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王母东王公·天帝出行汉画像石考释

南阳师范学院博物馆现藏一方西王母东王公·天帝出行的汉画像石。西王母东王公与天帝出行合刻一块画像石上的画像就目前而言该石为所仅见。该画像石东王公戴胜,在汉画中较为少见。画像石的时代据考证为东汉早期。画像石构图布局紧凑,雕刻线条粗犷,并采用散点透视法,增强了视觉效果,是南阳汉画中少见的复合图案画像石,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两汉上郡龟兹县治城位置新探

两汉时期,上郡龟兹县具有重要的军政地位。但由于史书记载简略,其治城位于今天何处,学界观点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说法:榆林市榆阳区古城滩古城、榆阳区镇川镇上盐湾附近、乌审旗嘎鲁图镇(原名达布察克镇)附近。依据《水经注》关于"帝原水"、"黑水"、"交兰水"、"诸次水"及《后汉书》"龟兹盐池"的相关记载,参照文物考古、野外考察的资料,判定乌审旗嘎鲁图镇北部敖柏淖尔古城即汉代龟兹县故城所在。

汉末思想嬗变对《伤寒杂病论》的影响

汉末是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过渡的时期,有清通简要、得意忘言、务实求真等时代特点,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神仙之风对医学的影响。从思想嬗变的角度,对中医巨著《伤寒杂病论》的行文风格、方法原则、学术思想等诸方面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对其时代背景研究的新思路。

丝绸之路在西汉“贯通”对中国西北边疆经略的影响

虽然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研究丝绸之路对中国经略西北边疆影响的作品并不丰富。如今在海上丝绸之路代替陆上丝绸之路将近千年、"一带一路"成为中国西部发展及向西开放的国家战略之时,研究丝绸之路在西汉贯通对中国经略西北边疆的影响,不仅对我们今天实施即发展中国西部又向西开放的"一带一路"战略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而且也对解决中国西北边疆存在的某些问题有所借鉴。基于以上两点,本文通过比较丝绸之路在西汉贯通前后的亚欧交通运行及对接实况、中国版图从中原向西推进的变化及中国由对中原的治理转向以绿洲穿越戈壁沙漠为特征的西北边疆治理后采取的治理策略等方面,对丝绸之路在西汉贯通对中国经略西北边疆的影响进行研究。得出的研究结论如下:丝绸之路能够在西汉贯通,是多种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结果,对中国经略西北边疆的影响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中国向西开放发展的战略得以实现;中国西北边疆得以拓展和中国版图得以扩大;中国传统治理边疆策略逐渐形成。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西北版图基本随丝绸之路的贯通而奠定。

两汉时期长安与洛阳都城水旱灾害对比研究

通过对两汉时期长安与洛阳都城水旱灾害发生频率的统计,发现从西汉初年(公元前202年)至东汉末年(公元220年)的400多年里,水旱灾害发生频率具有如下明显的特点:(1)不论是长安还是洛阳地区,作为都城时期,水旱灾害的发生频率都远远高于其非都城时期;(2)对于长安或洛阳同一地区来说,水旱灾害的发生具有同步性,即同一个地区,水灾多的时期旱灾也多。根据分析,导致以上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都城人口增加,社会经济发展对于土地的需求量增大,城市建设向着靠近河流低地及易涝、易淹没地区扩展,遇到河流涨水就会成灾。另外,由于都城建设及人口增加,在都城及其周围,各种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消耗大幅度的增长,对城市周边生态环境的干扰破坏也大大加重,造成生态环境迅速恶化,也是导致长安与洛阳地区在作为都城的时期水旱灾害频繁发生的重要因素。

两汉疾疫及其应对机制初探

两汉时期疫情较为严重,从地域分布来看,北至草原地带,南至岭南,均有疾疫。从发病时间来看,以春、夏两季居多。分析正史中关于两汉疾疫的记载,复原两汉疾疫概况,揭示两汉时人对疾疫产生的制约因素的认识,主要包括月令气候制约、环境灾害制约、天人感应鬼神怪物的制约等三个因素。同时,两汉时期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疾疫应对机制,包括医药治疗和禳疫两种形式。研究两汉时期的疾疫应对机制对我们现在应对流行性传染病有着重要意义。

论两汉王朝西南边疆开发中的“各以地比”之治理方略

“各以地比”之治理方略，形成于西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之地，丰富、完善于两汉时期开发西南边疆的进程之中。此套方略的基本内容是，北方中原王用在稳固掌控西南北部蜀地的基础上，与蜀人一同治理巴地，并依托北部的巴蜀人对西南中、南部进行治理和开发。该方略切合酉南实际，卓有成效，对后世影响甚大。

夫余国与汉魏晋王朝的朝贡关系

夫余国建立于西汉武帝时期,最盛时分布在西流松花江流域到嫩江下游地区。最迟西汉末年夫余国已与西汉王朝建立朝贡关系,夫余王谨守朝贡制度规则,得到汉朝授予藩属王的印绶和玉匣。汉魏晋时期夫余朝贡活动先后由汉朝的玄菟郡、辽东郡,魏晋王朝的幽州、护东夷校尉府管辖,在夫余国强盛时期曾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亚朝贡体系。两晋时期,在东北朝贡成员之间发生战争时,世守忠孝的夫余国得到晋朝的扶持和保护,但当晋朝内乱,夫余国失去中央王朝的保护后,迅速衰落乃至亡国。

从东汉时期入仕者与知名人士出生地的分布状况看东汉江南经济的发展

西汉时期,江南地区处于半开发或不开发状态,但到了东汉末期和三国之初,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已获得巨大发展,这种发展都是在东汉时期实现的。故近人多有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论述东汉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状况之文,但都未能从东汉人文状况的变化去论述,本文正是从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入仕者与知名人士的涌现数量大大超过西汉时期的人文状况来论证这一问题,可补前人及今人论述之缺。

两汉时期贞节观念的世俗化趋向

贞节观念自先秦萌发,伴随着西汉中期“独尊儒术”的推行,经董仲舒、刘向、班固、班昭等人的发挥,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在朝廷和官府对贞节的褒奖以及世家大族的推动下,贞节观念由社会上层逐渐向社会中下阶层传播;到了东汉时期,女性寡居守节、遇暴殉节已成为社会所推崇的做法。

边吏与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以两汉为中心

本文以汉代为例,探讨了边吏在疆域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在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过程中,边疆地方官吏在其中的作用是值得关注的。边吏在古代中国疆域形成中的作用大致上可以从边疆行政建制的建立和完善、边疆地区社会稳定、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等几个方面体现出来。优秀的边吏可以实现王朝疆域的拓展,或通过建立相对完善的统治制度、汉文化的传播来密切边疆和内地的关系,进而巩固王朝的疆域;相反,昏庸的边吏则会引起边疆统治秩序的混乱,甚至导致王朝对边疆地区经营的失败,不得已而放弃对一些边疆地区的经营,由此而引起王朝疆域的缩小。

两汉巴蜀文学系年要录(上)

巴蜀文学在两汉时期大兴。对巴蜀文学区域性的研究历来都为许多学者所关注。至今人们已经或从个体著名的文学家、文学群体出发进行深入研究,或者已经写出巴蜀文学史,或者从民俗学、人类学等方面探究巴蜀文学及巴蜀文人的独特性。以文学编年的方式来研究两汉巴蜀文学是一项新的尝试。通过这种方式,从纵向上可以对两汉巴蜀文学发展脉络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从横向上可以考察同时代文人之间的师承、交游及相互影响,当然这些都是将来进一步的工作,而文学编年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对区域性的文学研究,许多材料挖掘不够和许多文学家长久以来都被忽略,其相关研究甚至是空白,因而研究空间还很大,尤其是对唐以前的研究。而《两汉巴蜀文学系年要录》收录了很多以前不被重视的作家作品,有的作家甚至只出现一次,以求收录尽可能的全面。另外,对于作品的界定采用大文学观念,除了通常意义上的诗、赋、散文,还包括各种奏议、碑铭、民谣等。

两汉时期河南地区的水患及其治理与救助

两汉时期,河南水患严重,在数量上几乎占全国水患的一半,在危害程度上也大大高于其他省份。在地域分布上西汉水患主要集中在豫西、豫东,东汉主要集中在豫西,其中豫西水患主要由长时间降水引起,豫东水患主要由黄河决口、改道造成。在时间上水患大多发生在雨水集中的夏、秋两季。西汉时期,河南水患大灾多,东汉王景治河以后有所改善。水患分布集中的原因,除了气候、地理、农业开发、黄河淤积等因素外,还有一定的政治因素。河南水患危害严重,不仅冲毁房屋和农田,造成浮尸遍野,疾疫流行,还造成一系列政治、社会问题。汉代采取的堵塞、疏通、分洪、蓄洪等治水思想与实践在今天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两汉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救灾措施对安抚受灾民众、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汉代合浦食文化发展概述(一)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把古老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以及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连接起来,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饮食文化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汉代合浦地区的社会与文明发展影响深刻。通过史料考析、遗存研究、文化钩沉等方式,对汉代合浦地区的食源、食涵、食器、食习等文化内涵进行探究,以此揭示两汉时期合浦饮食文化的发展态貌与文化特征。

汉代合浦食文化发展概述(二)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汉代合浦,"中外商业毕集",带动了合浦古郡饮食文化的繁荣发展。从史料考析、遗存研究、文化钩沉中可以窥见当时当地的食源、食涵、食器、食习,及其饮食文化的发展态貌与特征。其饮食文化特点,表现为饮食资源丰富、茶饮之风盛行、酒文化发达、食俗多元融合等。民族与东西方文明交流推动了汉代合浦地区饮食文明的进步。

论秦汉时期广西地区的民族和文化

秦始皇时期 ,经过发动战争 ,开凿灵渠 ,在广西地区设郡、县 ,标志着广西地区由此进入了封建社会 ,这是广西社会的一大飞跃。两汉时期 ,广西地区虽有反叛中央王朝的反抗斗争 ,但是徙入的汉人进一步增多 ,中原的先进文化进一步传播 ,促进了广西地区各民族的融合及经济。

《孔子诗论》真伪疑议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自2001年出版后,特别是其中的《孔子诗论》引起轰动而持久的考释、研究热潮,论文与专著交相纷然出现,成为一时之显学,延续数年之久。然此竹书有不少疑窦,颇值得重新思考。它与《论语》在论《诗经》上有许多不合,如思想、语言、词汇、文字、句式等都有极大差异;荀子最看重子曰《诗》云,他又是鲁、韩、毛《诗》的传授者,也是早期儒家最后的大师,而且晚年定居楚国,然而作于晚期的《荀子》看不到的《孔子诗论》的痕迹;秦火之后,西汉广收先秦典籍,然《汉书·艺文志》与两汉经学著作,以及史学、哲学著述等,均未见提及过,更谈不上引用;再从历代出土的简帛书看,从来没有发现过著名的儒家失传著作,如《乐经》,或孔子的任何其他著作;以往伪书最看重对儒家经典的冒名制作,如东晋出现的伪《古文尚书》,明代冒出的《申培诗说》,都和社会风气、时代时潮相关,目的不外乎名或者利;《孔子诗论》没有出土地点,又出现在社会作伪风气日涨之时,就更值得深思慎别。本此以上五点,以别伪求真的眼光对此予以重新思考。

宋以前中国社会伦理相对薄弱的家族因素——从社会史研究的视角出发看汉唐时期的伦理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至隋唐时期的中国社会生活主要有以下特点:(1)整个这段时间,以小家庭为主,其不但贯穿始终,甚至常常独步天下。(2)家族或宗族的形式十分有限,其不仅时隐时现,若有若无,更重要的是普遍不具有宋代以后家族或宗族那种制度性的形式。由此,建立在这一社会生活之上的伦理观念主要包括这样一些特征:(1)核心观念应当是能够普遍在基本家庭单位立足的"孝"观念;(2)普遍的小家庭形式,同时也会在财产、赡养等方面对"孝"观念形成侵蚀和背离;(3)就社会整体而言,缺乏更大的集合或更大的平台,由此也缺乏在更大的集合状况下或更大的平台基础上所制定的种种伦理规范,具体而言,即是宋以后社会那种家法族规;(4)偶尔浮现的一些家训是这一时期个别家族或宗族在伦理观念上的结晶,但它仅仅具有偶然性和或然性,而不具有必然性和盖然性,也就是说它不具有普遍的作为社会风尚的意义;(5)与此相关,以小家庭为平台的"利"观念或许在整个社会占据更为中心的位置,少数思想家对于"义"的美好愿望和善意引导由于没有切实的制度性平台作为依托而多半付诸东流。

汉魏西晋管理东北地区体制之演变

汉魏西晋时,中原王朝管理东北地区的体制存在较大变化。两汉时期虽然沿袭了先秦时期的册封制度,但在少数民族管理上郡县体制承担着更大的责任。从东汉末年公孙度专制辽东时起,曹操于襄平(今辽宁辽阳)设置东夷校尉,以此作为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主管机构。东夷校尉设置之初,可能由公孙氏兼任,但此时期东夷校尉的作用并没有凸显出来。司马懿平定辽东后,辽东郡县归属幽州,东夷校尉衙署虽设在襄平,但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事务主要由州郡负责。西晋时,设平州于襄平,但对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事务的管理则是以东夷校尉为主,由此形成了一种职责相对分明的二元管理体制。

晋室封爵历史渊源略探

两晋宗室封爵制度的历史渊源有二:一则依准儒家经典,一则遵承汉魏故事。晋代宗室王国分大、中、小三等,名山大泽不封,封授宗王时临轩策拜,宗室袭爵逾年承封,凡此均为承袭经典而加以润色缘饰。宗王因功而王,以郡为国,弱龄受封,近支获封齐王、秦王,追封,凡此均因循汉魏故事。晋室宗室封爵制度的这种历史特点的形成与司马氏家族学术门风息息相关,实是有由而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