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资本下乡能促进农户增收吗?

工商资本下乡对优化城乡资源要素配置,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和浙大卡特—企研中国涉农研究数据库(CCAD)数据,分析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商资本下乡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水平,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收入结构上,工商资本下乡主要提高了农户非农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但降低了农业经营性收入;工商资本下乡通过推动农户家庭劳动力从本地务农向本地非农就业转移,提高非农就业率,从而促进总收入增加;工商资本下乡的增收效应对于不同受教育水平和经济状况的农户没有显著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村弱势群体的帮扶作用;涉农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工商资本均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水平,且增收作用逐渐增强。本研究为推进工商资本下乡、实现农民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

我国工商资本下乡研究:文献梳理与问题讨论

近年来,工商资本大举进入农村经营农业的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并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领域。学界主要从工商资本下乡的动因、渠道与模式、对解决"三农"问题的积极意义和负面影响与潜在风险以及政府规制等方面进行研究,对工商资本下乡的积极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主流观点支持工商资本进入农业,但强调需要加强监管,防止过度"非粮化""非农化"以及大量圈地和排挤农民等现象发生。此外,城市工商资本与农村工商资本的划分、差别化监管的依据以及"非粮化"控制的区域范围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财政哺农支付规则设计与地方政府行为矫正

如何设计财政哺农专项转移支付规则才能有效矫正地方政府的扭曲行为?研究发现,财政哺农专项转移支付的政策效果主要由分配规则和当地农业经济发展阶段决定,随着当地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为了激励地方政府开展“发展农业提升经济效益与反哺农民改善农民生计”活动,中央政府在财政制度中融入“奖励”规则较事后的“鼓励”规则,更能够有效引导地方政府正确、合理地分配财政支出。

博弈视角下工商资本下乡过度逐利行为规制研究

构建地方政府、工商资本与农户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可以分析不同行为策略演化的稳定条件及影响因素,明晰规制工商资本过度逐利行为的机理,规制工商资本下乡中过度逐利等行为。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扶持资金与分配比例、对工商资本违规的处罚额,农户积极参与下工商资本违规经营的额外收益、调节系数,均存在临界值,大于或小于临界值均会改变工商资本行为方向;政府监管时发现工商资本违规的概率及农户的长短期收益并不改变工商资本行为演化方向;可以生成系统演化为理想状态的条件。规制工商资本过度逐利等违规行为可采取保持较高的工商资本违规处罚额、设置合理的扶持资金及分配比例等规制措施。

基于负责人角度的工商资本持续投资农业意愿研究

资本回流农业具有必然性与长期性。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下乡持续投资农业,有助于农业的繁荣兴盛。从工商资本负责人的角度,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工商资本持续投资农业的意愿影响因素模型,并借助结构方程模型展开剖析,发现:在工商资本持续投资农业的意愿模型中,最为关键的要素是工商资本负责人的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而主观规范要素影响不显著;行为态度下,工商资本负责人对"获得社会认可""回报家乡"和"获得政策支持"的态度越正向积极,就越能够影响其持续投资农业的意愿,"获得社会认可"和"回报家乡"的影响大于"获得政策支持"的影响;知觉行为控制下,工商资本负责人对于获取外部政策支持和内部资源禀赋、投资能力的感知会影响其持续投资意愿,其中内部控制对于持续投资意愿的影响最大;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这两个要素还可以通过态度间接影响工商资本持续投资农业的意愿。应建立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的筛选机制,开展工商资本负责人培训工作,推动政府扶持政策转型,增进村级组织的服务作用,帮助工商资本获取社会资本,以增强工商资本持续投资农业的积极性。

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民福利的影响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使用安徽省2005年至2019年的数据,从农民收支状况、社会支持效应、农村居住环境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赋权测度安徽省农民福利水平;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工商资本下乡的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工商资本下乡的两种效应对农民福利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农民福利水平总体以相对稳定的趋势上升,上升速度在2008年后有所下降;工商资本下乡的规模效应总体平稳增长,2013年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协同效应除2007年因自然灾害有所降低,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增长速度于2014年出现回落;工商资本下乡的规模效应对农民福利水平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相对来说协同效应对农民福利水平的提升作用明显不足。

浅议门源县工商资本下乡现状及发展思路

近几年来门源县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依照中央1号文件精神,积极鼓励引导工商资本下乡参与全县种养业,带动人力、财力、物力以及先进技术、理念、管理等进入农业农村,助推农牧产业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实现乡村振兴。

资本下乡、经营土地与农政变迁——以成都市郫都区为例

基于对成都市郫都区的长期田野观察,构建了“资本下乡-经营土地-农政变迁”的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了两个村庄的资本下乡过程和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的资本下乡对两村进行了不同的塑造,但导致的农政变迁结果殊途同归。为建立乡村振兴模板,战旗村在地方政府大力扶持下,通过各类规划和国有企业投资,打造乡村振兴博览园核心示范区;白云村的发展则主要是市场引导的“消费性建成空间”塑造,投资企业利用集体建设用地打造田园综合体,将乡村空间符号化和商品化,供追求文化符号产品的城市中产消费。虽然两村资本下乡的主导力量和发展路径不尽相同,但其农政变迁具有一致性:以农村集体土地的资产化和资本化为核心,农业逐渐现代化和产业化,随之而来的是传统农民减少,职业农民和“新农人”增加,乡村地域更深地嵌入城市资本循环。研究表明,农政变迁的一致性源于两地的正式、非正式制度的稳定性和相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不同的治理方式仍可塑造相似的农村社会经济实践。

工商资本入乡在乡村治理中的多重效应与内在逻辑--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主题中,明确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等重大任务。乡村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处理好入乡工商资本与乡村治理的关系,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重要内容。伴随城乡融合发展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这不仅对农业结构、农村面貌产生影响,还给乡村治理的稳定性和有序性带来影响。本文梳理了工商资本入乡在乡村治理中的再组织化效应、规则嵌入效应、阶层分化效应和替代断裂效应,探索了地方政府、村组织、村民与工商资本间的互动所遵循的政治、经济、实践与熟人逻辑,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完善经济利益联结政策保障机制、城市要素协同入乡政治反哺机制、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机制、农村社会力量培育壮大机制,以推动乡村治理有效、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工商资本下乡“非粮化”现象的诱因及长效对策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鼓励引导工商资本下乡。随着工商资本下乡的不断推进,土地流转领域中"非粮化"现象日益严重。对于"非粮化"现状、工商资本下乡的现状以及"非粮化"的规模及其弊病进行了现实分析。另外,从政策、市场两方面系统分析了"非粮化"现象出现的原因,并从政府、农户、金融机构视角对"非粮化"问题及实证结果给出相应对策建议。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下农业企业家社会资本的重构:产业逻辑、理论框架与案例检验

农业企业家是乡村产业的推动者、实施者,农业企业家社会资本是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但是,由工商企业家和城归精英转身的农业企业家在推进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忽视了对乡村产业关系的激发与盘活以及对乡村产业资源的统摄与整合,从而使乡村产业同质化、文旅化问题比较突出,产业现实与高质量要求之间的张力不断加大。既有研究,对乡村产业现状的解释比较乏力。为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基于产权关系理论和产业发展理论的视角,对农业企业家社会资本的功能作用、产业逻辑和重构框架进行理论分析与案例检验。研究发现,“人力—土地—技术—资本—关系”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由工商企业家转向农业企业家,社会资本的转向是关键,须从关系产权合约安排角度对农业企业家社会资本进行重构;引入“关系产权”对“五维联动”要素进行协同与规整,构建起现代化与法治化的乡村产业组织治理体系,有助于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本研究完善的农业企业家社会资本理论体系和提出的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素体系,可为新形势下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相关启示。

工商资本下乡背景下农村环境合作治理研究——基于D村的案例

伴随工商资本下乡参与乡村振兴的热潮,农村地区成为了企业竞相追逐的“蓝海”之地。对农村环境污染进行治理是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基石。通过对D村进行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资本与生俱来的趋利性本质,导致了D村环境污染的进一步恶化。合作治理理论在农村环境治理中发挥着独特优势,工商资本下乡背景下建设生态型政府、培育环保民间组织、强化下乡企业社会责任、发挥农民和村委会在场优势是相关利益主体实现农村环境良治的路径选择。

国内“资本下乡”的研究综述

随着国家对乡村发展的大力扶持,“资本下乡”成为一股热潮,“资本下乡”现象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资本下乡”为乡村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乡村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本文介绍了“资本下乡”的国内研究概况,综述了“资本下乡”的阶段划分以及目前研究重点,以期促进农村发展。

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T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验证了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目前工商资本下乡仍然以“小农挤出效应”为主,工商资本下乡显著加剧了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工商资本以流转土地的渠道下乡会显著加剧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而以社会化服务的渠道下乡则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无显著影响;工商资本下乡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率,缓解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鉴于此,提出了规范工商资本下乡渠道、加强对低收入农户的技能培训、加强乡村治理等对策建议,以期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工商资本下乡的积极效应。

工商资本下乡视角下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数量变化及其驱动因素

工商资本下乡是促进农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关键,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在分析2008—2020年我国县域农产品地理标志与工商资本下乡时空演变特征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自回归模型,从工商资本下乡视角分析了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数量增长变化的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每年新增数量整体上呈现出波动性,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②我国当年在营农业企业数量总体上呈现出以2011年为分界点的“先缓后急”的持续增长趋势,“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格局逐步强化。③工商资本下乡对农产品地理标志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且空间直接和间接效应显著为正。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农业韧性的时空演变及影响效应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注重在地资源统筹,强调“外引内生”聚合转换的实践运行逻辑,可望成为提升农业韧性新的着力点。文章基于我国2009—2021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考察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农业韧性时空演变特征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农业韧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路径。研究发现:(1)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数量与农业韧性水平在研究期内稳步提升,二者在空间分布上均经历了从“地区分化”到“均衡发展”的转变。(2)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显著提升了农业韧性。(3)农村金融支持与工商资本下乡是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提升农业韧性的主要渠道;而与传统认知不同的是,财政支农投入并没有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影响农业韧性的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这可能与当前政府对于遗产保护的财政支农投入力度有限存在一定关联。

工商资本下乡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理论逻辑与实证

【目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举措,本文旨在从理论和经验层面研究工商资本下乡与农户人居环境整治行为之间的关系。【方法】基于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调查数据,利用Mv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工商资本下乡对于农户人居环境整治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1)工商资本下乡显著提升了农户科学处理生活污水及使用卫生厕所的概率,这一结论在进行工具变量回归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这意味着工商资本下乡能够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效果。(2)工商资本下乡带来了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户收入水平的提升,满足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二部制付费”俱乐部物品属性,为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提供了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3)在村干部领导力越强的村庄和抚养比越高的家庭,工商资本下乡促使农户改厕的可能性越大,但并未明显提升农户科学处理生活污水的概率;此外,只有工商资本进村,才有利于改善农户生活污水处理和改厕行为。【结论】应鼓励和有序引导工商资本下乡,完善工商资本下乡的对接平台和政策体系,推动其参与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

工商资本下乡促进了农地流转吗?——来自CLDS的经验证据

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推进工商资本下乡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工商资本下乡行为异质性的视角,从租赁农地和提供机耕服务两个方面梳理工商资本下乡影响农户农地流转的可能路径,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探讨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44.46%和25.01%的调查农户所在村有工商资本下乡租赁过农地和提供过机耕服务;21.17%和72.06%的调查农户所在村有工商资本不止一次下乡租赁过农地和提供过多元化惠农服务。工商资本下乡租赁农地显著降低了农户的农地转入概率,对农户的农地转出决策影响不显著;工商资本下乡提供机耕服务显著提高了农户的农地转入概率,降低了农户的农地转出概率。户主年龄、性别、家庭实际耕地面积和村居劳动力年龄结构等因素也能够促进农地流转。随着工商资本下乡租赁农地强度的增加,将降低农户农地转入和转出概率;若工商资本下乡提供多元化惠农服务,将显著提高农户的农地转入概率,降低农户的农地转出概率。因此,需加强对农地流转的监督和管理,警惕工商资本下乡过程中大量“圈地”导致的土地“非粮化”和“非农化”现象,加快建立工商资本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

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为验证“逐利”的工商资本下乡参与农地流转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工商资本下乡租赁农地和提供惠农服务2个视角,理论层面剖析2个视角下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机制,并利用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和河南5省6市1194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探究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同时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①工商资本下乡租赁农地会对农户转出农地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户在工商资本下乡租赁农地后表现出明显的转出农地倾向,而对农户转入农地行为无显著影响;②工商资本下乡提供惠农服务会对农户转入农地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在工商资本下乡提供惠农服务的情况下,农户更倾向于转入农地,而对农户转出农地行为无显著影响。针对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以下2条建议:①健全机制,强化工商资本下乡正向影响;②采取措施,预防租赁农地的潜在风险。

都市边缘区典型农村宅基地功能转型机制——以广州市凤和村为例

在乡村振兴和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探索背景下,文章尝试构建“土地发展权—土地租差”的分析框架,以位于珠三角都市边缘区的凤和村为例,通过半结构访谈与问卷调查等方法,借助博弈论,分析工商资本下乡推动宅基地功能转型的内在机制。研究表明:(1)都市边缘区农村宅基地存在的土地租差是工商资本下乡的主要驱动力,拥有土地发展权是捕获土地租差的基础。在土地租差的驱动下,工商资本与村民、政府展开了对土地发展权的博弈,博弈的结果决定了宅基地功能转型与收益的分配。(2)与工商资本相比,村民由于缺乏资金与组织发展能力,在博弈中缺乏宅基地基本发展权的定价话语权,以致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均。(3)工商资本与政府之间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增加了工商资本获利的不确定性,政府的刚性管制使得工商资本所能获得宅基地超额发展权较为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