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货膨胀持久性特征与货币政策启示

基于1992Q1至2023Q2中国四类总体价格指标的环比折年率数据,借助于自回归系数和法和多倍未知结构断点检验方法,测度分析了中国通货膨胀持久性特征及其货币政策含义。研究发现:一是在样本区间内四类通货膨胀持久性相对较高,CPI和RPI存在两个显著的均值结构断点,分别在1996Q2和2003Q2,GDP_def存在一个显著的均值结构断点,在1996Q2,三者通货膨胀持久性近期均呈现上升趋势。PPI不存在明显均值结构断点;二是半衰期持久性测度结果显示,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对CPI和RPI的调控应至少提前1个季度,对PPI的调控应至少提前2个季度,对GDP_def的调控应至少提前3个季度;三是我国CPI和RPI通货膨胀持久性在20世纪90年代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下降,这与国际研究实践一致。

结构性货币政策能兼顾稳增长和防通胀吗?——基于MIUP-DSGE模型

因“供需低迷”和“输入通胀”,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稳增长”和“防通胀”双重压力。鉴于此,本文聚焦于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宏观总量”效应,研究其能否兼顾“稳增长”与“防通胀”双重目标。结合中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实践,将货币引入NK(New Keynesian)模型的生产函数,构建一个具有厂商和银行异质性的MIUP(Money In Utility and Production)模型。DSGE分析发现:考虑货币在供给侧的“生产效应”后,即使货币总量钉住不变,结构性货币政策也能够增加短期产出同时维持价格稳定,因此可以兼顾“稳增长”和“防通胀”双重目标。政策启示为:结构性货币政策设计,应同时考虑“中观结构”调整功能和“宏观总量”调控功能,以创新出更科学的政策工具;结构性货币政策执行,应充分利用其“宏观总量”调控功能,以实现“稳增长”和“防通胀”双重目标。

中国通货膨胀的历史趋势与结构因素

在经历了1980年代中后期、1990年代初中期与1990年代后期的三阶段演化过程后,中国通货膨胀机制已经完成从高核心通货膨胀率向低核心通货膨胀率的结构转变。虽然2007年以来中国粮食及其他农产品价格上涨具有长期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性质,但是中国通货膨胀已经并且继续呈现低核心通货膨胀率的历史趋势。中国货币政策应该采取以CPI指数核心通货膨胀率度量的价格稳定目标,通过积极需求管理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新常态下CPI与PPI背离的货币成因分析

自我国进入宏观经济新常态阶段以来,CPI水平保持低位正增长的同时,PPI水平却出现了连续的下滑态势,二者之间出现了较大程度的背离,这不仅与经济理论不符,同时也使得货币政策调控物价水平的功能受到了严重的制约,经济结构转型受阻。针对这一点,对新常态下CPI与PPI产生背离的货币政策原因进行动态分析。研究发现,不同时期下CPI与PPI对货币冲击反应的差异性引起了CPI与PPI之间背离现象,而这同时也是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调控二者之间剪刀差效果甚微的原因。故而,中央银行应该强化价格型调节和传导机制,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运行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缓解CPI与PPI之间的背离现象。

滞胀风险下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选择

近期我国经济呈增速趋缓、物价攀升的边际滞胀态势。阻碍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主要是人口红利减少、储蓄—投资转化率低和制度不完善,引致我国通货膨胀的因素主要是政府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企业成本上涨和公众的高通胀预期。借鉴国内外有关滞胀治理的理论研究,我国应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提高劳动的收入份额,增加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保投入,实行结构性减税,完善科技投入体制,完善产权、户籍、社保和行政法律制度,明确货币政策的币值稳定目标,合理引导通胀预期。

利用结构VAR模型估计中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

本文将Quahand Vahey (1995)的SVAR拓展为三变量模型,并以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为理论基础,施加三个长期约束条件,以识别三变量SVAR模型。从缩减式VAR的估计残差中还原出结构冲击,从脉冲响应函数中还原出结构冲击对各变量的影响。依据Quah and Vahey的核心通货膨胀定义从受限制的SVAR模型中估计出我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从估计效果来看,首先是能够完全反应我国通货膨胀演化的历史过程;其次是具有较高的预测未来通货膨胀变动的能力。因此对于货币当局的决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价格的决定:跨国的比较研究

从国际Panel数据分析了一个由经济结构变量(利率)、金融结构变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行为变量(存款利率弹性)组成的价格决定系统的动态特征.经济结构变量(利率)与通货膨胀率恒定地负相关.短期需求和长期生产率变化分别决定货币政策的短期和长期福利变化.长短期资金的均衡成本差额结合行为者偏好能准确预测通货膨胀率对金融结构变量的托宾效应(或反托宾效应)和经济结构调整(或金融结构调整)的通货膨胀福利效应.

本轮通货膨胀的成因及对策

文中对中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本轮通货膨胀的类型是成本推动型,提出了要谨防由结构性通货膨胀演变为全面通货膨胀,并从货币政策和财税政策两个方面分析如何应对本轮通货膨胀。

基于国际经验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研究

通货膨胀目标制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的一种新型的货币政策理论，国内外学者对此新的理论框架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文章选取18个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并对其实施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对多个国家多年实践经验与实施结果的进行比较。这种分析能增进人们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认识，以更好地为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和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提供借鉴。

不同通胀区制下货币政策工具选择研究

本文采用Andrews(1993)未知断点检验方法区分了通胀的不同区制,以此为基础通过SVAR方法探讨了不同通胀区制下货币政策工具选择问题。实证结果表明,通货膨胀序列在2003年7月份发生结构突变,并以此划分区制,发现2003年7月之后直接紧缩信贷工具调控通胀的效果得到加强,而间接紧缩信贷工具效果却稍有弱化,但整个样本区间,直接紧缩信贷额度政策在调控通货膨胀方面的效果更佳。这意味着直接紧缩信贷工具一直以来是中国调控通货膨胀的最佳选择,而且这一实践趋势还可能得到进一步加强。

经济结构优化中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压力较大。宏观经济反映在总量上的矛盾,实际上是由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所引起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最重要工具,不仅要实现总量平衡,更多地应考虑如何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如果没有经济结构的优化,只是单纯地采取总量调控的措施,政策效果不会理想。因此,政府中长期调控目标应是优化经济结构,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配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银行间债券市场国债利率期限结构与通货膨胀预测

国外已有实证研究证明利率期限结构具有预测未来通货膨胀率的作用,本文采用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国债交易数据,对Mishkin模型和扩展的Mishkin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了不同期限的名义利率差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结果发现:9个月与3个月的国债到期收益率之差与2年期与6个月的国债收益率之差含有一定的未来通货膨胀的信息,其他期限的国债收益率之差则不能用来预测未来通货膨胀。这表明,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国债利率期限结构可以作为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辅助工具。

货币政策透明度的趋势、制度安排和宏观经济环境

近年来,透明度已经成为货币政策主要的特征之一,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正在演变为一个国际趋势。根据Geraats(2009)使用Dicer和Eichengreen(2009)收集的数据测算的E-G指数,发现世界范围内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已经取得了显著提高,但实践中呈现出执行较高行政透明度和经济透明度,而实行较低程序透明度和政策透明度的变化趋势;同时,还讨论了与透明度变化趋势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及宏观经济环境。

2015年中国物价走势分析与判断

中国经济的"健康指数"近来颇受外界关注,尤其是在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CPI(消费者物价指数)连续两个月下跌,引发一些机构对中国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担忧。目前中国的CPI依旧处于正增长的状态,只是增速有所放缓。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并未出现通货紧缩。事实上,防范通缩最好的方式就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在当前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主要以消费逐渐取代出口和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就显得尤为重要。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表示,要发挥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作用,推进消费扩大和升级,促进经济提质增效。重点推进六大领域消费,目的就是让群众"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这虽然是一个长期、持续、渐进的过程,效果不会立马显现,但却是一个本质性的作用,一旦各个领域消费能力得到提升,那么对于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将是巨大的。

基于门限回归模型的利率期限结构预期假说分析

利率期限结构的预期假说是否成立在中国债券市场上至今仍无定论。采用2002年2月至2006年10月的月度数据,运用门限回归模型分析通货膨胀与我国债券市场上的利率期限结构预期假说存在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通货膨胀确实能够影响预期假说的成立,并且通胀门限值为3.9。进一步得出,低通胀条件下,预期假说成立;高通胀条件下,预期假说不成立。这说明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和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需要审时度势,根据现有通货膨胀情况有效制定货币政策以稳定宏观经济运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野下的通货膨胀防控策略初探

[目的/意义]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时期,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角度全面分析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同时更有重要的实际指导意义。[方法/过程]本文通过对当前国情的分析,从我国面临的经济挑战、与西方供给学派的区别、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等方面,系统阐述对通货膨胀的防控。[结果/结论]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供给侧与需求侧调控相融合,处理好短期措施与长期目标的关系,从调整产业结构、解决总量失衡、激发市场活力等方面来防控和消除通货膨胀面临的潜在压力,确保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

2023全球经济:通胀高位新常态

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将新冠疫情后全球高通胀做实。截至2022年年底,通胀仍高企,并呈现出驱动因素复杂化、跨经济体间通胀结构差异化等特征。以美联储为首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寄希望于通过激进的、步调一致的加息遏制通胀。但本文认为:新冠疫情后央行面临的局面已发生质的改变,它们的货币政策操作必须在保增长、控通胀、防债务危机三个维度上进行权衡,这将大幅限制其加息空间,也将使其通过加息抑制通胀的效果大打折扣,央行货币政策进退维谷。从中长期来看,乌克兰危机、地缘政治博弈、碳中和与绿色转型进程加速、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市场结构改变、生产率增速下降趋势延续等因素将增加全球供给扰动风险,使总需求难以大幅收缩,加之总供给持续扩张,导致全球通胀高位运行成为新常态。面对全球通胀高企,经济陷入以滞胀为核心特征的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和低增长格局的情况下,中国应加快“双循环”与国内大市场建设,保障能源与供应链安全,增加绿色投资,防范输入性通胀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

中美货币政策对结构性通货膨胀影响的比较研究——基于美国货币政策转向背景

基于CPI、PPI价格指数走势背离的现实,以美国货币政策转向为背景,从中美两国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CPI、PPI二者“剪刀差”的影响入手,通过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比较分析两国不同类型货币政策对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两国货币政策对结构性通胀的影响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差异;美国货币政策转向对两国货币政策的调控产生了异质性影响;两国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结构性通胀的调控效果均呈现出非对称性的特征。据此,提出提升中国货币政策治理结构性通货膨胀有效性的政策建议。

中国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研究--基于CPI与PPI的相对变化

在大多数宏观经济分析中,通货膨胀往往被视为总量性变量来加以研究。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不断变迁,近年来各界关于"结构性通胀"的讨论增多,总量性变量越来越难以全面解释各部门之间通胀的差异。本文以CPI与PPI相对变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结构性通胀为研究对象。基于总供给一总需求框架的实证表明,贸易部门相对非贸易部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加剧了中国通胀的结构性不平衡程度。在需求方面,政府支出、居民收入和货币因素等也能解释结构性通胀的变化。此外,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等也都显著影响结构性通胀。因此,现阶段在分析中国CPI与PPI价格变化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经济转型过程中深层次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在通胀治理方面,应加强货币政策与其他供给政策等的协调配合。

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的典型特征、生成原因及治理对策

每次通货膨胀由于发生的经济社会背景不同,必然具有不同的典型特征与形成机理。本轮通货膨胀即第五次通货膨胀,发生在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受美国金融经济危机严重冲击的背景下,为保增长、促就业而货币投放过多,农产品、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过快,收入攀比机制作用强化及结构扭曲与体制转型矛盾凸显等多重原因纠结作用的结果,具有急发性、影响深重性、输入性、价格欺诈与投机性及结构性等特征。因此,一定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理,切不可操之过急,过度抽紧货币政策,否则,很可能把刚刚刺激起来的就业增加变为失业扩大,伤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