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标准必要专利政策评述

2021年12月,美国司法部、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和专利商标局共同发布了《关于受自愿F/RAND承诺约束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谈判和补救措施的政策声明草案》,向公众征求意见。其主要内容,由善意许可谈判框架与受F/RAND承诺约束的标准必要专利侵权救济措施两部分组成。结合2019年政策声明,详细梳理2021年政策声明草案的要点,并对草案内容予以评述。

专利间接侵权与许可费定价问题之体系化研究

体系化思维是立法、司法活动和法学研究中的必然要求。但专利间接侵权理论和许可费定价往往聚焦于权利行使阶段的利益平衡和博弈,容易忽视权利行使是立法、申请和授权确权各阶段的延续,欠缺体系化思维,遑论二者之间的体系化关联。间接侵权理论未能尊重授权、确权程序确立的权利边界,实质上是缩减授权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在许可费定价问题中,整体市场价值原则实质上是拔高权利要求的主题层级,相当于增加技术特征。二者从相反方向拉扯权利要求,冲突的平衡点即为尊重授权的具有创造性贡献的权利要求。基于此,权利要求的构建应当使主题的层级与做出创造性贡献的技术特征相匹配,权利用尽原则应适用于具有相同的创造性核心的技术方案,专利权人不应变相地对产业链上的不同环节进行许可。

中印药品专利标准、许可及侵权救济比较研究

中印两国有关药品专利的立法有三大差异:印对改进型药品的专利标准高于我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其药品的创新水平;印的专利强制许可规定较为详细,启动条件比我国更具有操作性;印对专利侵权的救济力度低于我国,不具有惩罚性。专利制度的相对合理性使得印的专利实施取得很大实效。鉴此,我国立法应提升改进型药品专利的授予标准、扩大强制许可的申请主体,并对“公共利益”作出细化规定,同时继续完善药品专利侵权救济制度。

默示许可抑或法定许可——论《专利法》修订草案有关标准必要专利披露制度的完善

各界对《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八十五条规定的"标准必要专利默示许可制度"存在着争议。在标准制定过程中,专利权人并不承担绝对的专利信息披露义务。标准组织的知识产权政策中一般只是要求专利权人"尽合理的努力"及时地披露"必要专利"。而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确定标准必要专利的范围,也往往是有争议的。将不披露专利信息的行为一律视为默示许可,实际上相当于规定了一个专利法定许可制度,虽然其法律效果类似于英国《专利法》中的强制背书当然许可,但仍很有可能违背TRIPS协议规定的专利非授权许可必须"一事一议"的要求,并且和标准制定中专利信息披露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因此,这个规定应该加以修改完善,而任何一个完善方案都应该遵循对未披露标准必要专利行为的合理性进行个案判断的原则。

当然许可期间专利侵权救济探讨——兼评《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83条第3款

在当然许可专利侵权诉讼中,若侵权人承诺接受专利权人在当然许可声明中明确的许可条件,则不得对侵权人颁发禁令,但不妨碍专利权人要求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且损害赔偿数额不应超过侵权行为发生之初侵权人依照许可条件应当支付给专利权人的许可使用费的两倍。为了促进专利有效实施,我国专利法拟引入当然许可制度,但与英国、南非等国家的立法规定相比,草拟的有关条款在专利侵权救济方面尚有完善的空间,例如,一概禁止专利权人申请诉前临时禁令,有合理理由担忧专利权人会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失,导致利益的天平朝侵权人倾斜。

日本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计算若干问题研究及对我国的借鉴

自1998年日本《特许法》修改至今,日本有关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计算的司法实践开始出现一系列变化,特定权利人所失利润标准、侵权人非法获利标准及实施许可费标准作为确定损害赔偿额的主要方式获得了积极运用并采用了更为精细的计算方法,且随着司法判赔实践经验的逐步积累得到了不断发展。研究日本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中上述三种计算方式的适用条件、考量因素、规则细化问题及其新进展,以期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有所助益。

我国绿色技术专利司法强制许可研究

强制许可是解决绿色专利实施的有效途径,但我国绿色技术专利行政强制许可的实施存在法律制度上的障碍,短时间难以克服。法院在公共利益认定上具有天然优势,其根据个案做出绿色专利侵权不停止侵害的判决国际影响较少且能达到强制许可的目的。其替代措施"合理费用"的确定应以公共利益为主要考察基点。

基于博弈的专利诉讼与交叉许可决策研究

随着企业研发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建立专利壁垒来保证自身的持续竞争力与市场地位。"专利丛林"的现象导致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以及新产品的开发举步维艰。为了节省成本,科技企业之间相互的专利侵权现象时有发生。面对相互的专利侵权现象,有的企业运用专利诉讼的手段与对方发起"专利大战"以维持自身的竞争优势,也有的企业通过专利的交叉许可协议,与对方建立长期的专利合作关系。本文通过构建博弈模型,研究了企业进行专利诉讼以及交叉许可的选择决策的机理。

专利的默示许可对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影响

专利的默示许可是专利侵权诉讼中的一种侵权抗辩理由。由于我国《专利法》中对默示许可尚未明确规定,大量的涉及默示许可各种情形的专利侵权案件相继发生。随着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企业在应对知识产权风险的过程中,专利默示许可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关注度逐渐增强。因此,应重视专利默示许可本质的研究,整理可能出现的默示许可的情形,探索专利默示许可可能对企业规划知识产权战略带来的影响,以此提高我国企业应对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争端的能力。

论专利独占被许可人的诉权

除专利权人之外,我国法院还受理由专利独占被许可人提起的专利侵权之诉。尽管独占被许可人享有诉权的事实已经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但该做法依然得到了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支持以及学界主流观点的认可。分析该问题的成因后,以专利权权利类型法定为依据,证明授予被许可人诉权无法被视为立法者明确设定在民法制度既有原则之外的一个特例。学界试图否定独占专利许可证的债权属性的论述,不仅在解释论层面难以提高诉权赋予条款自身的自洽性,还会破坏法律体系最低限度的内在和谐。基于这种现状,对法院在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相关条款修正之前如何对损害赔偿进行合理分配作出初步建议。

权利用尽原则的适用及相关纠纷的解决

权利用尽原则是世界各国知识产权法立法和实践确立的一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重要原则。作为对知识产权权利的限制,这一原则的设立对于平衡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权利用尽原则在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领域都已经得到普遍认可,但其应用尚不够广泛。笔者认为权利用尽原则在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中亟需进一步发展完善,因此,特以本文对权利用尽原则的由来和适用以及相关争议的仲裁解决进行探讨,以期该原则的效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专利默示许可认定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专利默示许可的认定是专利默示许可制度的核心问题。伴随我国专利制度的变革与发展,其认定标准应基于我国的司法实践需求和专利法制度,在厘清专利默示许可内涵、外延的基础上予以重新界定:基于产品销售的默示许可的认定,要求相关产品不存在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且相关产品来自专利权人或其被许可人的无限制性条件的销售;基于行为的默示许可的认定,要求专利权人的言语或行为使被控侵权人产生了实施专利的合理信赖,且这一信赖应该被法律保护。

欧盟最高法院就Genentech案先决裁决的启示

本案源于许可人和被许可人之间关于用于开发抗癌药物的专利的争议。根据协议条款,除其他许可费之外,被许可人还需要对制成品支付提成许可费。虽然该欧盟专利在1999年已被撤销,但被许可人在许多年后才终止该专利许可协议。之后,许可人和被许可人就支付到期的许可费进行仲裁。仲裁员作出了支持许可人的裁决,并要求被许可人支付未付的许可费。此后,被许可人向法国上诉法院提出上诉,提出了就过期或被撤销的专利支付许可费的合同要求是否符合欧盟法律关于限制性协议的规定的问题。法国上诉法院中止了他们的诉讼程序,并将该欧盟法律解释的问题提请至欧盟最高法院。欧盟最高级别的法院确认,如果被许可人有权在合理通知后终止专利许可协议,则欧盟法律关于限制性协议的相关规定不禁止许可人在专利许可协议中要求被许可人就整个协议有效期支付许可费,无论该被许可专利是否被侵权或被撤销。

数字通信时代专利权利用尽的危机与应对

我国专利权利用尽以法律文本为限,在数字通信时代面临失能危机。专利权利用尽以功利主义哲学为根基,通过适当限缩专利权,扼杀专利权人重复获利的空间。权利用尽扩张的必要性源于专利权利范围的扩张,间接侵权规则的出现导致专利权利范围大于权利用尽范围的情况,滋生重复获利的空间。专利权利用尽曾经借助反垄断法框架进行了扩张,但存在历史性不足,各国司法实践引入默示许可来弥补这种不足。默示许可存在内生性缺陷,不具有应对新危机的可行性。在数字通信技术的环境下,扩张专利权利用尽系唯一合理路径。

标准必要专利中FRAND原则在我国的司法实践考察

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是知识产权发展的必然趋势,标准必要专利(SEP)是这种趋势的产物。FRAND原则即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成为SEP权利人、标准的公共利益、标准实施者等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器。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由于该原则缺乏明确含义,SEP权利人等利益主体对FRAND原则的理解各异,导致在许可费确定、停止侵权的适用等方面产生诸多纠纷。通过对华为诉IDC案以及华为诉三星案等典型案例的考察,可以发现FRAND原则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存在许可费计算与考量因素不够合理、停止侵权适用条件不明确、对过错的认定不具体等问题。解决问题的路径在于:对于FRAND许可费可比较协议的选取确定统一规则,具体的计算方法应遵守四个原则性标准;对标准必要专利“停止侵权”的适用应当更为慎重,原则上不适用停止侵权,只有在没有可替代的救济方式时才能考虑适用;涉及具体因素则回归到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本身来考量。

评中国专利法第四次修订草案

从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文本来看,中国专利法第四次修订的确已从2013年的'特别修改',转入了本次的'全面修改'。本次'全面修改'内容繁多,从法律角度可以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①确立诚实信用原则在专利法中的基础地位;②从专利保护范围、期限、侵权赔偿或处罚额度三个方面,重新平衡了专利保护的强度;③明确规定了专利间接侵权行为及其连带责任;④构建专利实施和运用体系;⑤完善职务发明、专利代理、专利评价、专利信息服务等配套制度;⑥扩大专利行政部门的职能,并加强与司法制度的衔接。上述修订内容虽然还有诸多地方需要完善,特别是不适当地扩大了专利行政部门在专利侵权主动查处方面的职能,但总体上讲,本次修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此次修法意在重塑中国专利法的独立品格,是重塑我国专利制度的一个良好的开端。循此思路塑造起来的中国专利制度,将由'确权'和'保护'两大支柱,转变为'确权'、'保护'和'运用'三大支柱。诚然,本次修法不仅要考虑我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还需要考虑目前正在进行的知识产权专门法院试点改革、民法典编纂活动以及行政体制改革总体方向等背景,而修订草案似乎对此缺乏立法政策上的充分衡量。

美国专利间接侵权默示许可抗辩的反思与借鉴

专利间接侵权的默示许可抗辩源于美国,随着美国专利间接侵权制度的发展产生并形成一定的适用标准。然而,在相关案例中,美国法院对该标准中"销售具体情形"的限制性解释,不合理地扩大了默示许可原则的适用,严重削弱了专利间接侵权制度的基础。为有效平衡各方利益,在专利间接侵权默示许可抗辩的适用中应加强对专利权人合法利益的考量,与此同时,默示许可的判定应着重分析第三方购买者的信赖利益范围。我国司法实践中尚无适用默示许可原则进行专利间接侵权抗辩的案件,美国相关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可为我国今后的司法实践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