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隐私权的刑法保护模式重构

大数据促进了生活的便捷,带动了新兴行业的高速发展,但超出合理边界的数据滥用行为,也对公民的隐私安全带来了现实威胁。伴随大数据时代的纵深发展,个人隐私的保护从传统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发生转变,隐私权的法益内涵在大数据时代应当进行重新审视。随着信息保护的日渐重视,隐私权的价值应与个人信息权一样受到同等重视,刑法应当为大数据时代隐私权的保护开辟新路径,采取直接保护与间接保护并行的双轨制保护模式,重构个人信息的刑法定义,引入“弱可识别性+隐私性”标准,同时继续加强针对隐私权犯罪的积极预防,通过刑法调整来应对当前公民隐私权被侵害的现实。

侵犯数据产品权利行为的刑法认定

通过刑法手段有效保护数据产品的权利,促进数据产品的安全高效流通与利用,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是数字经济时代网络空间刑法之治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侵犯数据产品权利行为的刑法认定中面临界定数据产品法律属性、确定侵犯数据产品权利行为之刑法认定最优方案,以及如何适配传统罪刑规范体系对侵犯数据产品权利的行为进行有效规制等现实问题。三个问题之间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是数字经济时代构建有效保护数据产品权利的刑法机制时不可回避、必须解决的问题。于前者,数据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应得以肯认;于中者,“数据犯罪说”“数据犯罪与财产犯罪竞合说”面临规范认定或方法论层面的障碍;于后者,需要根据数据产品的特征与存在形态,对财产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占有转移、数额等对财产犯罪认定具有重要影响的事实重新进行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从而将传统财产犯罪的构成要件重新适配于侵犯数据产品权利行为的认定。

侵害品种权法定赔偿数额的司法决策因素检视及因应

品种创新是种业振兴的关键,识别侵害品种权法定赔偿的司法决策因素,以提高品种权司法保护水平,进而激励育种创新,实有必要。以2002-2023年侵害品种权适用法定赔偿的案例为样本,分析其时空特征,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探究法定赔偿数额的参考因素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侵害品种权法定赔偿适用“泛化”且判赔额较低,提高法定赔偿上限的立法举措效果甚微;法定赔偿参考因素缺乏量化标准,维权合理开支定位不清;锚定效应、审判经验等因素对司法决策影响显著。为提高品种权司法保护质效,建议采取如下措施:通过严格适用法定赔偿,消除举证责任障碍,降低证明标准,以克服法定赔偿“泛化”适用;通过确立赔偿数额计算标准和规则,另行计赔维权合理开支,以避免裁判的主观性;通过提高司法决策信息质量,提升法官素养,提供司法决策空间,以减少锚定效应,保证裁判的公平性。

论职业教育学生实习学习权:内涵、构成、侵害与保护

职业教育学生实习学习权是职业教育学生在接受专业实习训练过程中学习、理解、掌握和运用相关职业岗位知识与技能的权利,其构成包括该项权利的权利主体、权利内容、权利客体三项要素。保护好职业教育学生实习学习权是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技能型社会建设的需要。但在职业教育实习中,存在着因学生实习学习权的权利主体的学生身份被异化、权利内容实现不充分、权利客体运作不周全等造成的学生实习学习权被侵害。我国需要从权利构成的角度,多措并举,加大对学生实习学习权的保护。

侵害品种权合法来源抗辩:理论证成、适用界限与法律后果

合法来源抗辩是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常见的抗辩事由之一,信赖保护原则、善意第三人理论和过错责任原则为其理论基础。合法来源抗辩是对品种权人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限制,为平衡品种权人与善意侵权人的利益,应从行为类型、主观要件、客观要件等方面明确其适用界限。构成合法来源抗辩的,侵权人应停止侵害和支付合理开支。应限制停止侵权的适用,可根据具体案件采取支付合理费用、事后许可及取得侵权物等代替救济方式,按照合理性、真实性、关联性确定合理开支的数额。善意侵权人所获利益的返还,应以现存利益为限。我国应借鉴其他知识产权领域立法、他国相关立法以及司法实践,完善侵害品种权合法来源抗辩制度。

涉网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管辖问题研究

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管辖确定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导致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管辖问题日益复杂化。应当清晰认识到案件的管辖是确保具体案件能否司法公正、高效和有序运作的关键因素,且对维护法律秩序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至关重要。针对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管辖所涉及的案件范围、管辖界定标准以及法律适用现存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管辖的特殊性,规范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管辖多连接点规则,规制当事人滥用管辖程序等恶意拖延诉讼行为,并出台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管辖配套规定。

侵犯个人信息行为的刑法全流程规制模式研究

在个人信息行为规制方面,我国前置法与刑法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前置法通过处理规则的设计实现了全流程规制,而刑法只能对部分不法处理行为进行惩治。此种规范格局导致法律难以衔接并形成刑法保护的盲区,不利于全面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对此,应提倡个人信息的刑法全流程规制模式,通过间接罪名适用法和法益量刑评价法对不同类型处理行为进行合理规制。通过理论维度和规范维度的证成,可以验证全流程规制模式具有可操作性。应当适用刑法合理规制非法收集行为和非法存储行为,保障前期阶段信息处理安全;适用刑法精准规制非法加工行为、非法使用行为和非法流转行为,保障中期阶段信息处理安全;运用刑法适度规制非法披露行为和非法删除行为,保障后期阶段信息处理安全。

公共图书馆涉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裁判结果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45份判决文书的实证研究

数字化服务在公共图书馆的各项职能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因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紧密相关,产生不少争议。利用345份生效判决文书,考察公共图书馆涉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裁判结果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图书馆级别,图书馆是否实施镜像搭载、链接提供两种行为模式,法院是否采纳事前审查、事中限制、事后补救、采购使用4种裁判根据,与裁判结果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基于上述分析结果,为消弭公共图书馆与权利人之间的矛盾,公共图书馆自身应重视镜像搭载过程并加强意识转变,图书馆行业应将法律因素纳入评估定级的考量,法律层面应重视、修改合理使用制度,并完善和激活避风港规则。

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案件地域管辖问题的制度反思

最高人民法院第223号指导性案例的发布,对信网权侵权案件地域管辖规则的适用产生了重大影响,理论界和实务界均争议不断。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信网权解释》第15条与《民诉法解释》第25条之间关系的意义十分突出。基于地域管辖制度的建构基础的考量,以“或者”一词来连接“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并不合适,《信网权解释》第15条在修改时应将这两个连接点之间设置为有先后适用的顺位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民诉法解释》第25条不适用于信网权侵权案件,《信网权解释》第15条则应删除“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之规定,同时改变将“侵权结果发生地”排除出管辖依据的观点。此外,由于信网权侵权案件往往与不正当竞争诉讼复合在一起,有必要从请求权基础及诉的合并理论着手,厘清复合案件的性质,进而藉此处理其地域管辖问题。

定牌加工出口下的商标侵权请求权基础探析

定牌加工出口为我国十分重要的产业发展方向,海关系统也对知识产权提供边境执法保护。然而,假使境外委托方并未在我国境内进行商标注册,并且在我国境内却由第三人拥有该商标专用权,则我国境内受托方定牌加工的行为将可能产生侵权疑虑。在平衡境内商标权利人的权利保护及促进定牌加工制造业发展间,应找出一个平衡点,但长期以来,司法裁判观点历经数次变动与海关执法存在一定的逻辑矛盾,使得相关争议一直存在,因此,明确请求权基础才能把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也才能平衡我国加工出口产业的发展及商标权保护。

绿色原则在专利停止侵权诉讼中的适用

自《民法总则》颁行以来,绿色原则在司法裁判中已得到广泛适用,涉及物权、合同、侵权、婚姻家庭、知识产权等主要民法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中停止侵权与绿色原则的关系最为紧密。尤其在停止侵权中,销毁侵权产品和专用模具等诉求可能存在浪费资源和破坏生态等潜在风险。通过对近几年相关案件归纳和分析,实证考察了绿色原则在专利停止侵权诉讼中的适用现状。基于此,梳理援用绿色原则的前提和逻辑,探寻被告构成专利侵权但并不停止实施的路径,建议引入谈判机制,为双方提供谈判平台。同时,建立一个高效动态化的合理费用计算模型,当谈判难以达成且法院判令被告继续实施专利时,直接裁定被告向原告支付合理费用。

盗播体育赛事直播行为的刑法规制

盗播体育赛事直播行为侵犯合法直播人的经济利益,破坏市场竞争秩序,严重危害体育赛事产业发展。由于我国刑法立法缺乏相关规范,民事赔偿责任不足以有效遏制该行为,导致体育赛事转播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无法发挥刑法预防犯罪、规制行为的保障功能。为有效保护合法直播人的广播组织权,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有必要对盗播体育赛事直播行为进行刑法规制。建议修改《刑法》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增加侵犯广播组织权的行为类型,以实现对该行为的刑法规制。该行为的犯罪化回应社会现实需求,满足法益保护需要,填补刑法立法漏洞,具有著作权法和政策基础。

网络暴力侵权民事救济:困境与路径

网络暴力一直以来都是热点研究问题,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更是为网络暴力提供了一个“发挥”的平台,近几年网络暴力的发生率居高不下,造成严重后果也不胜枚举。本文对网络暴力产生的现实原因及表现形式进行分析,发现互联网隐秘性、虚拟化等特征是催生网络暴力的一大根源,随着网络使用率的不断提高,公民将积压的不良情绪发泄在网络空间,非理性行为增加,导致公民很容易遭受网络暴力。而在目前的法律制度下,当公民权利遭到侵害时,现有的救济路径存在举证难、立案难、责任主体确定难等困境,无法完全保障公民的救济权。为有效打破这一困境,应当采取以法律控制为主的多元规制措施,简化诉讼程序、增设专门法庭、减轻证明义务等,进而构建完善有效的权利救济路径。

专利停止侵权责任例外中的公共利益规则

在专利侵权案件中,根据专利法的规定,法院可基于公共利益考量判令不停止侵权。但是由于法律未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公共利益规则的适用存在同案不同判、以公共利益之名不当侵害私人利益、说理不充分等问题,阻碍司法功能的实现,不利于专利权人的权益保护。对此,可通过利益衡量、比例原则、不确定法律概念价值补充等方法进一步完善公共利益规则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方法。建议通过立法明确公共利益的范围和类型,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公共利益的判断方法,通过指导性案例完善司法推理。

知识产权侵权信用惩戒制度的问题审视与完善对策

将信用惩戒措施纳入知识产权侵权治理体系并逐步实现法治化,系中国全面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推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在中国全面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推动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大背景下,梳理有关制度的发展沿革并分析其发展态势,对在把握其正确的发展方向下寻找对应之策大有裨益。基于有关文件的内容相关性与效力层级,梳理出中国知识产权侵权主体信用惩戒制度发展历程的3个阶段,认为中国针对知识产权侵权主体的信用惩戒制度仍缺乏系统性的整合与严格的法律论证。从法治的视角上看,知识产权侵权主体信用惩戒制度的构造必须遵循依法惩戒、协同共治、过惩得当与权益保护等基本原则。然而,中国现行相关规定难以落地实施,存在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惩戒对象与标准不明、惩戒监督与救济不足等诸多问题。鉴于此,有关部门应当遵循依法惩戒等法治原则,从健全相关法律规范体系、构造惩戒“对象-标准-手段”的合理规则和完善知识产权信用惩戒监管与救济机制等方面优化中国知识产权侵权主体信用惩戒制度。

《民法典》背景下误认抚养中的财产损害赔偿

误认抚养纠纷的财产损害赔偿并非典型的婚姻家庭纠纷,亦非纯粹的抚养费用返还,其涉及诸多的价值衡量判断。既有纠纷解决路径均立足于偏差的法律概念,导致实践效果存在规制范围狭窄或缺乏妥当请求权基础的适用困境,该论断同样可见于中国相关裁判实务的累积。通过修正误认抚养纠纷的法律概念和规范内涵、考察抚养人被侵害的权利属性可以发现,抚养人的财产损失系经过亲子身份关系传递或触动所致,实际上源于亲子身份关系的侵害。因此抚养人被侵害的原权利为身份权,恰当的救济路径应为身份权保护的侵权法路径。《民法典》第112、第1001、第1045和第1182条共同构建起身份权侵权请求权体系,为抚养人的财产损害赔偿提供适宜的请求权基础,该体系兼具理论自洽性与实务可能性,能够为抚养人救济提供妥当的法结论。

开源项目中贡献者请求权研究

开源项目的商业化已经趋于成熟,贡献者的经济利益日益重要。根据贡献形式、贡献程度、贡献使用条件的不同,开源项目的贡献者形成了较为复杂的请求权体系。开源项目贡献者的合同请求权与著作权请求权是最常见的核心请求权,涉及众多贡献者与著作权归属、开源软件作品性质与贡献者权利范围、违反许可证的违约责任与损害赔偿计算、违反闭源保密协议进行开源的责任认定、免费定价是否构成低价竞争等问题的讨论。开源项目贡献者可能存在权利滥用情形,开源项目不是简单的免费或者收费模式,而是更加复杂的授权与商业模式,需要公平有效的司法裁判规则。

论深度合成技术滥用的著作权侵权风险及应对措施

深度合成技术主要是利用“生成式对抗网络”的人工智能方案,自动生成伪造的音视频、图像等内容。由于其操作简单,该技术迅速被相关用户普及。深度合成技术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被滥用的风险。深度合成技术滥用会威胁个人和企业的合法权益,产生社会信任危机,并且在著作权领域也会引发一系列法律问题。本文试图分析深度合成技术滥用在著作权领域存在的风险及相关的应对措施,阐明深度合成音视频的传播平台应在现行法律法规下审慎监管深度合成技术的利用。在平台内部寻找监管资源,及时获取视频素材的商业使用权,修改与著作权紧密相关的用户协议,完善平台的技术应对措施,提高平台的风险防控能力。

图书馆数字文献传递的著作权侵权表现及对策研究——基于公开民事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图书馆数字文献传递易被诉侵害他人著作权,这成为图书馆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中322份图书馆数字文献传递著作权侵权纠纷民事判决书的分析发现,图书馆与数据库提供商被列为共同被告、双方被诉侵犯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图书馆抗辩成功率较低的情况突出。进一步分析发现,提供含有作品内容的链接和通过图书馆本地数据库镜像提供作品是图书馆被认定构成直接侵权的原因;以定向链接方式提供侵权帮助和与数据库提供商之间建立合同关系是图书馆被认定与他人成立共同侵权的重要因素。对此,建议图书馆以普通链接方式参与数字文献传递,积极审查数据库内电子文献授权情况,选择数据库提供商所提供的技术服务而非技术服务加产品销售。

论专利侵权警告函的权利边界

专利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法律对于专利权保护的制度不断完善。为了提高专利权人维护自身权益的效率,法律确立了专利侵权警告函,专利权人的权益受到侵害之后,可以通过向侵权人发布专利侵权警告函的方式,让侵权行为人停止侵权行为,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但是,通过司法实践可以得知,由于法律对于专利侵权警告函的规定不完善,使得专利侵权警告函发布过程中,存在发布内容不真实,专利权人未尽到注意义务,以及专利侵权警告函发布的对象范围不确定等问题,导致专利侵权警告函发布中产生新的问题,专利权人作为侵权行为的受害人变成新的侵权行为人。通过分析专利侵权警告函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明确专利侵权警告函的权利边界,合理规制专利侵权警告函的发布行为,充分发挥专利侵权警告函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