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风险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在越来越严苛的碳规制约束下,碳风险逐渐渗入企业,探讨碳风险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及其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7—2021年中国沪深A股工业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Python爬虫技术从上市企业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收集碳风险关键词,构建企业的碳风险指数,在此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碳风险对中国工业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进一步地,分别剖析了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在碳风险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影响中的中介作用以及调节作用。最后,检验了在企业异质性条件下碳风险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影响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碳风险能够有效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碳风险可以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来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融资约束在碳风险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中具有负向调节效应;碳风险对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和年轻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强。根据分析结果,本文基于政府和企业视角提出了一系列完善企业资本配置体系的建议。

ESG信息披露提升了企业投资效率吗?——非财务信息披露的财务作用

基于2010—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将商道融绿首次公布上市公司ESG评级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ESG信息披露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ESG信息披露能够有效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且这一结论在进行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抑制企业短视、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环境不确定性是ESG信息披露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有效作用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ESG信息披露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高数字化水平企业和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中更为明显。研究结论在实践层面为构建与完善企业可持续发展体系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促使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生命周期与民营企业非效率投资

以2014—2021年中国A股上市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民营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效抑制民营企业非效率投资,且降低代理成本及纾解财务风险是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民营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主要路径。进一步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成长期和成熟期的民营企业非效率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是对衰退期的民营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作用则不显著。此外,研究还发现,在地域位置处于东部地区、管理层持股比例较高的民营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更显著。研究从企业生命周期动态视角拓展了民营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研究,也为数字普惠金融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提供进一步证据。

党组织嵌入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高管超额权力限制和非效率投资抑制的视角

基于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视角,以2013—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检验了党组织嵌入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高管超额权力限制和非效率投资抑制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党组织嵌入治理结构能够显著提升国有企业绩效,且党组织嵌入对国有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在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层之间存在差异,党组织嵌入董事会对国有企业绩效产生的改善作用最大,其次是党组织嵌入高管层,最后是党组织嵌入监事层。机制分析表明,党组织嵌入通过限制高管超额权力和抑制非效率投资行为提升国有企业绩效。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中央企业、垄断性国有企业和内部控制质量好的国有企业,党组织嵌入对地方国有企业、竞争性国有企业和内部控制质量差的国有企业绩效提升作用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治理的经济后果,还为持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新思路。

开发区设立能减少企业非效率投资吗?

开发区设立对吸引企业投资有重要影响。从企业投资效率角度,基于2007—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开发区设立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开发区设立会减少企业非效率投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开发区设立影响企业非效率投资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内陆地区、中西部地区和非国有企业、非能源企业以及长三角城市群中,开发区设立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因此,建议地方政府积极引导开发区内企业创新,规避盲目追求规模扩张的非效率投资,应结合企业类型和城市分类制定差异化和精准化的开发区政策,进一步完善开发区升级的相关制度,培育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意识。

国家审计、非效率投资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0—2018年审计署实施中央企业审计事件样本,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国家审计对制造业企业TFP的影响效应和机制以及非效率投资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国家审计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TFP的提升,这种提升主要是通过缓解代理问题和抑制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发挥作用的。非效率投资在国家审计对制造业企业TFP影响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即抑制非效率投资是国家审计促进企业TFP提升的重要作用路径。进一步地,二次审计正向调节了国家审计对企业TFP的影响效应。国家审计的促进作用在非效率投资程度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且主要缓解了制造业企业投资不足问题。研究结论为微观企业借助审计监督力量更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审计治理机制提供了路径参考。

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对土地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江苏A市的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科学评估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政策对提升土地生产率的实际效果及不同政策模式的绩效差异,对优化低效用地再开发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江苏A市2015—2020年企业层面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评估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及不同模式对企业土地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低效用地企业土地生产率在再开发项目实施后,相比其他低效用地企业提高162%。②政府主导模式、自主开发模式、市场参与模式下低效工业用地生产率比再开发前分别提高了194%、215%、179%;产业发展水平、政府收储成本、收益分配机制、工业用地等二级市场发育程度是解释不同再开发模式效应差异的主要因素。建议各地区以提高原土地权利人自主再开发积极性、健全土地收储收益分配机制、加强土地二级市场培育及工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作为再开发政策改进的重点,因地制宜完善不同模式下低效工业用地政策。

机构投资者、会计稳健性与企业投资效率——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选取2006—2014年度沪深A股8972个公司年度数据作为样本,对机构投资者、会计稳健性与企业投资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会计稳健性显著地改善了企业投资效率;相比于交易型机构投资者,稳定型机构投资者促进会计稳健性改善企业投资效率的功效更强。研究结论验证了会计稳健性改善企业投资效率的定价与治理功能的对称性,并证实了机构投资者促进会计稳健性,进而改善企业投资效率的定价与治理功能的观点。

发达市场下企业低效率探源:协调的视角

X低效率是当前学术界分析组织效率差异的主要理论。X低效率可以细分为两个方面:劳动低效率和协调低效率。传统上所指的X低效率仅仅是劳动低效率。在一个较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在劳动支出方面的差异是微小的,在协调水平方面的差异却是巨大的。协调低效率才是X低效率的主要原因和更重要的方面。在比较企业效率时,更重要的是关注劳动之间的协调,这包括经营者管理行为的显性协调,以及基于企业文化、组织结构的隐性协调。

会计准则变革的非效率投资治理效应研究——基于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视角

外部资本定价扭曲与监督不足是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的诱因,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能否通过信息环境的改善实现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治理是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选取2003—2011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通过Richardson模型和FHP模型的综合使用,将样本分成"逆向选择和投资不足"以及"道德风险和投资过度"两种情况,观察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对两种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同时存在投资不足与投资过度现象且两种现象下均存在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会计准则趋同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显著下降。研究证实会计准则变革可以通过改善定价扭曲和逆向选择来缓解投资不足,通过改善监督不足和道德风险来抑制投资过度。

投资者情绪下企业投资行为及其成长性研究——来自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以深圳交易所2006～2009年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投资者情绪与上市公司投资及非效率投资与上市公司成长性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以换手率为代理变量的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及非效率投资与成长性间都呈负相关关系。为了使检验结果更具稳健性,以上市公司年度托宾Q回归的残差衡量投资者情绪,检验了投资者情绪与上市公司投资的关系;同时,以托宾Q值衡量企业成长性,也得到相似的结果。

混合所有制、非效率投资抑制与国有企业价值

本文分析了混合所有制通过对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抑制影响企业价值的过程和机理,并以2016-2018年我国A股上市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混合所有制程度对国有企业价值的影响,探究了非效率投资抑制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传导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程度与国有企业价值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混合所有制程度对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具有抑制作用,并且非效率投资抑制程度在混合所有制程度和国有企业价值之间存在着中介传导效应。

企业数字化发展对非效率投资的矫正效应

企业数字化发展已经在逐渐改变我国企业的治理模式、管理方式以及运营和决策机制。在此背景下,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3—2018年的实体经济数据,研究企业数字化发展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1)企业数字化程度的提升能有效矫正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主要表现为缓解企业的过度投资。(2)企业数字化程度的提升矫正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机制在于,其通过提升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和降低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代理成本,进而矫正了企业的非效率投资。(3)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发展对非效率投资的矫正作用在聘请了非权威性审计机构的企业和管理层未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更为显著。这些结论对于推动我国实体产业数字化发展以及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银行关系、股权激励与民营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问题是企业未来现金流和企业成长的重要基础。与发达国家的民营上市公司相比,我国的民营企业是在特殊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目前正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并逐渐成为经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也存在着非效率投资问题。与国有企业相比,它在银行融资方面有着天然的弱势,这不可避免地制约了企业的投资行为。所以,银行关系就成为其用来替代正式制度的一种非制度安排,以寻求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来弥补自身投资建设的资金不足问题。同时,由于委托代理成本的普遍存在,民营企业的股权激励诉求更为强烈,但是民营企业在实施股权激励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产生。因此,从企业的内外部治理机制,结合中国当前的金融环境和企业治理结构,研究银行关系和股权激励与民营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提出改善民营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公司治理措施。

旅游饭店业的企业集团化发展与体制障碍

加入WTO后 ,旅游饭店企业的集团化发展日益成为旅游企业增强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 ,它的发展目前面临着严重的体制障碍。它们具体体现在行政扩张增加了管理成本 ,多元化国有投资主体影响了企业集团的形成 ,企业内部的产权不明晰引起大量的X非效率。所以 。

内部审计质量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企业投资效率直接影响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近年来,我国企业非效率投资现象普遍存在。公司治理机制健全与否影响企业投资效率,作为公司治理四大基石之一的内部审计对企业投资效率是否有影响呢?基于此,实证研究企业内部审计是否能够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研究结果表明:内部审计质量与投资过度、投资不足负相关。研究结果丰富了内部审计研究和投资效率研究的相关文献,同时为企业提高投资效率提供了新的途径。

女性高管、过度投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

以2005—201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上市公司女性高管、过度投资以及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女性高管会对企业价值产生正向影响,且女性高管对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上市公司女性高管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是通过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实现的。

高管激励、非效率投资与公司业绩

从代理理论出发,以2001—2010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检验高管激励方式、非效率投资与公司业绩之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显性激励和隐性激励对于投资效率和公司业绩的影响是不同的,显性激励能够通过提升投资效率来改善公司业绩,而隐性激励则没有这样的作用;在不同所有制样本中,隐性激励对国有企业影响更大,而显性激励对非国有企业影响更大。

职业经理人引入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基于上市家族企业的数据

以沪深两市2010—2015年上市家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我国上市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在成长性水平不同的企业中职业经理人引入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差异。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非效率投资普遍存在于我国上市家族企业中;上市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对公司非效率投资具有抑制作用;与低成长性企业相比,高成长性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较弱,即企业成长性水平的逐步提高会削弱职业经理人引入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

总消费需求不足的核心机制与解决对策

总消费需求不足已成为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一个痼疾。其形成有一个共同核心机制即企业古典产权制度下的工资市场定价。解决这个问题须进行一系列相应的经济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