青年工人的成年转型陷入困境。基于美国两个传统工业城市的长期调查,《无可达标:波荡时代美国青年工人的成年转型》一书发现,社会不平等的加剧通过制度化的风险转嫁和个体化的自我重建两个关键机制,彻底重塑了青年工人的成年转型模式。本文首先梳理出该书的一个分析框架,并据此呈现社会不平等如何通过教育、工作等制度化的风险转嫁机制,冲击青年工人的家庭结构并瓦解其传统成年模式,让他们"无可达标",并促使其转向以"治疗创伤—自我成长"为内容的个体化的新成年转型模式。本文还提取出该书论证过程中的一条暗线,即通过对比青年工人和中产阶级极为不同的成年转型路径,突出社会不平等对青年工人成年转型的灾难性影响。本文认为,该书的主要研究发现破除了既有文献对成年转型的"中产式"理解,所使用的分析框架为考察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成年转型,尤其是注重中国家庭文化伦理和家庭组织结构的关键影响,提供了重要参照。

家庭主义协商:代际实践韧性与中国新型家庭共同体的形成

伴随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发生及亲密关系的现代性变革,保持单身被诸多青年视为一种积极、自主的生活选择。然而,受家庭主义文化的影响,原生家庭是我国单身青年面临的最主要压力源,单身青年和原生家庭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在缺乏外部解决渠道的现实情况下,平等沟通、体谅子女、会做父母等家庭主义协商策略在推动父母逐步接纳并认可子女的单身抉择、帮助单身青年与原生家庭实现和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青年个体与原生家庭相互博弈和协商的过程中,代际实践的韧性逐步形成。单身青年与原生家庭代际实践的韧性彰显了家庭共同体的存在及其影响力,表明中国现代化变迁并未出现西方个体主义去制度化的特征。亲密情感的价值认同与自我体验成为满足个体诉求与实现家庭整合的重要力量,这不仅展现了既定制度伦理规范之外家庭主义文化的实用性与灵活性,也体现了中国式家庭亲密关系变迁的新近趋势。尽管家庭亲密关系中的代际实践彰显出中国家庭主义文化的特殊性,但其背后也暗含着全球个体化时代亲密情感认同的普遍性,显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个体与家庭和谐共生的多元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