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县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践与启示

为县域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参考,在介绍从江县自然资源状况的基础上,从产业化经营现状和产业化经营基本经验等方面对从江县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践进行了分析,总结出符合从江县自身发展的几点启示。

丘陵红壤开发的水土资源保护及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

以湖南省桃源县为例,针对目前丘陵红壤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探明季节性干旱成因和发生规律、水资源合理调蓄利用依据的基础上,提出了红壤丘陵区抗御季节性干旱的水分管理对策和主要措施;通过不同经营模式的水土资源动态观测、分析,提出了红壤丘陵区土壤允许流失值应≤200 t·km-2·a-1、相应的降水径流系数<0.25 等水土资源协调发展的关键技术指标,并在丘陵红壤坡地上建立了土壤侵蚀模数<100 t·km-2·a-1 的“土壤-水分-生物”资源互利型的高效利用模式。同时,以市场为导向,优化产业结构为中心,应用上述研究成果,建立了茶叶、苎麻、果业、庭园高效生态农业等四大科技先导型的产业化规模经营体系,为我国红壤丘陵区的农业产业化开发提供实用模式与示范样板。

贵州省逐步缩小城乡经济差距的思考

为促进贵州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提供理论参考,依据《贵州省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对贵州省城乡经济发展的统计数据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贵州城乡发展不平衡日益突出,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村人口贫困已经成为制约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关键瓶颈。为此,贵州应立足资源禀赋,在积极发展县域经济和非农产业的同时,以现代特色农业为发展方向,深入拓展特色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推进劳动力就地转移、全面实施农村扶贫开发,多位一体、统筹安排、整合推进、发挥政策合力,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增强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尽快扭转城乡发展差距继续扩大的基本态势。

湘西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探索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我国农业的一种新型经营机制,是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综合效益,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湘西民族地区因其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中,应因地制宜,采用农户合作经济组织带动型、龙头企业带动型、市场主导型、主导产业带动型等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以推动湘西民族地区农业发展。

农业期刊为“三农”服务的再思考

"三农"问题是我国社会最基本的问题,农业期刊作为农业科技信息的传播者和承载者,在现阶段要重新审视自身在为"三农"服务过程中的一些做法。农业期刊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更好地为"三农"服务,以合理策划选题实现动态的、阶段性的办刊目标,通过建立过刊赠送制度和"农业数字化期刊群"实现农业科技信息覆盖的最大化和农业期刊的免费浏览,同时通过产业化经营,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农业产业化: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全面小康之路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村生产经营制度上的创新,是我国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全面小康建设的现实选择。本文分析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经济贫困的障碍因素,揭示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推行农业产业化的必要性,并提出民族地区推行农业产业化的五大对策:发挥资源优势,确立主导产业;培育龙头企业,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建立信用约束机制;加大人力资本投入,重塑市场主体;发挥经济聚集效益,推进小城镇建设。

广西石漠化地区贫困户与核桃产业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合作模式创新研究

基于广西石漠化地区核桃产业及其新型生产经营主体的发展特点,研究设计具有带动能力强、可持续性好、预期效益明显的贫困户-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合作模式,即家庭农场主导的"林下种植牧草+养牛"模式、合作社主导的"林下养蜂"模式以及龙头企业主导的"企业+科技小院+合作社+贫困户"模式,并提出了相应保障措施。

京津冀工农城固废跨产业跨区域协同利用解决方案研究

京津冀地区人口密度大,重化工业发达,固废产量大,资源环境问题突出。区域内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存在统计数据信息口径不一、固废资源利用率低、固废种类多且协同不足等问题,极大阻碍了京津冀协同一体化建设进程的推进。本文依据固废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原则与目标,分析了京津冀地区涉及工业、农业、城市等多产业固体废物协同利用的可行性,提出了固废跨产业跨区域协同利用的整体思路和解决方案。分析研究认为,应以京津冀地区固废数据库建立为基础,依托固废大比例协同利用、高附加值产品开发、工业材料化应用、烟气超低排放等工艺技术和装置开发,形成固废协同处置集成示范基地,优化其经济运行指标参数,研究新的商业运行模式,加速产业推进。另外,社会各界还应立足于京津冀一体化的宏观视角,积极制定并推行新的标准规范,形成统筹管理体系,实现京津冀工农城固废跨产业跨区域协同利用,解决京津冀地区多产业、多区域的固废处理处置难题。

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化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化存在整体发展程度较低、集约化程度较低、市场发育不良、文化技术水平较低等一系列问题。政府行为在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要判定政府行为在此过程中是否恰当和适度,则需要确立相应的标准。政府行为需要促进传统农业的升级和转型,促进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引导和培养市场的发展。而发展特色农业、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加强配套设施的建设、创新教育投入模式等则是实现政府行为功能的有效路径。

西南民族地区农业发展与城市化

本文从农业发展与城市化的依存关系出发,分析了西南民族地区农业与城市化分离发展所造成的城乡二元格局的历史成因和现实困境,提出了发展农业产业化,走城乡协调发展的城市化的新路子。

民族地区农业工业化:以合作制为主体的集约化经营

本文在对民族地区农业的工业化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民族地区农业工业化要走集约化经营的道路,以合作制为主体的集约化经营是民族地区农业工业化的必要途径。

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地区推进土地流转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模式——以甘孜州为例

推进土地流转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途径。民族地区应按照因地制宜、适度规模和优势现代、特色生态的原则,在产业模式和经营模式上进行适宜选择,在区域规划、意识与能力、资金与技术、制度与监管等方面构建起保障机制,推进土地流转,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推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

边疆民族地区高校培养更多理工农医紧缺人才探讨——贯彻落实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的思考

中央第四次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办好民族地区高等教育;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培养更多理工农医等紧缺人才。边疆民族地区高校培养更多理工农医紧缺人才是时代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所需、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所需、补齐边疆民族地区高校人才培养短板所需。党的重视、国家的政策支持,边疆民族地区既有理工农医类高校师资、科研机构、实验室,又有支援边疆教育、志愿服务边疆的人士、进入边疆民族地区高校工作的内地毕业生,这是边疆民族地区培养更多理工农医人才的现实基础。优化用人体制机制扩充教师队、兼用待遇留人和感情留人稳定教师队伍,创新专业设置,扩招本专科学生,适度扩大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升格现有理工农医类学院为大学,与内地联合培养是边疆民族地区高校培养更多理工农医紧缺人才的可行途径。

论我国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化现存的问题与对策

在分析了我国欠发达农业地区的基础上提出了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决策。

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化问题的研究——以洛川苹果产业为例

农业产业化是传统农业迈向现代农业的一种高效农业经营方式,当前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发展面临着农业产业经营方式滞后,农业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偏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农业抵御风险能力低等问题。对此,必须转变农业经营方式,实现农业产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农业产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鄂东贫困山区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障碍与对策

本文从对鄂东贫困山区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现状分析入手 ,指出了当前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面临的主要障碍 ,并针对存在的障碍 ,联系实际 ,提出了改变山区贫困落后面貌 ,进一步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对策。

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民族山区绿色农业产业链的形成机理与演进路径

坚持绿色兴农,构建绿色农业产业链是民族山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通过剖析绿色农业产业链的基本特点与组织特征,从制度变迁和比较利益增加视角阐述了民族山区绿色农业产业链的形成机理。在此基础上,从降低交易成本、缓释信息不对称、增强技术供给等方面提出民族山区绿色农业产业链发展对策,以期以绿色发展引领民族山区乡村振兴。

完善利益分配机制 促进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是我国民族地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加速器。要加快民族地区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 ,增强农产品入世后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 ,必须进一步完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分配机制 ,使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各类中介组织和千家万户的农牧民都获得合理的平均利润。为此 ,必须采取有效的政策和措施 ,加强农业产业化经营 ,不断使农牧民增收 ,才能促进民族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 ,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

“互联网+”农业价值链融资的融合模式、运行机制及效果

自李克强总理2015年首次提出“互联网+”计划后,利用互联网与农业价值链融合已成为破解传统农业价值链弊端的有效路径。本文依据融合程度的不同,将“互联网+”与农业价值链融资的融合分为互联网企业嵌入农业价值链融资、互联网优化农业价值链融资及农业价值链上龙头企业自建互联网金融平台三个阶段,并分别研究每个阶段的运行机制、风控模式、运行效果及评价。研究发现:“互联网+”与农业价值链融资融合的不同阶段有效缓解了传统农业价值链薄弱环节的融资约束,满足了资金需求主体的多样化融资需求,增强了农业价值链稳定性。

短期效应、生存压力与农业共营制的长效兼顾

随着农业共营制深入推进,以保障社员收益为目标的职业经理人绩效考核机制使合作社经营行为向扩大高效作物种植规模、降低粮食经营比重的"共赢"目标嬗变,但嬗变本身偏离了政府扶持其发展的政策目标。从长远看,模式短期效应的边际递减难以维持中长期个体行为契合政府目标的合意政策效应。解决前置不当政策的补救行为,因其先天缺陷,难以实现长期、彻底性政策效应扭转。多数情况下,合意微观主体发展与政府宏观目标的政策逻辑,受外部环境变化影响,个体利己行为可能挫伤公益政策效应,组织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仍需不断探索和创新脱离财政扶持的长效盈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