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股权质押与非效率投资

资本市场中,融资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投资行为选择及投资有效性。因此,探究如何通过企业经济行为缓解投融资机制的矛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代理理论,研究企业社会责任、股权质押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通过加剧两权分离、融资约束及提高代理成本等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恶化;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能有效缓解非效率投资行为,显著抑制股权质押对投资不足的影响,但对股权质押与过度投资关系的缓解作用不明显。进一步地,将投资项目分类进行回归并发现,股权质押导致企业对技术资产的投资显著增加,对金融资产的投资显著减少。企业可从规范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提高社会责任表现两方面入手提高投资有效性,为上市公司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供新的途径及理论支撑。

企业社会责任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

本文以2009～2011年沪深两市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外部融资缺口越小,企业非效率投资越低。文章的结论对于资本市场的完善和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保护具有启示作用。同时,也对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具有参考价值。

非对称信息下考虑企业社会责任的供应链决策

针对由单个制造商和单个零售商组成的两级Stackelberg博弈供应链,文章通过消费者剩余作为其参与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活动的利润函数,研究了非对称信息下零售商参与CSR和制造商参与CSR活动供应链最优决策。首先,在零售商参与CSR活动下,讨论了市场潜力均值ea和参与CSR活动投入系数对αr零售价、批发价、市场需求量、零售商利润、制造商利润和系统总利润的影响,且分析了在不同的取值范围的市场潜力均值ea下,系统总利润达到最大时活动投入系数α*r最优值。其次,在制造商参与CSR活动下,讨论了市场潜力均值ea和参与CSR活动投入系数αm对以上决策变量的影响,同样考察了在不同的取值范围下的市场潜力均值ea下,系统总利润达到最大时活动投入系数α*m最优值。最后,通过数值仿真验证了以上结论。

基于DEA-Tobit分析的企业社会责任投入与企业绩效研究

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出发,基于DEA-Tobit方法对企业社会责任投入与企业绩效逐层回归改进,同时按照DEA截尾数据进行极大似然估计最优解的验证。对我国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绩效实证分析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优化结构投入总体上要比企业社会责任数量投入具有更明显的波动特征,同时企业慈善责任投入比企业伦理责任对企业绩效的提升具有更明显的波动。

高管持股、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非效率投入

企业如何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但是,以往研究重点强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忽视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效率问题,现实中企业社会责任非效率投入普遍存在,对于这些非效率社会责任投入的成因和治理,目前理论研究鲜有关注。文章借鉴公司治理的核心手段—激励和约束制度,分析高管持股与内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非效率投入的影响,利用2012—2015年中国全部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非效率投入具有显著的治理作用;较低水平高管持股加剧了企业社会责任非效率投入,较高水平高管持股表现出对企业社会责任非效率投入的治理作用;较高水平高管持股与内部控制的共同实施对企业社会责任非效率投入具有显著的综合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效履行在目前阶段主要依靠约束机制,股权激励需要进一步的改进才能发挥预期的治理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与技术创新投入的实证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

促进企业提高研发强度是促进企业自主创新,乃至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量。基于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视角,以披露了研发投入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企业对债权人承担社会责任与创新投入负相关;企业对员工承担社会责任与创新投入正相关;而企业对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与创新投入负相关。研究结论有助于企业管理人员从企业社会责任角度出发考虑如何在技术创新方面有所突破,同时也促使管理者以开放式创新的思维去重新思考企业的创新活动。

创新投入、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

本文根据2012年中国证监会行业分类,选取了创新能力较强的四个行业,分别是卫生行业、信息技术、交通运输及科学研究,同时对2012—2017年的财务数据进行分析,实证检验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如何调节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社会责任在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政府补贴强度对供应链企业绿色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一个由制造商、零售商与需求市场组成的三级供应链博弈模型,考察在政府不同补贴强度下,惩罚成本、消费者对绿色技术投入的关切程度、绿色技术投入水平对均衡状态的影响,尤其探讨了政府补贴强度的最优范围。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供应链绿色技术投入水平、消费者剩余、零售商利润、制造商利润均产生正相关作用,对产品批发价产生负相关作用;政府补贴强度与制造商利润呈凹函数关系,可确定恰当的补贴强度区间和最优点。在最优补贴点之前,企业利润与产量增长较快;在最优点上企业对政府的每一单位补贴均实现补贴资金的最大利用率,称为有效补贴;继续补贴,企业利润与产量依旧保持增长,但增速较缓;与未补贴相比,政府补贴可以提高社会福利和供应链的整体绩效,但过度补贴会导致资金利用率下降,造成无效补贴。

考虑产品先进度和企业社会责任的竞争供应链研发策略研究

围绕竞争环境下制造商的研发策略展开研究。首先构建了竞争环境下不同研发模式的两级供应链决策模型;然后确定不同研发模式下供应链各成员的最优均衡决策及其利润,并进一步探讨制造商对其专有零售商的合作激励机制,同时研究了制造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激励机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单一合作研发模式下产品先进度最高,且消费者创新感知系数较高时,制造商与零售商利润随其增加的增长幅度加快;制造商的研发效率较低时需要提供合作激励费用以激励零售商参与研发,激励费用与消费者创新感知系数、创新研发效率系数呈反比关系;制造商实施企业社会行为能够有助于降低激励费用,甚至实现合作研发后零售商收益的同步增长。

社会责任制度能否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文章选取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相对于非国有、低竞争度地区与低估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国有、高竞争度地区与高估值企业金融化的抑制力度更大。(2)非效率投资与风险承担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金融化的关系中承担着中介作用,企业社会责任通过提高非效率投资及降低风险承担双重渠道来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企业社会责任一非效率投资/风险承担一企业金融化”的传导渠道有效。(3)高管金融联结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金融化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高管金融联结度提高会减弱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4)董事会独立性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金融化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董事会独立性提高会加剧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该成果将为防范中国经济“脱实向虚”及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企业社会责任、政治关联与非效率投资——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治理效应

本文以2011—2014年度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代理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从企业社会责任的治理效应角度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政治关联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结果发现,政治关联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与投资不足显著负相关;而滞后期的企业社会责任可以显著降低非效率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对政治关联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履行社会责任可以减少政治关联带来的投资过度问题,并且该调节作用同样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本文研究成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非效率投资具有一定的治理效应。

基于投入补贴和产量补贴的企业社会责任激励机制研究

针对何种补贴政策能够激励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这一问题,构建由制造商和零售商组成的两阶段供应链博弈模型,探讨制造商和零售商同时承担社会责任时,政府补贴政策对社会责任履行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无补贴政策,投入补贴和产量补贴政策均可以提高制造商和零售商社会责任履行量、增加产品需求量、制造商和零售商利润以及社会福利;同时产量补贴优于投入补贴;企业的道德风险越低,则投入补贴率和产量补贴额越高;消费者对制造商和零售商产品的认可度与产量补贴额同向变动,且消费者的认可度越高,制造商和零售商越愿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技术创新与品牌价值的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非线性的研究视角,通过建立门槛面板数据模型,重点关注企业社会责任、技术创新与品牌价值三者关系研究中普遍忽视的非线性问题。结果表明: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投入的增加,企业社会责任与技术创新之间呈现出边际效益递减的促进作用;在企业社会责任投入强度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技术创新对品牌价值的影响呈现先正后负的倒U型门槛效应;样本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整体表现偏低。提出引导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仍是我国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

高管饥荒经历与企业创新——基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的再检验

以2010~2016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考察了高管饥荒经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具体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高管饥荒经历作为一种外生性的准自然事件对高管的风险偏好带来一定影响,基于风险规避视角发现高管饥荒经历对企业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创新投入在饥荒经历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2)高管饥荒经历也会给高管带来社会同情与社会移情等公共社会性价值观,使得高管饥荒经历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产生正向影响,且基于利益相关方理论与资源基础观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高;(3)企业社会责任在高管饥荒经历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产生正向调节作用,足以说明高管饥荒经历对企业创新绩效不一定完全是"坏事",基于饥荒经历下的社会责任价值观下,在企业社会责任增强的情境作用下,原有对企业创新绩效的负向作用会得到有效抑制。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拓展了传统研究中高管饥荒经历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单一效应研究,验证了高管饥荒经历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双面"效果,进而为进一步客观认识高管早期生活经历给企业战略决策带来的影响提供经验证据,也为完善高管选聘制度及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供经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