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pplication for Measuring the Maturity Leve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overnance on Indonesian Government Agencies Using COBIT 4.1 Framework

Invest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in the government sector in Indonesia continues to increase every year. However, this increase has not been followed by good governance due to the lack of attention to good IT management. Measurement of IT governance is therefore required as a basis for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IT services to government agencies. This study is aimed at producing an application to measure the maturity level of IT governance in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thus facilitating the process of improvement of IT services. The application developed is based on COBIT 4.1 framework and the design used is 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Through stages of inform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this research results in an application for measuring the maturity level of IT governance that can be used by government agencies in assessing existing IT governance.

政府治理对农户宅基地扩张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

治理农村在县域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宅基地扩张现象,对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高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和实现共同富裕等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湖南省1316户农户样本数据,结合OLS模型和中介模型研究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对农户宅基地扩张意愿的影响及机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对农户宅基地扩张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城镇化水平在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影响农户宅基地扩张意愿过程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农户信息获取能力负向调节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与农户宅基地扩张意愿之间的关系。因此,地方政府应提升治理能力、协调好农户住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引导集中居住等,改善农户宅基地不断扩张的现象。

环境问责风险与重污染企业审计费用——基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本文以2008-2017年我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为准自然实验,以重污染制造业企业为实验组、非重污染制造业企业为对照组,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环境问责制对重污染企业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问责制显著降低重污染企业的审计费用;机制检验发现,环境问责制通过提升重污染企业绿色治理水平、会计信息质量和管理层语调可靠度,来降低重污染企业审计费用;异质性检验发现,在政企关联强、风险承担水平低、地区公众环境关注高的企业,环境问责制对重污染企业审计费用的影响更显著。本研究拓展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微观后果,为规范环境风险挑战下重污染企业的审计定价、优化环境规制体系提供理论与决策依据。

增值税留抵退税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高质量审计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增值税留抵退税改变了审计工作的内容和环境,对于审计工作质量有着重要影响。基于《关于2018年退还部分行业增值税留抵税额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70号)文件设立准自然实验,以2015-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增值税留抵退税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能够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和优化公司治理水平来提高审计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政策实施对审计质量的正向影响在大规模事务所、民营企业以及内部控制较好的企业中发挥更明显的作用。研究结果拓展了增值税留抵退税带来的审计后果,为注册会计师合理应对留抵退税带来的工作变化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于寻求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有着积极作用。

数字化转型与客户关系稳定度

稳定的客户关系是维系供应链安全稳定的重要举措。本文考察数字化转型对客户关系稳定度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提升客户关系稳定度,增强客户黏性。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供应链企业间信息不对称程度、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增强产品与服务的差异化程度来提升客户关系稳定度。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客户关系稳定度的提升效应主要见诸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以及市场竞争更激烈的行业。拓展性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客户关系稳定度有持续性影响。本文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构建智能经济新形态和促进供应关系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经验参考和启示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从内部控制视角出发,选取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通过实证检验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内部控制质量;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内部治理水平、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提升内部审计监督效率等途径来促进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和数字技术等数字化转型的不同维度均有助于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企业的高科技属性会加强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正向影响,而国有企业的产权性质会削弱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正向影响。建议引导企业强化数字化思维,重点推动非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进而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有效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区块链技术下的在线渠道供应链政府补贴策略研究

对于在线渠道供应链,考虑在线产品的防伪溯源,建立无政府补贴、创新补贴与数量补贴3种情形下制造商主导的Stackelberg模型,研究最优运营决策,分析不同补贴策略对供应链成员影响以及最优补贴策略。研究表明,在政府补贴策略下,供应链成员最优决策受到成本补贴比例、单位补贴额与区块链成本系数很大影响;两种补贴策略并不总是使在线平台、制造商与消费者更好,当信息溯源水平较小时,两种补贴策略均能促使三方形成三赢局面;对于三方来说,最优补贴策略的确定取决于区块链成本系数。

大数据与数据治理在制造业企业中的应用

为了响应国家两化融合的宏观要求。围绕把我国从制造大国提升为制造强国,国家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颁布与组织实施,要求企业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打造信息技术支撑下的全新制造业。在新形势下,企业为了提高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制定了成为智能化光电信息解决方案的领跑者的长期愿景,这需要企业必须贯彻实施两化融合的标准,结合大数据技术不断推进信息化与产品创新,产业模式创新结合,最终实现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研制体系的升级转型。

“震慑”还是“依靠”:地理距离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

“双碳”背景下,企业环境信息强制披露拉开序幕。根据地理经济学理论,企业与生态环境监管部门之间地理距离越近,可能对企业形成“震慑”(监督成本的“距离衰减效应”),也可能让企业有所“依靠”(寻租成本的“距离衰减效应”)。基于2015—2020年重点排污上市公司数据,该研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与生态环境监管部门之间的地理距离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方向及影响路径。研究表明:①企业与生态环境监管部门之间的地理距离越近,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越高,支持了监督成本的“距离衰减效应”假说。②地理距离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是通过省级层面监察监测力度和地市级层面执法力度实现的。③地方人民政府环境治理力度的增强、地区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和媒体关注的提高均可以抑制监督成本的“距离衰减效应”。为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全区域均衡发展,应增强地方人民政府环境治理力度、提升地区数字化水平和提高媒体关注。该研究从地理经济学的视角,拓展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丰富了地理经济学“距离衰减效应”的理论实践,为促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均衡发展提供了解决方案和理论依据。

数字监督与国家信息能力的建构--基于294个数字监督实践案例的分析

信息是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的关键变量,也是权力监督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理工具,数字监督在“赋能政府”和“赋权社会”的双重路径下,极大地提升了国家的信息能力。文章从信息论的视角出发,基于对294个数字监督实践案例的系统分析,阐述了数字监督在促进国家信息能力建构过程中的运行机制和具体路径。研究发现,依托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引领作用,数字监督推动了信息在政府内部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流动,形成了以信息整合为特征、以协同监督为目标、以场景应用为依托的创新模式。为进一步推动数字监督融入基层治理,未来需要优化监督“数据资产”管理,促使多元监督主体间的协同互动从“烟囱式”转向“共享式”模式,并实现监督重点的全场景覆盖。

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标准化体系顶层设计研究

[目的/意义]建立一个全面的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标准化体系对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效率的提高大有裨益。[方法/过程]文章采用顶层设计法,结合德尔菲法和模糊层次分析法,定性和定量、专家评价与科学计算方法互为补充。[结果/结论]构建出一个由信息业务标准、基础设施标准、管理标准、安全标准、技术标准5个一级指标组成的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标准化体系,选取各部分的二级指标并具体量化所有指标的权重。[局限]研究成果尚需更多实践来验证和改进。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高水平上市公司治理特征研究——基于2012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笔者利用第三方评级机构的评分结果,研究了2012年度沪市A股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级排名前1/3的高水平公司的治理特征,并与排名后2/3的公司进行了配对检验。研究发现高水平披露公司:(1)资产规模大、资产负债率高,但盈利水平低于市场平均水平;(2)实际控制人多为国有控股或具有政府背景,股权集中度高,但董事会和高管持股比例低于低水平披露公司;(3)董事会、监事会规模均高于低水平披露公司,规模较合理;(4)在高管人数、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不兼任及前三名高管薪酬水平上,均高于低水平披露公司,并存在显著差异。

政务信息资源的价值层次及其实现

大数据潮流下,政务信息资源的价值层次不断深化拓展。按照价值层次由低到高,将政务信息资源的价值分为知晓性价值、基础应用价值和高级应用价值。各价值层次的实现过程的复杂程度不同,价值层次越高,实现过程越复杂。知晓性价值通过政府向社会公开政务信息资源实现;基础应用价值通过政府、组织和个人共享利用政务信息资源实现;高级应用价值通过企业对政务信息资源进行创新性再开发形成信息产品实现。

基于意识层次的微博不实信息治理研究＊--以新浪微博为例

以新浪微博为例,利用意识网建模语言构建了微博不实信息治理的意识网络图。通过对用户意识层次和行为的分析,发现处于2层及以上意识层次的用户不仅不会受到不实信息的干扰,还可能采取行动遏制不实信息的传播。最后,从提高用户意识层次的角度提出了不实信息治理的策略。

基金持股对信息披露质量的改善作用研究——来自深圳证券交易所2004—2010年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证券投资基金能否发挥监督优势、参与所持股公司的外部治理,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因此,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2004-2010年之间所公布的信息作为研究材料实证检验基金持股对信息披露质量的改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基金持股改善了所持股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且随着基金持股比例的增加,所持股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随之提升。

数字经济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基于信息不对称和管理者非理性行为视角

企业数字经济化是指企业利用新兴技术进行产业升级转型的过程,具有跨界融合、创新驱动、重塑结构和广泛连接等特征,它改变了原有的商业模式。基于A股上市公司2013-2018年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数字经济化程度越高,公司治理水平越高。路径分析显示,企业数字经济化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和管理者决策行为的非理性程度提高了公司治理水平。本研究对推动企业数字经济化发展、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和优化管理者决策行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

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本文以2013―2019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考察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够显著提升国有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且上述作用只存在于地方国企和市场竞争类国企。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显著增强会计信息可比性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以及对公司价值的提升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非国有股东治理及会计信息可比性领域相关研究,同时也为监管部门进一步鼓励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以实现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建议。

国家信息安全协同治理:美国的经验与启示

国家信息安全牵涉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公民等多方利益,而协同治理则是保护国家信息安全的整体性解决方案。美国在国家信息安全保障方面的举措较为全面,它所采取的协同治理策略对我国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通过分析美国国家信息安全协同治理现状,并在归纳其经验的基础上得出,我国应在信息基础设施整合、利益协调、顶层设计方面进一步完善信息安全保护。

我国政府层级间信息传递的失真现象研究

政府层级间信息传递失真的现象有两类:一是自下而上的信息失真,表现为谎报和瞒报;二是自上而下的信息失真,体现为下级对上级传达的信息有选择性地接收和执行。信息传递失真的原因与上下层级间的信息不对称、官员的激励机制扭曲以及缺乏有效的信息来源和监控途径密切相关。提高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真实性,不仅需要扩大信息的来源途径和提高所获取信息的质量,而且还必须增强对官员的监督与控制。

简约治理是什么

简约治理的基本特性是“半正式或非正式治理”,其运行的前提是国家与社会各有边界,基层有自主空间。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简约治理都是相对于国家正式科层治理而言的,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变通,是一种半正式或非正式治理,是一种讲究治理实效而非繁文缛节的实体治理。正是由于无需完全依赖于国家科层制力量,这种半正式或非正式治理才具有简洁高效的特点,才显得“简约”。解决基层形式主义问题的关键是处理好“上面千条线”和“下面一根针”的关系,要给予基层应有的自主性和自治空间,从而使基层能发挥党委的政治统合功能和相应的简约治理能力,最终使基层组织这根“针”既能串联“上面千条线”,又能扎根于乡土社会之中。如何从“社会基础”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解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则需要我们不仅向西方学习,更要向中国传统和现实经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