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适应到自主:资本下乡背景下农业雇工管理模式变迁

下乡资本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农业经营主体,破解资本化农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雇工管理困境对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资本化的农业经营方式与传统的小农农业生产体系之间存在张力,使得资本主体在下乡初期会遭遇雇工管理困境,此时资本主体必须通过适应性自我改造才能实现入场。但当资本深度参与农业经营后,会从生产者属性、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外部社会结构等多个方面改造农业生产体系,使之适配资本化的农业经营方式,进而化解资本主体的雇工管理困境。研究认为,随着资本下乡参与农业经营的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农业生产领域将逐渐适应资本化的经营方式。

农地流转、耕地“非粮化”与粮食安全——兼论“谁来种粮”问题

维护粮食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保障,而耕地“非粮化”制约着中国粮食安全。基于农地流转再利用的资本逐利视域,立足不同区域的实证案例,发现耕地“非粮化”现象广泛地存在于农地流转中,农地经营户在流转耕地上偏好种植果木等经济作物,而非粮食作物。究其原因,农地流转本质上是资本下乡对耕地利用的再造,而资本下乡秉承着逐利性原则。受限于市场经济内生机制、政府干预形式和力度缺陷、公共政策执行存在偏差及农地流转合同未规定耕地使用方式等因素影响,农地经营户种植粮食作物的比较效益偏低,难以满足资本逐利需要。当前,囿于农村劳动力空心化及老龄化、土地承包期限延长至30年政策等条件制约,不应盲目地将农村流转耕地收回重新分配给农民耕种,而应遵循农地流转再利用的资本逐利逻辑。在农地流转基础上,选择区域实施商业化种粮政策,同时通过优化政府干预形式和力度,确保公共政策精准执行及利用协商治理调整合同内容方式来提升农地经营户种粮积极性,从而推动耕地“非粮化”朝着“种粮化”转向。

资本嵌入、村社自主与乡村产业发展的实践路径——基于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多案例比较分析

社会资本与村社组织是推动农业转型与产业发展的重要主体力量。基于嵌入性与自主性理论,建构了一个资本嵌入、村社自主与乡村产业发展的关联性分析框架,并运用“资本嵌入—村社自主”的二分法,将资本下乡过程中的产业发展分为互嵌协同型、资本主导型、村社主导型、双向脱嵌型等4种类型。研究发现,资本主体与村社主体所采取的不同行动逻辑和互动形态,导致村庄产业发展模式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影响了产业发展绩效。互嵌协同型产业发展模式是助推乡村产业发展最为有效的路径选择,资源整合、利益耦合与关系互嵌是村企互动有效助推产业发展的实践机制。在资本下乡实践中,应积极建设基层有为政府,为村企互嵌协同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充分发挥村社组织的集体理性,提升资源配置与利益分配的自主性;提升农民主体地位,实现小农户的组织化参与。

我国工商资本下乡研究:文献梳理与问题讨论

近年来,工商资本大举进入农村经营农业的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并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领域。学界主要从工商资本下乡的动因、渠道与模式、对解决"三农"问题的积极意义和负面影响与潜在风险以及政府规制等方面进行研究,对工商资本下乡的积极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主流观点支持工商资本进入农业,但强调需要加强监管,防止过度"非粮化""非农化"以及大量圈地和排挤农民等现象发生。此外,城市工商资本与农村工商资本的划分、差别化监管的依据以及"非粮化"控制的区域范围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财政哺农支付规则设计与地方政府行为矫正

如何设计财政哺农专项转移支付规则才能有效矫正地方政府的扭曲行为?研究发现,财政哺农专项转移支付的政策效果主要由分配规则和当地农业经济发展阶段决定,随着当地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为了激励地方政府开展“发展农业提升经济效益与反哺农民改善农民生计”活动,中央政府在财政制度中融入“奖励”规则较事后的“鼓励”规则,更能够有效引导地方政府正确、合理地分配财政支出。

基于负责人角度的工商资本持续投资农业意愿研究

资本回流农业具有必然性与长期性。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下乡持续投资农业,有助于农业的繁荣兴盛。从工商资本负责人的角度,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工商资本持续投资农业的意愿影响因素模型,并借助结构方程模型展开剖析,发现:在工商资本持续投资农业的意愿模型中,最为关键的要素是工商资本负责人的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而主观规范要素影响不显著;行为态度下,工商资本负责人对"获得社会认可""回报家乡"和"获得政策支持"的态度越正向积极,就越能够影响其持续投资农业的意愿,"获得社会认可"和"回报家乡"的影响大于"获得政策支持"的影响;知觉行为控制下,工商资本负责人对于获取外部政策支持和内部资源禀赋、投资能力的感知会影响其持续投资意愿,其中内部控制对于持续投资意愿的影响最大;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这两个要素还可以通过态度间接影响工商资本持续投资农业的意愿。应建立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的筛选机制,开展工商资本负责人培训工作,推动政府扶持政策转型,增进村级组织的服务作用,帮助工商资本获取社会资本,以增强工商资本持续投资农业的积极性。

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民福利的影响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使用安徽省2005年至2019年的数据,从农民收支状况、社会支持效应、农村居住环境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赋权测度安徽省农民福利水平;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工商资本下乡的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工商资本下乡的两种效应对农民福利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农民福利水平总体以相对稳定的趋势上升,上升速度在2008年后有所下降;工商资本下乡的规模效应总体平稳增长,2013年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协同效应除2007年因自然灾害有所降低,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增长速度于2014年出现回落;工商资本下乡的规模效应对农民福利水平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相对来说协同效应对农民福利水平的提升作用明显不足。

浅议门源县工商资本下乡现状及发展思路

近几年来门源县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依照中央1号文件精神,积极鼓励引导工商资本下乡参与全县种养业,带动人力、财力、物力以及先进技术、理念、管理等进入农业农村,助推农牧产业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实现乡村振兴。

工商资本入乡在乡村治理中的多重效应与内在逻辑--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主题中,明确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等重大任务。乡村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处理好入乡工商资本与乡村治理的关系,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重要内容。伴随城乡融合发展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这不仅对农业结构、农村面貌产生影响,还给乡村治理的稳定性和有序性带来影响。本文梳理了工商资本入乡在乡村治理中的再组织化效应、规则嵌入效应、阶层分化效应和替代断裂效应,探索了地方政府、村组织、村民与工商资本间的互动所遵循的政治、经济、实践与熟人逻辑,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完善经济利益联结政策保障机制、城市要素协同入乡政治反哺机制、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机制、农村社会力量培育壮大机制,以推动乡村治理有效、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工商资本下乡“非粮化”现象的诱因及长效对策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鼓励引导工商资本下乡。随着工商资本下乡的不断推进,土地流转领域中"非粮化"现象日益严重。对于"非粮化"现状、工商资本下乡的现状以及"非粮化"的规模及其弊病进行了现实分析。另外,从政策、市场两方面系统分析了"非粮化"现象出现的原因,并从政府、农户、金融机构视角对"非粮化"问题及实证结果给出相应对策建议。

村社主导:资本下乡推动农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路径

实现资本与农村资源的有效整合是利用资本下乡推动农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前提。调研发现,农村资源及其支配主体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受限于市场交换互动模式的有限适用性,资本主体无法与农村资源主体形成良好互动,因而难以自行整合农村资源。村社组织具有“四位一体”的角色属性,可以灵活对接资本主体与农村资源主体。由村社组织主导农村产业发展时,可以将“资本整合农村资源”的过程转化为“村社组织整合资本与农村资源”的过程。村社组织一方面可以依靠利益互嵌实现与资本主体的有效互动,另一方面可以依靠“四位一体”的角色属性实现与农村资源主体的灵活对接,进而充分整合资本和农村资源,推动农村产业振兴。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村社组织的主导作用。

资本下乡与小农户农业收入稳定性研究——兼论农村产业振兴的路径选择

如何理解资本下乡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本研究的问题意识所在。实地研究发现,资本下乡具有提高农村产业发展水平的积极效果,但是也会造成农村产业中的高附加值环节被工商资本垄断的意外后果,进而导致农村产业内部各环节之间的经济互动溢出熟人社会,从社会交往模式转变为纯粹的市场交易模式。在市场交易模式下,村庄内部的熟人社会网络为小农户营造的保护型结构面临瓦解,进而削弱小农户应对农业生产中各种风险的能力,其农业收入的稳定性也会随之弱化。农业收入稳定性弱化将导致农村无法正常发挥社会保障功能,继而诱发新的社会问题。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应谨慎选择农村产业的振兴路径,多鼓励本土精英自主创业发展经营农村产业,并由政府为其建立制度性融资渠道,实现他们与外部资源的有效连接,从而在推动农村产业发展的同时保持小农户农业收入的稳定性。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下农业企业家社会资本的重构:产业逻辑、理论框架与案例检验

农业企业家是乡村产业的推动者、实施者,农业企业家社会资本是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但是,由工商企业家和城归精英转身的农业企业家在推进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忽视了对乡村产业关系的激发与盘活以及对乡村产业资源的统摄与整合,从而使乡村产业同质化、文旅化问题比较突出,产业现实与高质量要求之间的张力不断加大。既有研究,对乡村产业现状的解释比较乏力。为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基于产权关系理论和产业发展理论的视角,对农业企业家社会资本的功能作用、产业逻辑和重构框架进行理论分析与案例检验。研究发现,“人力—土地—技术—资本—关系”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由工商企业家转向农业企业家,社会资本的转向是关键,须从关系产权合约安排角度对农业企业家社会资本进行重构;引入“关系产权”对“五维联动”要素进行协同与规整,构建起现代化与法治化的乡村产业组织治理体系,有助于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本研究完善的农业企业家社会资本理论体系和提出的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素体系,可为新形势下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相关启示。

工商资本下乡背景下农村环境合作治理研究——基于D村的案例

伴随工商资本下乡参与乡村振兴的热潮,农村地区成为了企业竞相追逐的“蓝海”之地。对农村环境污染进行治理是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基石。通过对D村进行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资本与生俱来的趋利性本质,导致了D村环境污染的进一步恶化。合作治理理论在农村环境治理中发挥着独特优势,工商资本下乡背景下建设生态型政府、培育环保民间组织、强化下乡企业社会责任、发挥农民和村委会在场优势是相关利益主体实现农村环境良治的路径选择。

乡村多元主体利益平衡的精准赋能空间营建模式

文章在明晰多元主体利益平衡目标与原则基础上,从村集体主体性增强、产业重组与形态重塑、空间功能动态调适、特色景观风貌共塑四个方面阐述了精准赋能空间营建模式,为实现下乡资本与村集体的共生共荣提供理论指导。

国内“资本下乡”的研究综述

随着国家对乡村发展的大力扶持,“资本下乡”成为一股热潮,“资本下乡”现象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资本下乡”为乡村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乡村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本文介绍了“资本下乡”的国内研究概况,综述了“资本下乡”的阶段划分以及目前研究重点,以期促进农村发展。

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T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验证了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目前工商资本下乡仍然以“小农挤出效应”为主,工商资本下乡显著加剧了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工商资本以流转土地的渠道下乡会显著加剧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而以社会化服务的渠道下乡则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无显著影响;工商资本下乡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率,缓解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鉴于此,提出了规范工商资本下乡渠道、加强对低收入农户的技能培训、加强乡村治理等对策建议,以期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工商资本下乡的积极效应。

工商资本下乡视角下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数量变化及其驱动因素

工商资本下乡是促进农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关键,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在分析2008—2020年我国县域农产品地理标志与工商资本下乡时空演变特征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自回归模型,从工商资本下乡视角分析了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数量增长变化的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每年新增数量整体上呈现出波动性,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②我国当年在营农业企业数量总体上呈现出以2011年为分界点的“先缓后急”的持续增长趋势,“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格局逐步强化。③工商资本下乡对农产品地理标志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且空间直接和间接效应显著为正。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农业韧性的时空演变及影响效应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注重在地资源统筹,强调“外引内生”聚合转换的实践运行逻辑,可望成为提升农业韧性新的着力点。文章基于我国2009—2021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考察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农业韧性时空演变特征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农业韧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路径。研究发现:(1)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数量与农业韧性水平在研究期内稳步提升,二者在空间分布上均经历了从“地区分化”到“均衡发展”的转变。(2)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显著提升了农业韧性。(3)农村金融支持与工商资本下乡是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提升农业韧性的主要渠道;而与传统认知不同的是,财政支农投入并没有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影响农业韧性的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这可能与当前政府对于遗产保护的财政支农投入力度有限存在一定关联。

资本下乡:农业中的隐蔽雇佣关系与资本积累

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是中国农业转型的一个重要部分。关于世界各地农业变迁的研究已经有深厚的基础,讨论的焦点在于农业资本化是否改造了家庭农业、是否必然带来雇佣关系的大规模出现,以及如何理解农业资本与家庭农业之间的关系等。随着中国农业的转型,中国农业变迁的研究也进入了这条理论脉络中。本文以一家龙头企业为例,探讨企业如何通过将农户整合进其产业链来获利。研究发现,尽管龙头企业与所整合进来的代管户之间没有直接的劳动雇佣关系,然而,代管户的种植收益仅等于其所投入劳动的工资;而企业通过控制土地等重要的生产条件,从农业生产的上游和下游获取利润,这一利润的来源实际上正是代管户所生产的农业剩余。因此,企业与农户之间事实上形成了隐蔽的雇佣关系,家庭农业在这个意义上已经被改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