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皇权传承规范对西汉帝陵布局的制约

先秦社会的氏族残余比较浓厚,昭穆制度影响较大。秦汉时期,皇权取得了独尊地位,"父子相传"的皇统传承规范成为制约帝陵布局的重要因素。西汉葬于渭北祖陵区的皇帝有八位与其前任皇帝属父子关系,而文帝因为平辈冲突,宣帝因为代际缺环,均未入葬祖陵区。平帝虽与哀帝同辈,但西汉后期以来,"为人后"原则日渐成为皇权传承的补充条款,王莽本着这个原则,葬平帝于渭北。

中国手工业时代技艺教育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手工业时代从公元前21世纪夏初期开始至19世纪中叶。技艺教育起源于原始人类对生存技艺的传承。最早的手工业专门著作《考工记》记述了官营手工业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保留有大量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工艺美术资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在中国科技史、工艺美术史和文化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后的儒家经典著作《学记》反映了当时"父承子继,世代相传"的技艺教育制度;私学兴起又促进了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都给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试论商族首领继承制发展的三个阶段

根据《楚辞》、《山海经》等保留原始文化较多的先秦文献与甲骨卜辞的印证,我们可以在《史记.殷本纪》的基础上,拟定出一份新的商族先公先王世系表。根据这份新的世系表,再结合有关考古资料和民俗资料,我们可以考证商族发展史上的继承制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先商时期,盛行祖孙隔代相继制;二、先商中晚期至商代中期,盛行兄弟平辈相继制;三、商代中后期,盛行父子相继宗法制。而且,这三个不同阶段的继承制度,正好体现出与商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相对应。

“父子相传”、“师徒相授”:特点与作用——中国手工业文化传承方式研究之一

在中国手工业社会中,"父子相传"、"师徒相授"的传承方式占据着重要地位,也是手工业文化的重要传承方式之一。尽管这种传承方式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它使手工业文化源远流长,利于中国工艺在整体上保持领先地位,利于生成一种文化的价值取向,形成一种师徒关系亲密的文化。

传统伦理视域中的父子关系——构建支撑和谐社会的父子关系(上)

传统父子伦理关系在诸多封建伦理关系中的凸显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它是封建社会秩序文化自觉的必然产物。父子伦理是双向度的伦理体系,既包括慈父伦理又包括孝子伦理,慈父伦理有父义母慈、正身率下、端蒙重教、爱子有道等,孝子伦理有养亲、尊亲、谏亲、显亲、继亲、祭亲等。

解析转型期民营企业传承模式

民营企业传承是民营企业成长和发展的关键,本文认为就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应该秉承“子承父业”的模式。笔者运用管理学、制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对“子承父业”模式的合理性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成功实现“子承父业”传承模式的途径。

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家族母题

由于故事讲述的年代与讲述故事年代时空距离的差异,中国现代家族母题叙事的理性批判与文化眷恋的启蒙传统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出现了新的变形,即从对家国同构的理性审视到民族精神与文化心态的重塑,从父子思想伦理冲突到祖孙精神性格的一脉相承,由对家族制度激进的革命批判到辨证的文化反思,当代家族小说在继承现代家族叙事传统的基础上走向了一个新的艺术之境。

鲧禹关系试探

中国古代神话中,鲧禹神话是最重要的和被后世研究得最多的神话之一。在此研究中,鲧禹关系是绕不开的话题,然目前学界尚无对鲧禹关系的专题研究。在梳理学界关于鲧禹关系诸种说法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并指出其文化意义。

江户萱园派的诗风承变--以服部南郭、仲英父子为枢纽

江户前中期诗坛上,荻生徂徕开创的萱园派以推崇明七子李、王复古开一时风潮。作为萱园诗派拟古风潮的代表诗人,服部南郭师承徂徕古文辞学,继承复唐明古调的传统。南郭掌持江户诗坛后,其弟子论诗多所沿袭,如大内熊耳、泷鹤台、宇佐美等皆为承袭古文辞的名家。然而跟随南郭二十余年的婿养子服部仲英的汉诗创作却变革家风,独辟蹊径,其诗作显示出隽永有趣的独特个性,是为萱园诗派走向分化,乃至江户诗风与时俱变的一大征兆。

我国古代君主继承制度形成之研究——以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为中心

对古代的王权国家而言,储君如何确定以及按照何种制度选定,历来都是国之重事,因为它关系到君主继承是否有先例或者制度可供遵循,从而保证"家天下"的本色永远不变。而我国古代的君主继承从"禅让制""兄终弟及"制到"父死子继"制,再到西周将嫡长子继承制确定为君主继承的首选制度,经过上千年的积淀与制度选择才趋于定型。这一制度如何形成,形成之后面对政治现实有何变通,以及对后世有何影响,都贯穿着我国古代君主继承历史的始终。

“父子有亲”文化背景下中国传统技艺传承性创新的动力机制研究

在家文化背景下,“父子有亲”的伦理规则在中国传统技艺传承性创新实践中表现出内生性的代际推动力。本文在调研汾酒酿造技艺传承的基础上,以纪录片《千城百匠》中种类丰富的传统技艺传承事例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驱动知识传承性创新活动的内生动力。研究发现,“父慈子孝”的代际交往产生了知识传授与继承的个人意愿;“父严子顺”的代际关系之道有利于技艺性知识的传授与吸收;由“父子有亲”所形成的传承性动力有利于促进技艺知识继承性创新。进一步发现,随着个人身份从子辈到父辈的转变,父与子、师与徒的代际关系交往活动推动了传统技艺传承;在代际关系身份维持过程中,代际关系交往带动了新想法产生、接受与创造转化,推动了技艺传承性创新。研究表明,在“父子有亲”文化背景下,父子间或师徒间的代际交往塑造了中国传统技艺传承性创新模式。

颠覆中的承传——重探王文兴《家变》中的父子冲突

《家变》借一场父子冲突来凸显20世纪60年代台湾在社会转型下的人伦异化,以“家变”折射出“世变”。王文兴颠覆了传统“子出走”的结局,在《家变》中展演出现代性的“父出走”的新模式。但父亲的出走并非代表父权的退场,看似被颠覆的父权实际上由子辈重新承传。而子辈对父权的解构与反叛仍不彻底,这也折射出以范晔为代表的现代知识青年在传统意识与现代意识之间的摇摆和挣扎。

清代独子兼祧制度述论

独子兼祧是以一子兼承同父兄弟两房宗祀的特殊继承方式。独子兼祧作为固定的国家制度始于清代乾隆朝,发展于嘉庆、道光时期。独子兼祧制度的形成是历史、习俗和现实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考察独子兼祧制度的内容不应局限于成文条例的颁布和完善,还要注意政策法规与现实运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独子兼祧制度巩固了"亲兄弟之子"的优先继承权;保证兄弟两房一房有子,两房宗祀共同延续。清代独子兼祧制度的确立标志着封建继承体制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