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论语》中“士”含义的变迁及意义——兼论孔子对“士”的改造

《诗经》《论语》中“士”的含义由“身份之士”转向“德行之士”。这种变迁受封建秩序解体与礼乐文化下移的影响,殷商祭祀文化中的宗教精神和西周的礼乐文化经孔子的传承和改造对士内在品格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士”出之为“仕”使没落的“士庶人”重新成为统治阶层的“士大夫”,士之品格也成为后世士大夫内圣之学的重要内容。

中国礼乐文化的学术传承与《礼记》的文体研究

《礼记》的形成是礼乐文化传承在汉代时的一种学术形态。《礼记》呈现了汉人对西周礼乐文化传承的书写方式和文体样式。从七十子之单篇散记到《仪礼》附经之记,再到《礼记》成书,实际上是记者在传承和记录礼乐文化,从文学史的角度说,在对周礼不断传承的过程中,伴随了不同时期的"记"的文体功能的孕育与发展,经学与文学呈现的是一个同步共生的状态。关于《礼记》文体的研究,将试从礼乐文化的学术传承史中发掘记体内涵的演变及文体因素的逐渐形成,以重新认识《礼记》的体例特点和文章形态。

《论语》孔学关系考论

孔子生活在国家治理由政教一体向世俗政治转变的关键历史节点上,既是六代最后的政教古儒,又是春秋至今最早的政治新儒,故其语录既有政教杂糅的特点,也有世俗政治的倾向。弟子后学选编《论语》,不仅剔除了孔子的大量宗教语录,也未收录他政治研究、历史研究的所有长篇语录,只选取了部分短小零星的政治语录。其目的应是:其一,凸显孔子世俗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的形象,使孔学完全成为世俗政治学;其二,让通俗易懂、短小易记的《论语》成为孔学的“普及本”,理论性很强的长篇语录成为孔学的“学术本”,二者共同确立孔学作为六代之学、六艺之学的理论总结和后世政教文史哲等学科理论渊薮的历史地位。《论语》选编工作对提升孔子形象和孔学地位的重大贡献,即在于此。

汉四家《诗》说大义浅探

汉四家《诗经》学在经文用字和对具体诗句的解读上有差别,但要旨并无不同。它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围绕"礼",具体阐发了儒家关于夫妇、父子、君臣等的等级伦常思想及乐的功用。

论春秋战国诸子学说与西周官学传统

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为主干的西周官学传统,是孕育春秋战国诸子学说的文化母胎,是诸子立说时必须面对的"传统文化"。诸子对待西周官学传统的态度表面上差别甚大:儒家以"述而不作"自许,坚决捍卫;墨家则更造传统,意存取消;道家的态度,在疏离中有兼容;法家则着眼现实,摒弃传统。诸子时代的历史,是在法家学说的引导下清除旧传统、塑造新传统的历史。但法家力图割裂新、旧传统的主张,却在新传统基本缔造成形之后遭到摒弃。诸子时代结束后,西周官学传统被塑造为思想权威。《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出于王官"说,即反映了"大一统"体制下的汉代学者对西周官学传统与汉文化之间关系的确认。

论清代的《大戴礼记》研习——兼谈传统经典与科举

清代是《大戴礼记》研究的高峰期。自戴震、卢文弨等相继校订后,有关它的专书研究和专篇研究佳构迭出。清代学者对《大戴礼记》的经典价值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挖掘,并有了新的认识,普遍认为不仅材料可补载籍之阙,可证传统经典笺疏,而且与早期儒家理念、与"三礼"相表里,尤其《曾子》十篇与《孝经》完全一致,地位远在《大学》《中庸》之上。因此,《大戴礼记》作为儒学经典的地位不容置疑,历代以来将其视为正经附录的做法颇失公允。也正是因此,宋代以来有关《大戴礼记》"列为十四经"的说法,有无史实根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十四经"之一,受到重视和表彰。借助科举这根指挥棒,《大戴礼记》逐渐受到士子的关注,有关它的基础性知识也逐渐得到普及。

《颜氏家训》在我国古代的传播与接受研究

《颜氏家训》自问世以来,世世刊行,在我国古代产生了深刻影响。考察此书的传播与接受历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书刊是传播与接受的重要载体,家庭是传播与接受的重要阵地,学者是传播与接受的重要群体,统治者是传播与接受的有力推手。以上四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推动《颜氏家训》的传播与接受。

论《礼记》中的孔子形象

《礼记》一书围绕“礼”的内容,刻画出孔子形象,表现了孔子作为良师、儒者和智者的形象特点,也彰显了孔子人格精神中所具有的社会关注情怀、仁者爱人之心,以及诚信谦让的品格,对后世儒者形象的塑造,以及当今的人文精神建构,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论白居易对儒家乐教思想的复归

《礼记·乐记》是儒家音乐思想的集成之作,它系统论述了音乐导引民心,补察时政的乐教理论主张。汉魏以降,乐教思想逐渐被淡化,直到中唐才重受重视,其中以白居易为代表。白居易通过对"乐与政通"、"礼乐相济"的论证,阐发了崇雅抑俗,力主恢复"正始之音"的音乐主张,并最终形成以疏越清缓为正宗的审美范式,表现出他对儒家乐教思想的复归。

从《礼记·儒行》看先秦儒、士关系

《儒行》是《礼记》第四十一篇。孔子所言之儒,包括君子儒、士,即《周礼》“以道得民”者。先秦时期,儒以教授为业,士以从政为主,后之“士大夫”,今之“文人”“读书人”“知识分子”,与孔子所言之儒、士有相似之处,但不完全相同。儒、士者,正心明德,博学笃行,志于道义,崇尚气节。有学问、无志节者,不可谓之儒、士;通古今、无志节者,实为小人。读书人效法圣贤,正心修身是第一要务,强学厉行,追求道义,止于至善,是终极目标。《儒行》所倡导的澡身浴德、博学笃行、守道不阿、刚毅不屈的君子儒和士之精神,值得发扬光大。

论古农书作者群体对农业教育的启示

农学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中取得成就最辉煌的学科之一,而古农书则是传统农耕技术和文化的智慧结晶,对古代农业的传承和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古农书的作者大多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士人阶层,但身份地位又有着很大差异;他们能够积极深入地参与到农业生产实践之中,对农业富有深厚感情;在古农书编纂过程中,他们古为今用、视野开阔,创作了一批高质量的农业文献。在当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过程中,农业人才的培养是极为关键的一环。尽管古代农学与当代农学之间差异很大,社会背景、经济状况、教育体系等也不可同日而语,但古农书作者群体的研究对于当今农业人才的培养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南朝皇侃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价值(上)

皇侃是南北朝时期经学注疏学发展中重要的南学代表,他的《礼记义疏》和北朝熊安生的同名著述一样,在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当中有比较多的保留,陆德明《经典释文·礼记音义》也有很多字词音义和断句方面的对比,使后世得以看到皇侃礼记学的基本内容,以及其在郑玄《礼记注》的基础上对《礼记》解说所体现的学术特点。通过分析孔颖达对皇侃解说所表现的取舍态度、议论和评判,还有后世礼家及学者对皇解与孔疏所作的评议,皇侃礼记学的价值和经学史意义也得以呈现。

南朝皇侃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价值(下)

皇侃是南北朝时期经学注疏学发展中重要的南学代表,他的《礼记义疏》和北朝熊安生的同名著述一样,在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当中有比较多的保留,陆德明《经典释文·礼记音义》也有很多字词音义和断句方面的对比,使后世得以看到皇侃礼记学的基本内容,以及其在郑玄《礼记注》的基础上对《礼记》解说所体现的学术特点。通过分析孔颖达对皇侃解说所表现的取舍态度、议论和评判,还有后世礼家及学者对皇侃与孔疏所作的评议,皇侃礼记学的价值和经学史意义也得以呈现。

《礼记》中的孝观念在西汉社会的传承

《礼记》中的孝观念在西汉社会得到传承,对西汉社会成员的行为具有约束与规范作用。这种传承主要表现为:孝亲与敬亲,即物质上赡养父母,精神上取悦父母;克己与尊长,包括爱护身体发肤与尊重长者;承志与复仇,即继承父辈之遗志,与血亲之仇不共戴天;慎终与追远,即注重丧葬和祭祀之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