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包括过失”——层级罪过说之提倡

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关于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主要有故意说、混合罪过说和择一罪过说。各种学说从不同角度对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但均存在不足。不论从刑法相关条文的客观含义还是污染环境罪的处罚必要性来看,均应当将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解释为“包括过失”,而且过失与故意之间系层级关系,即故意是建立在过失基础之上的、更高层级的罪过形式。此种解释结论所引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根据罪过形式的不同实现刑罚个别化,进而贯彻罪刑相适应和责任主义原则。为此,应当提倡根据故意从重处罚,即将故意的功能拓展到量刑领域。此解释结论可以运用于指导所有罪过形式“包括过失”之具体犯罪的量刑。

我国刑法中的“他行为条款”:类型分析与立法评价

“他行为条款”是对我国刑法中的部分特殊规定之抽象概括,即将基本犯与之不能包含的行为合并评价的情形。“他行为”作为该条款的核心要件,可分为构罪型与违法型他行为、确定型与开放型他行为、规范型与事实型他行为。我国刑法中的他行为条款包括从重处罚、加重处罚、数罪并罚、从一重处断四种类型。经立法正当性评价,该模式总体符合要求,具有正面、积极的意义,尤其是从一重处断的他行为条款之设置愈加必要;然而,《刑法》第133条“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加重处罚规定与第294条第4款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第157条第1款不应按照第151条第1款的规定从重处罚;第229条第2款与第399条第4款违背充分评价的要求;还有个别加重处罚条款违背罪刑处断原理,应予完善。

论想象竞合犯的处罚原则及其适用

想象竞合犯的的处罚原则是有关想象竞合犯争议问题的焦点之一。鉴于想象竞合犯中行为人一行为造成了数个法益侵害的事实,我们提出对想象竞合犯应当采取从一重重处的处罚原则,并分析了该原则的具体适用。

我国牵连犯定罪处罚规则的立法完善

现行《刑法》只有一些分则条文对牵连犯规定了不同的定罪处罚规则,而总则条文没有一般性规定,这导致了对于牵连犯定罪处罚规则的混乱、矛盾局面。牵连犯定罪处罚规则的选取,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牵连犯本质及其构成条件、犯罪的本质和刑罚观、国家对具体犯罪的刑事政策、数罪并罚制度等。若欲弭除抵牾,使立法对牵连犯定罪处罚规则规范化和科学化,宜在刑法总则规定:"对于牵连犯,从一重罪从重处罚。法律规定数罪并罚的,依照规定。"刑法分则规范在对特定的牵连犯作出数罪并罚规定时,要基于审慎的严惩政策;具体的司法解释也尽量避免把所涉及的牵连犯解释为实行数罪并罚。此外,作为配套措施还应修改我国的数罪并罚制度来促进牵连犯处断规则的和谐。

想象竞合犯的批判与再认识

想象竞合犯通常被认为是形式上的数罪、实质上的一罪,也有学者认为其是形式上的数罪、科刑上的一罪,尽管存有差异,但两者都主张对想象竞合犯应当从一重罪处断。但是,仔细分析这两种观点,可以发现它们是概念不清、逻辑矛盾的产物,都存在混淆概念、肢解犯罪构成或者是逻辑前后矛盾的问题。事实上,想象竞合犯并非形式上的数罪,而是实质上的数罪;对它的处断原则也不宜按照传统"从一重处".而应该数罪并罚。

想象竞合犯处断论

有关想象竞合犯的处断原则,主要存在着"从一重处断"说、"从一重重处断"说以及"数罪并罚"说之争。在立法及理论上,实质的一罪说和实质的数罪说均有主张"从一重处断"或"从一重重处断"的观点,但都存在着逻辑上不能自我证成的缺陷。分析学说争论的原因,除了想象竞合犯的罪数本质之外,禁止重复评价、全面评价等体现责任均衡的原则影响着想象竞合犯处断原则的确立。想象竞合犯在本质上是实质的数罪竞合,因此,采取单一刑罚制的处断方式并不合理。对想象竞合犯数罪并罚处断,不仅是量刑客观性考量的结果,而且能够更好地体现责任衡平,理应为最优选择。

强奸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随着社会文化观念和刑法规范的变化,强奸罪的实行犯应当扩大至女性主体;对于婚内强奸的行为,应当区分情况予以刑法评价;性骚扰、强制猥亵妇女的行为,与强奸行为的根本区别是行为人有无奸淫妇女的主观意图;在认定强奸罪的过程中,罪与非罪的界限存在着极为复杂的情况,在对奸淫幼女行为归罪时,仍应坚持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的标准;界定强奸罪加重处罚的法定情节,对于刑罚的准确适用具有重大意义。

想象竞合犯处罚的司法适用问题

在中国刑法语境下,想象竞合犯处罚原则应当定位于"从一重重处罚"。"从一重"中的"重罪"应当采用宣告刑比较说,"重处罚"应将重于一罪、轻于数罪作为原则,并采用法定刑幅度中间线理论,同时,还要就轻罪的附加刑在量刑时予以考虑。此外,应当就追诉时效、亲告罪、既判力、自首、判决主文的表述等想象竞合犯的贯彻问题予以特殊关注,以便指导司法适用。

从重从快方针与死刑限制政策的悖反与调和

死刑限制与从重从快是我国现阶段两项重要的刑事政策,如何相互协调实现功能协调?文章认为:保留并限制死刑是中国目前法治背景下的无奈选择,从重从快与死刑限制存在功能上的悖反。应当以犯罪控制作为终极目标,整合死刑限制与从重从快;死刑限制政策优先于从重政策适用;司法改革上应当收回死刑核准权;扩大死刑缓期执行制度的适用范围。

论受贿并渎职行为的定罪与处罚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腐败犯罪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重大问题。受贿并渎职行为是腐败犯罪的重要表现形式,但是我国法律对于受贿并渎职行为的法律规定向来莫衷一是,最终造成了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的困境。对受贿并渎职犯罪应当认定为牵连犯,除了刑法有明文规定依照其规定外,均应从一重罪从重论处,这样才能解决理论和实践上的各种难题。

购买并使用假币等数行为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解析

在刑法理论和实践中,行为人购买假币后又使用假币或出售、运输假币同时又使用假币数行为的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比较复杂。本文从各行为的作用对象入手,详细分析了作用于不同对象的数行为的性质和法律责任,意欲为完善司法实践活动提供对策。

再犯从重的理论基础反思

再犯从重处罚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贯做法,且有立法上的依据。再犯从重的理论依据不应在前罪的基础上去寻求,人身危险性对此亦不能提供有力的根据,而只应建立于行为人实施后罪的主观恶性。前科在一定期限内予以保留,是推定行为人经历刑罚体验而主观恶性增强的需要,在该期限后应予消灭。

想象竞合犯的处罚原则新论

基于不同的理论,对想象竞合犯的处罚有三种原则,即从一重处断、数罪并罚和从一重重处断,但这些原则都存在着一些不足,为与想象竞合犯的罪数本质相匹配,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我国的国情,从一重从重处断原则是最为合适的。

想象竞合犯之法理探析

犯罪竞合论是刑法学理论与实务上的一个难题,而想象竞合犯因其自身的独特结构所引起的争议更大。正确界定想象竞合犯,不仅可以加深对犯罪竞合论的理解,还可以对刑法中的一些基本理论有更深刻的认识。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想象竞合的本质应为对于单一行为的复数构成要件评价所形成的单一刑罚,处罚后则应采取从一重处罚并适当加重其刑罚的方式。

共同犯罪形态下“自洗钱”行为的理论辨析与刑法规制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自洗钱”纳入洗钱罪规制范围,目前主要有以上游犯罪定罪、独立定罪和分别定罪的观点,本质分歧在于仅以上游犯罪定罪是否包含对“自洗钱”行为的司法评价。在共同犯罪形态下,“自洗钱”主体与上游犯罪正犯不具有完全的同一性,在实施构成要件行为中所起作用不同,可在不违背罪数理论的情况下,按实际罪责分类定罪:对主要或专门实施“自洗钱”的行为人作择一重罪处罚,对实施上游犯罪为主“自洗钱”为辅或参与程度相当的以上游犯罪定罪,将“自洗钱”作从重情节。

非法拘禁罪若干问题研究

非法拘禁罪是指以拘押、禁闭或其他强制方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近些年来,人权问题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然而非法拘禁案件却有着逐年增多的趋势,随之也使一些问题浮出水面,比如婴儿、精神病人能否成为本罪的对象、非法拘禁罪的结果加重犯、转化犯以及从重情节、索债型非法拘禁等相关问题,因此解决这些问题就成了研究本罪的重点。

妨害药品管理罪教义学分析

缘于2019年《药品管理法》对假药与劣药概念的修订而产生的处罚漏洞,在解释学上,可以把妨害药品管理罪规制对象的药品扩大为原料药,受罪刑法定的约束,不能包括“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该罪的实行行为之一的编造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出于流通目的实施的危及人体健康的行为,并且编造药品包装材料与容器的生产、检验记录也能被编造行为所涵摄,却无法规制“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的药品类型。鉴于将该罪的四种实行行为划分为生产、销售以及弄虚作假两大类行为的情况下,其“从一重处断”条款可作为法条竞合的特别关系(例外规定)、想象竞合、牵连犯之处置原则的表征。

论“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刑法》分则有不少法条规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又)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这一规定对应多种罪数形态,除将数罪拟制为一罪的特别规定外,主要是关于想象竞合、牵连犯、包括的一罪的处理规定,可以将这一规定视为基本规定或者总则性规定;对属于想象竞合、牵连犯、包括的一罪的案件,即使相关分则法条没有这一规定,也应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有前(两)款行为",是指行为完全符合前(两)款规定的犯罪成立条件,而非仅指有前(两)款规定的客观行为;"同时(又)构成其他犯罪",应是指前款行为本身又构成其他犯罪(个别法条除外)。对想象竞合与牵连犯"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意味着行为构成数罪但仅按重罪处罚;司法机关在适用这一规定时,应当在起诉书、判决书中认定行为构成数罪,而非仅认定行为构成一个重罪。

将前科作为酌定从重处罚情节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将前科作为酌定从重处罚情节既是我国刑法学界的主张,也是我国司法实务界的惯常做法。支撑将前科作为从重处罚情节的基本观念是,前科增大了再犯可能性和初犯可能性。然而,将前科作为酌定从重处罚情节既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又使得量刑活动建立在假设和司法拟制之上,并且不符合量刑基准和量刑思考方式,与累犯和毒品再犯的立法不协调。必须将前科作为从重处罚情节类型化与法定化,将与本次犯罪属于同一类(种)犯罪的前科作为本次犯罪的从重处罚情节,并在刑法分则中予以规定,以此弥补累犯制度的不足。

我国“从重处罚”的规定及其适用

我国刑法中有不少"从重处罚"的规定,这些规定主要集中在刑法分则中,均属于应当型的量刑情节,且有不断增长的趋势。"从重处罚"的根据在于犯罪人责任的增加和预防再犯的必要增大,刑法规定"从重处罚"有其合理性。但我国"从重处罚"的规定存在一定的缺陷,表现为立法有疏漏、立法不明确、立法不统一以及司法解释和立法规定不协调。从重处罚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适用规则。其适用以犯罪成立为前提,应当明确入罪情节优于从重处罚情节,法定刑升格情节优于从重处罚情节,分则从重处罚情节优于总则从重处罚情节等原则,同时也要合理利用溢出的从重处罚情节。此外,笔者认为,对主犯从重处罚的规定应当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