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equality and Crime in Chin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comprehensively, a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inequality and crime rates in China after building a cost-benefit analysis model, by using time series data from 1981-2012 and panel data from 1999-2012.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in the time series model, the U-shap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equality and the total crime rate and rates of various crimes except from smuggling, are very significant in the period of 1981-2012, secondly, the panel threshold models show that inequality and crime tend to be correlated positively with each other during 1999-2012, because the inequality level during this period is much higher than the turning points of inequality estimated in the time series models, although three regions with different development levels are located in different parts of a U-shaped curve between inequality and crime.

非法采矿罪“情节严重”的认定

司法解释对非法采矿罪“情节严重的”做了类型化描述。涉案价值认定时,需要以法益为指导,剔除他人开采的矿产资源价值,扣除合理的开采、运输费用,妥善确定价值认定基准日。当难以确定价值时,要从有利被告的角度出发。“二年内曾因非法采矿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非法采矿行为的”,是指在任何时间点上起算,二年内有三次非法采矿行为(其中被处罚过两次)即可,做出处罚的不必限定为某一特定机关。已被处罚过的对应价值不累计计算,行政罚款不折抵罚金。多次实施行政违法的非法采矿行为,没有受过行政处罚的,应累计计算价值数额,做出相应处理。非法采矿时严重污染环境,不属于“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的”,应按照想象竞合犯原理处断。在非法采矿之后,又实施其他关联行为,严重污染环境的,应数罪并罚。“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坏”,包括造成河道、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植被、林木和耕地毁坏,地表陷沉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应当与前几项具有可类比性,只要在结果或者行为上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与处罚必要性,就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

期待可能性论对预防刑罚观之实践问题的消解

期待可能性论与预防主义刑罚观是两个不同范畴、不同功能的刑法理论,二者出现了结合的态势。积极预防刑罚观导致刑法过度化问题,“立法要扩张,司法要谦抑”,需要运用责任论加以限制。责任理论也朝着机能化方向发展。期待可能性是现代责任论的核心。机能责任论作为一种升级版的规范责任论,在其理论框架中,期待可能性概念的地位虽然受到了一定限制,但并没有被完全否定,而是作为决定行为人对法律态度的一个根据被提出来。期待可能性依然具有刑法合理评价的价值,积极的一般预防主义本身也不排斥期待可能性,相反,应借助期待可能性论纠正一般预防观在实践中扩大打击面的弊端。我国立法规定为运用期待可能性论宽恕犯罪人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但现行教科书将期待不可能性作为无罪过事件并不科学。只有在刑事责任范畴中确定期待可能性论,才可以有效维持期待可能性论的两种评价功能。对网信犯罪的处理,可以进一步验证该理论的合理性。

“双碳”战略下强制构建环保合规机制的企业范围研究

企业既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也是环境污染的主要肇事者。“双碳”战略下,企业肩负不可推卸的减污降碳责任。刑事合规制度是犯罪行为的“国家-企业”二元治理模式,其运行具有双重维度:一是企业自身需要构建刑事合规控制机制进行内部治理;二是国家需要建立刑事合规激励机制。从企业维度看,构建刑事合规防控机制需要高昂的成本,尽管与其短期营利目标存在冲突,但可以帮助企业规避法律风险,符合其追求长远利益的目标。国家强制所有企业构建健全有效的环保合规机制不太现实,因此应当限制强制构建合规机制的企业范围。强制构建环保合规机制的企业应当包括上市公司、中央企业、300人以上的规模较大的企业以及重点排污单位、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所有产生危险废物的企业、因环境污染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企业。

流动人口、收入差距与犯罪

改革开放后,我国流动人口与犯罪在历史周期、空间布局、结构特征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流动人口的犯罪成因及其与社会整体犯罪率的相互关系成为亟待研究的社会问题。低收入、高财产犯罪是我国流动人口及其犯罪的显著特征,犯罪经济学有关收入差距与犯罪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比较合适的分析框架,应用这一分析框架研究流动人口、收入差距与犯罪的文献日益增多。从流动人口与犯罪,流动人口、收入差距与犯罪的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三个不同层面,综述相关研究文献,梳理这一研究领域的理论发展脉络,并作出相应的评价和研究展望。

1955-2007年中国经济与犯罪关系实证研究

文章对1955—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人口流动率、城市化水平和犯罪率变化的数据运用岭回归方法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改革开放前后犯罪率变化与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人口流动率、城市化水平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对犯罪率有重要影响,不管在何种经济体制之下,经济增长始终会导致犯罪率的下降,而收入差距扩大都会带来犯罪率上升,由于社会控制方式的转变,改革开放以后人口流动率上升和城市化规模的扩大是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房价、财富不平等与城市犯罪率——基于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21世纪以来,房价的快速上涨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本文利用2002—2016年中国24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房价与犯罪率的关系,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房价上涨对城市犯罪率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的房价上涨将导致本城市刑事犯罪批捕率与起诉率分别上涨0.16%和0.099%,在使用工具变量后影响效果仍然存在且有所提升。第二,房价对犯罪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和时间异质性,在房价水平更高的东部和中部地区以及2008年以后,房价对犯罪率的影响更大;第三,房价上涨会显著加剧本地居民家庭的财富不平等,从而导致犯罪率水平的提升。第四,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实施有助于降低房价上涨对城市犯罪率的刺激作用。本文研究结论对于全面理解房价上涨的社会影响以及相关住房市场政策的制定和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刑事犯罪未成年人的结构性特征与防治对策——基于最高人民检察院2014—2019年相关数据的社会学分析

未成年人的刑事犯罪问题已成为当今社会所面临的严峻的社会问题。中国未成年人的刑事犯罪呈现出规模较大、不完整的U型走势和低龄化趋势的自然结构特征。从社会结构特征来看,犯罪的未成年人多以初中文化程度和无业人员、农民职业为主;盗窃、抢劫、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强奸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主要形式;侵财犯罪主要集中在抢劫、抢夺的暴力手段和盗窃、诈骗非暴力两种类型;严重暴力犯罪和毒品犯罪呈下降趋势。为此,遏制未成年人的刑事犯罪、促使未成年人健康发展,就需要调整和优化惩治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政策。具体是:适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提高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水平和就业能力、引入"推定刑事责任能力制度"和全面介入与干预有犯罪倾向的未成年人的生活、犯罪未成年人的刑期改造和刑满释放后的社会融入的全过程。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澄清、辩护与设想

基于刑法教义学和事实发生学,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罪过形式应包括故意和过失。该罪行为对象“甲类传染病”的内涵、外延应紧密观照前置法予以把握。由此作出的“甲类传染病”即“甲类以及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解释为“平义解释”,非扩张甚至类推解释,并未违背罪刑法定;紧密观照前置法所作司法解释与刑法修改,体现了将“罪刑法定性”与“现实回应性”、“原则性”与“张力性”、“形式正当性”与“实质正当性”结合的刑事法治观。现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法还应在罪刑阶梯设置和罚金刑增设等方面予以完善。但完善前,出于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和满足预防需要,特定情形的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可论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罪名认定所涉的“行为场所”等问题也需在转变观念中解答。

财产犯罪事后处置行为的类型化评价

财产犯罪事后处置行为与不可罚的事后行为之间不具有内在关联性。根据不可罚的事后行为的成立要件和法益侵害标准,财产犯罪事后处置行为的性质有三种,即纯事实性质的行为、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和并罚的事后行为。对财产犯罪事后处置行为的客观评价,需要对各种处置行为进行类型化建构,具体包括六大类:持有、占有、携带、运输行为,使用、消费、利用行为,毁坏、损坏行为,销售、转让、赠与行为,制造、加工、提取、伪造、变造、复制、传播行为,勒索、讹诈行为。对各类处置行为的具体评价,应根据处置行为的性质,结合普通物品、特殊物品和违禁物品等不同处置对象所引起的法益侵害之差异性分别予以考察,方能使评价结论客观妥当。

手机短信诈骗犯罪的特点与类型分析

利用手机短信进行诈骗已成为一种新的诈骗犯罪类型。手机短信诈骗犯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假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向手机用户发送虚假信息,以骗取手机用户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文从手机短信诈骗的犯罪构成、完成形态及危害结果入手,对手机短信诈骗犯罪的特点和类型进行探讨。

日本预防街头犯罪对策与启示

在剖析解读日本街头犯罪"预防对策"的基础上,提出日本警察运用简单手段取得社会治安的理想效果。预防犯罪,在理念上把警方全包全责调整向组织牵头、协调联动和指导督促;在实践上完善警察牵头,以警察、政府相关部门、生产相关企业、新闻媒体和普通民众等广泛参与为基础的联动群防机制;在落实上不断加强高技术手段与原始方法相互补充的立体防范环境建设;在过程中尽量贴近现实需要,以完整的系统来控制街头犯罪,是降低预防犯罪成本、提高预防犯罪效率的捷径之一。

强迫卖淫罪的立法争议及厘清

自新中国第一部刑法草案至今,强迫卖淫罪经历了数次大幅度的修改和变动,但均因未抓住问题的本质,导致其犯罪法益、对象和相关行为在解释上面临诸多理论困境,进而影响司法机关的公正适用。为更好地规范与指导司法实践,笔者对强迫卖淫罪的法益作出全面梳理,并对其进行了犯罪类型的重设。当强迫卖淫行为超出强迫行为本身的涵射范围,同时触犯强奸罪或强制猥亵罪的,应分别定罪并数罪并罚,从而通过立法来厘清实践界分问题,实现罪刑法定与罪刑均衡的价值。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的影响问题研究

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所造成的不仅是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的收入差距过大所导致的刑事犯罪率的上升和犯罪程度的加剧,通过对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原因的分析以及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率和刑事犯罪程度的影响机理分析,提出减少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缩小收入差距的对策,从而减少收入分配问题所可能引致的刑事犯罪。

论罪名的系统性调整

立法类型和司法罪名都有调整的必要,类罪名标示了个罪法益的最大边界,类罪名之间、类罪名与个罪名的关系混乱。章罪名过于凌乱,多重分类和僵硬归类并不鲜见。个别节罪名随着个罪的删除也丧失了存在的必要。个罪名法益与类罪名法益冲突时,个罪名的归类错误就会凸显,这会对个罪名和类罪名造成双重损害,有必要重新调整个罪归类。依据一条(款)一罪名和行为类型,考虑到选择性罪名也可并罚,有些罪名应合并为一罪。同样,有些个罪需要拆分为数个罪名。在立法痴迷于增设新罪名的当下,更为迫切的问题是对于竞合的罪名、无效罪名、无害罪名的大力除罪化。

对聚众犯罪若干问题的思考

聚众犯罪是一种以聚众为犯罪构成必要条件的类罪,其侵犯的客体主要是社会管理秩序,客观方面必须具备聚众行为和直接危害行为,犯罪主体主要是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聚众犯罪不一定是共同犯罪。它与集团犯罪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从劳教人员的人格特点探究其犯罪的心理原因

采用艾森克个性问卷(EPQ)对1182名劳教人员进行测试,发现劳教人员有其独特的人格特征,是影响其犯罪的心理原因;不同职业、受教育程度与罪错类型的劳教人员之间存在人格差异。

女性犯罪增多的性别视角探析

造成女性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育、就业、参政等方面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削弱了女性追求其人生价值合法途径的取得,增强了社会能量的紧张程度,加之制度规范的缺陷不能有效化解这种紧张,致使女性犯罪增多。减少女性犯罪需要减少性别不平等现象,改革不合理的社会性别制度。

论犯罪心理学的价值范畴及其方法论

犯罪心理学作为刑事科学中的组成部分,其价值范畴体现为精神价值、实体价值与应用价值三个层次;犯罪心理学的方法论体系由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系统方法的一般论与具体研究方法构成。本文旨在探讨精神价值与哲学方法论、实体价值与系统方法论、应用价值与具体方法之间,及其价值范畴各层次与方法体系之间的上下位协同作用关系。

单位犯罪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由于单位犯罪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加之受传统的以自然人犯罪为基础的刑法理论的束缚,我国单位犯罪立法存在着概念模糊、主体规定欠妥、罪过形式不明、刑罚设置不合理等缺陷。我们应当将单位犯罪概念的法定化,国家机关单位犯罪的除罪化,罪过形式的明确化,单位犯罪刑罚措施的多样化作为目前完善单位犯罪立法的切入点,以更好地打击单位犯罪,保障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