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方演化博弈视角下乡村旅游投资开发参与主体合作行为策略研究

工商资本参与地方乡村旅游开发将有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而投资方与地方基层政府、村集体达成良好的合作是乡村旅游项目开发成功的关键。文章结合乡村旅游项目开发中不同主体的有限理性,建构了工商资本、基层政府和村集体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以浙江省安吉县HSW村为例进行仿真分析。研究显示:工商资本、地方基层政府、村集体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存在4个动态演化路径达到均衡状态,这些路径对应不同主体各自的策略选择;工商资本在进行“独立经营”或“村企合作”的投资模式选择时,对基层政府和村集体的策略选择的反应较快、演化路径较敏感,而基层政府及村集体受其他主体影响较小,因而这两者策略选择时达到稳定状态相对较缓慢,演化路径比较平稳;由于“损失厌恶”心理及信任基础不足,地方基层政府在选择不利于自身短期收益的“积极支持”策略时需要更长时间,在制定有利于自身短期收益的“规范引导”策略时则比较迅速,因此工商资本在开发乡村旅游项目时必须明确投资的长期性和阶段性;乡村旅游项目开发中地方基层政府的支持非常重要,当工商资本选择“独立经营”时受地方基层政府“积极支持”策略的影响较小,而选择“村企合作”策略时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因此工商资本选择投资模式时必须考虑地方对投资模式的倾向性。文章最后从利益均衡、社区融入、风险控制等视角为工商资本顺利进行乡村旅游项目开发提出了建议。

工商资本下乡能促进农户增收吗?

工商资本下乡对优化城乡资源要素配置,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和浙大卡特—企研中国涉农研究数据库(CCAD)数据,分析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商资本下乡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水平,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收入结构上,工商资本下乡主要提高了农户非农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但降低了农业经营性收入;工商资本下乡通过推动农户家庭劳动力从本地务农向本地非农就业转移,提高非农就业率,从而促进总收入增加;工商资本下乡的增收效应对于不同受教育水平和经济状况的农户没有显著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村弱势群体的帮扶作用;涉农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工商资本均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水平,且增收作用逐渐增强。本研究为推进工商资本下乡、实现农民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

从适应到自主:资本下乡背景下农业雇工管理模式变迁

下乡资本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农业经营主体,破解资本化农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雇工管理困境对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资本化的农业经营方式与传统的小农农业生产体系之间存在张力,使得资本主体在下乡初期会遭遇雇工管理困境,此时资本主体必须通过适应性自我改造才能实现入场。但当资本深度参与农业经营后,会从生产者属性、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外部社会结构等多个方面改造农业生产体系,使之适配资本化的农业经营方式,进而化解资本主体的雇工管理困境。研究认为,随着资本下乡参与农业经营的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农业生产领域将逐渐适应资本化的经营方式。

中美耕地保护制度比较分析与经验启示——基于工商资本介入耕地保护视角

工商资本介入耕地是我国实现乡村振兴的积极举措之一,但也潜藏着诸多风险需要规制。当前我国工商资本介入耕地存在生态环境破坏、农民利益受损、耕地非农化等问题,可以吸收美国耕地保护制度经验予以缓释,如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利用中间机构降低生态受损风险和平衡利益分配、以保护地役权协议限制用途转换等。我国应当从搭建耕地保护中间平台、完善农业保险建设和加强保护地役权应用等方面进行完善。

加入WTO与我国金融业的战略选择

为迎接加入WTO带来的挑战 ,我国金融业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深化改革 ,提高我国金融业的竞争力 ,加快银行股份制改造 ,把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 ;提高资本充足率 ;提高信贷资产质量 ;大力拓展中间业务。二、金融市场开放应循序渐进 ,分阶段有选择地进行 ,先金融经营后金融投资 ,先外币市场后本币市场。三、充分利用WTO规则 ,采取有效措施 ,减少国际金融业对我国金融业的冲击。

村庄组织化程度可否促进工商资本嵌入?

工商资本下乡是解决农村资金短缺的有效措施。然而,当前资本无法与村庄深度融合,村庄自有的内部组织成为搭建嵌入平台的良好选择。采用CLDS2016村庄层面的问卷数据,借助熵权法从村庄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两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OLS回归模型和交互项模型,从生产和生活角度入手,对村庄组织化程度能否促进工商资本嵌入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村庄组织化程度对于资本的生产性和生活化嵌入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村庄组织化程度每提高1%,资本的生产性嵌入增加6.51%,生活化嵌入增长1.79%。(2)对于不同区域、地形和耕地占比的村庄,组织化程度带来的促进作用具有异质性。(3)工商资本的生活化嵌入主要依赖于村庄正式组织推动,非正式组织则是助力资本生产性嵌入的关键。(4)经济利益联结和产业基础都与村庄组织化程度存在协同效应,但人际关系和中间组织不具有调节作用。建议加强村民主体地位,注重村庄禀赋差异,促进中间组织发展,构建利益联结机制,以提高村庄的组织化程度。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下农业企业家社会资本的重构:产业逻辑、理论框架与案例检验

农业企业家是乡村产业的推动者、实施者,农业企业家社会资本是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但是,由工商企业家和城归精英转身的农业企业家在推进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忽视了对乡村产业关系的激发与盘活以及对乡村产业资源的统摄与整合,从而使乡村产业同质化、文旅化问题比较突出,产业现实与高质量要求之间的张力不断加大。既有研究,对乡村产业现状的解释比较乏力。为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基于产权关系理论和产业发展理论的视角,对农业企业家社会资本的功能作用、产业逻辑和重构框架进行理论分析与案例检验。研究发现,“人力—土地—技术—资本—关系”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由工商企业家转向农业企业家,社会资本的转向是关键,须从关系产权合约安排角度对农业企业家社会资本进行重构;引入“关系产权”对“五维联动”要素进行协同与规整,构建起现代化与法治化的乡村产业组织治理体系,有助于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本研究完善的农业企业家社会资本理论体系和提出的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素体系,可为新形势下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相关启示。

工商资本入乡在乡村治理中的多重效应与内在逻辑--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主题中,明确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等重大任务。乡村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处理好入乡工商资本与乡村治理的关系,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重要内容。伴随城乡融合发展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这不仅对农业结构、农村面貌产生影响,还给乡村治理的稳定性和有序性带来影响。本文梳理了工商资本入乡在乡村治理中的再组织化效应、规则嵌入效应、阶层分化效应和替代断裂效应,探索了地方政府、村组织、村民与工商资本间的互动所遵循的政治、经济、实践与熟人逻辑,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完善经济利益联结政策保障机制、城市要素协同入乡政治反哺机制、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机制、农村社会力量培育壮大机制,以推动乡村治理有效、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乡村多元主体利益平衡的精准赋能空间营建模式

文章在明晰多元主体利益平衡目标与原则基础上,从村集体主体性增强、产业重组与形态重塑、空间功能动态调适、特色景观风貌共塑四个方面阐述了精准赋能空间营建模式,为实现下乡资本与村集体的共生共荣提供理论指导。

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T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验证了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目前工商资本下乡仍然以“小农挤出效应”为主,工商资本下乡显著加剧了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工商资本以流转土地的渠道下乡会显著加剧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而以社会化服务的渠道下乡则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无显著影响;工商资本下乡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率,缓解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鉴于此,提出了规范工商资本下乡渠道、加强对低收入农户的技能培训、加强乡村治理等对策建议,以期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工商资本下乡的积极效应。

我国工商资本下乡研究:文献梳理与问题讨论

近年来,工商资本大举进入农村经营农业的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并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领域。学界主要从工商资本下乡的动因、渠道与模式、对解决"三农"问题的积极意义和负面影响与潜在风险以及政府规制等方面进行研究,对工商资本下乡的积极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主流观点支持工商资本进入农业,但强调需要加强监管,防止过度"非粮化""非农化"以及大量圈地和排挤农民等现象发生。此外,城市工商资本与农村工商资本的划分、差别化监管的依据以及"非粮化"控制的区域范围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科技金融的实现方式选择

在我国,政府通过前期各项有力的扶持政策,一方面带动了各类科技金融形式的发展,另一方面推动了科技创新活动的全面繁荣。下一步要实现的是两者的有机结合,这需要我们为科技金融的发展找到更好的实现形式。我们认为,目前国内科技金融领域普遍存在对创新初期的企业支持不足的现象,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实现创新者和各类科技金融机构之间的风险分担和收益共享,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工商资本投资农业问题与对策研究——基于对嘉兴、开封两市的调研

积极引导工商资本投资农业,是加快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重要路径。实地调研表明,我国农业基础条件以及土地、金融等相关政策制约了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工商资本投资农业也对农民增收、耕地保护、农业安全等带来挑战,并存在投资盲目性、引资主观性、土地流转不规范性和相关政策不确定性等隐患。研究指出,工商资本投资农业,需要在鼓励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的产业布局、采取差别化的激励机制、完善准入制度和监控机制、实施土地弹性流转、创新农户和涉农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等手段,引导工商资本投资农业健康发展,实现农民、企业与社会多方共赢。

中国零售业自营与联营问题的流通经济学分析

零售业自营与联营之争由来已久,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以及零售业寻求创新发展的背景下,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理论探讨。文章结合马克思流通经济理论指出,自营和联营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商业资本还是产业资本承担商品流通职能,自营和联营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互斥关系,但如果零售业完全倚重其中一种模式并在全社会推向极端,则需要反思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是否各得其所和高效分工。在中国流通体制变革中,虽然联营模式在特定历史时期帮助众多零售企业渡过生存危机并推进内资零售快速扩张,但发展至今,已呈现零售业普遍联营的情况,使零售业整体面临着制约创新发展的新问题。数字经济为零售业回归自营提供了有利契机,零售企业应充分利用新技术摆脱联营制的路径依赖,依托数字化开展深度自营并全面提升流通效率。

资本下乡:进入模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进入模式是经济组织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以工商资本对农户经营活动的控制权程度为依据,将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的进入模式划分为"松散型"、"半紧密型"、"紧密型"三种类型。利用对广东、湖北、江苏以及云南四省151个投资主体的调查数据,采用有序逻辑回归模型分析生产因素、市场因素、制度因素以及生产技术传递能力对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的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耕地资源优势越弱,工商资本投资农业选择紧密型进入模式的可能性越高;市场潜力越大,越倾向于选择紧密型进入模式;非正式制度越不利,选择紧密型进入模式的可能性越低;生产技术的传递能力越弱,越倾向于选择紧密型进入模式。

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的土地退出机制研究

工商资本投资农业既促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也带来了圈地、掠夺式经营、破坏耕地及生态等各种风险。从土地产权方式的视角化解工商资本投资农业面临的风险,除了要完善工商资本租赁土地的准入机制和监管机制,还需要建立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的土地退出机制,以此引导工商资本退出对农地的直接占有,降低工商资本经营不善后退出农地的社会成本。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的土地退出机制应该包含自愿退出激励机制、改造及复耕机制、退出成本测算机制、信息披露和信誉机制四个方面,通过四大机制耦合协调,实现各方共赢。

1930年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讨论中的“商资归农”问题——以《大公报》社评及其所刊文章为素材的一个考察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农村复兴运动的高涨,农村合作实践中出现大量商资归农现象,并由此推动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进入"极盛时期"或"农业合作社数量猛进和性质有所变更时期"。这一现象不仅为中国合作运动史上之新鲜事物,亦为"中国独有之现象",故在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商资流入农村问题"或商资归农利弊关系的讨论。而当时重要的新闻媒体天津《大公报》或发表社论及报道或刊发有关人士对这一问题的评论文章,积极参与了这一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其讨论的目的在于为中国农村合作事业寻找一条可行之路,并以此复兴农村、振兴民族。不过,由于这场讨论本身是"社会失序时期"理论界的一种反映,所以有时人曾讥讽其为"合作者不合作"。

工商资本下乡的适宜领域及其困境摆脱

工商资本大量下乡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转变、农业向现代化转型、农村生产要素关系变化的必然结果,是市场利润、政策红利、圈地诱惑等共同引致的现象,是一个长期趋势而非短期热潮。工商资本下乡务农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和社会组织效应等三大正面效应,但也可能带来小农挤出效应、公共利益损害和产业安全挑战等问题。现阶段工商资本下乡务农存在"资本潮涌"过程中盲目投资、土地流转契约关系不稳定等隐患。对待工商资本下乡,应在土地流转"三个不得"的前提下,加强引导、严格准入、强化监管、搞好服务,赋予工商资本进入和退出农业的自由选择权。

直隶商会与乡村小农经济变迁

近二十年来,中国商会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综观现有研究成果,多集中于上海、苏州、天津等大城市商会,而对中小城市尤其是乡村集镇基层商会鲜有涉及。本文试图以直隶商会为个案,透视在直隶乡村小农经济变迁中,直隶商会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社会影响。

工商资本下乡的福利补偿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

基于重庆的调查,采用PLS路径模型实证工商资本下乡的福利补偿对农户流转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1)工商资本下乡带来非农从业机会的增加和非农从业能力的提升,减轻了农户对土地的经济依赖,对农户流转意愿有显著促进作用。工商资本下乡带来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改善,对改善农户生活条件与增进社会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保障农户社会参与权,有助于减少农户的“被剥夺感”,从而提升了农户流转意愿;(2)社会福利补偿对生态福利补偿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经济福利补偿抑制了生态福利补偿;(3)兼业化程度越高,经济和生态福利补偿在农户流转决策中发挥的作用越有限,社会福利补偿成为影响其流转决策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