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后学致良知功夫的形态与次第

在儒家传统中,作为自我操持与修炼方式的功夫不断演化。王阳明的良知学兴起,其功夫更加精微细密、鞭辟近里,推动了理学功夫论的“典范转移”。阳明学者围绕致良知功夫的深入互动与攻错,“牛毛茧丝,无不辨析”,使阳明学蕴含的各种理论可能得以充分展开。“悟本体即是功夫”“由功夫以悟本体”两种教法可谓阳明后学两大功夫进路。阳明学者在这两大进路下各展其才,发展出丰富的功夫实践形态,其出于对“躐等”的警惕,而十分注重功夫的次第。深入探讨阳明后学致良知功夫的六种形态和五级次第所构成的论域,可以更加清晰地呈现阳明学功夫的普遍性特征与丰富的思想图景。

王阳明“致良知”道德哲学及其精神维度

王阳明作为明代"心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与最具影响力的理学家,提出"讲自己"的"致良知"说,昭示着阳明学术思想的突破与创新精神。本文将王阳明置于宋明理学思潮的大视域,通过对阳明"良知"与"致良知"道德哲学的基本内涵的考察、梳理,揭示其理论最大特色是强调"正心"、"诚意"、"知行合一",即本体即工夫,本体工夫一贯,凸显主体道德自觉与道德践履的内在统一,从而表明其具有使命担当、道德主体、大胆怀疑、革新创造、尊师重教和务实力行的六种真精神。

基于文化育人理念的卓越人才培养目标探究——王阳明“良知说”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养成教育的启示

陆王心学作为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派对传统知识分子具有重要的影响。王阳明,作为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所提出的"良知说"在社会责任感养成教育方面更是具有丰富的文化育人的价值与资源。其中,壬阳明所提出的"破心贼"以"明明德","明人伦"以"亲民","成圣贤"以"止于至善",对于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养成提供了三个层次的教育目标,从大学生个体自我的道德为出发点,外推至对社会伦理关系明确与建立、再到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及落实,秉承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学精神,体现了传统文化对于知识分子"内圣外王"的根本要求。

牟宗三“心体”是王阳明“良知”吗?

仁与良心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王阳明以良知释良心,牟宗三以心体释良心、良知。虽然牟宗三所言的心体与王阳明所言的良知都是道德的根基,但是牟宗三所言的心体主要是指道德规范的整全,即全体的道德规范,而王阳明所言的良知并不是具体的道德规范,而是形成具体道德规范的原则,是判断道德规范的标准。此外,牟宗三所言的心体与具体道德规范的关系是全体与个别的关系,而王阳明所言的良知与具体道德规范的关系则是道德规范的原则与具体道德规范之间的关系。就此而言,牟宗三所言的心体并不是王阳明所言的良知。

叩问良知的“不能”——关于儒家道德理性的反思与检讨

良知是指道德理性的内在凝结与知能化表现而言。良知之“能”主要体现着道德理性对现实世界的观照与统摄作用;其“不能”则体现着良知与现实世界的隔离性与超越性。从孟子到张载到王阳明,良知一直沿着“能”的方向发展,至阳明弟子徐爱,始有“不能”的追究。从历史的角度看,良知“能”与“不能”的界限呈现出不断变化的色彩:先秦的“不能”,至宋明而成为“能”,张载的“能”,至阳明又成为“不能”,而至熊十力复又成为“能”,其“能”的界限始终随着主体的体认度与认同度的深化而不断拓展,并且也始终是以“不能”作为其“能”的前提基础与现实支撑的。

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及其对加强学校德育的启示

"心学"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代表之一,王阳明构建的心学体系在中国哲学史上是独具特色的。其中,"致良知"思想的论述最能表现其特殊性,是其心学体系的中心内容,包含了极高的道德教育价值。文章首先对王阳明的良知和致良知本义进行阐释,然后对当前学校存在的德育问题进行重点分析,最后通过对王阳明"致良知"的教育思想的研究总结出其对当前学校思想道德教育的借鉴作用,希望王阳明的教育观点和当前学校思想道德教育真正结合起来。

对道德与知识的双重关切——朱熹“格物致知论”探微

"格物致知"这一命题在朱熹这里获得了全方位的诠释,朱熹不仅赋予了"格物"与"致知"新的内涵,而且正确解释、安排了二者的关系,揭示了"物"和"知"的内涵及其特点,并提出了相应的"格致"方法。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诠释,不仅超越了他的前辈,而且推动了"格物致知"这一命题在性质和旨趣上的转向,成为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

转识成智与理性直觉——冯契智慧学说述评

金岳霖对知识论的态度与元学的态度、名言之域与非名言之域的区分,把知识与智慧割裂开来,为了避免金岳霖在理论上的弊端,冯契提出了以"转识成智"为核心的智慧学说。他通过理性的直觉、辩证的综合与德性的自证,从理论上实现了由知识到智慧的超越。但由于其立足于实证主义的立场,从经验角度来处理知识与智慧的关系,从而也导致了诸多理论上的弊端,使其由知识到智慧的超越缺乏必然性与普遍性的理论保证,未能真正打通由知识通往智慧的道路。

阳明心学的工夫论分析

学术界对宋明理学的研究一般以本体、境界、工夫为理论重心。在儒学德性修养理论体系之中,本体、境界与工夫之间是一种"互文性"的关系。在阳明心学中存在着两种工夫理论,它们体现着阳明心学德性修养论的基本特点。通过对这两种工夫论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阐解本体、境界、工夫三者之间的深层联系。

“以心观心”是“二心”吗?——关于朱、陆之辨中意识自觉问题的辨正

道德意识能否自觉、自知问题在朱、陆之辨中占据重要地位。朱子将象山的道德直觉视为"以心观心"的"二心",并误会其与佛教等同而加以批判。事实上,意向性活动中的意识与对其进行反思的意识是不存在共时性的,道德直觉不是以此察彼地对意识进行对象性反思,而是在无思无虑中依靠道德直觉使本心自我呈现。

论王阳明的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王阳明心学区别于程朱理学的主要地方,在于王阳明倡导“心即理”,将代表主体意识的“心”等同于宇宙本体,与此呼应,他还提出“致良知”及“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王阳明的德育思想是他系统性哲学思想的体现,他提出“心即理”实则表明德育应高扬人的主体性;他指出“学莫先于立志”,实则表明理想信念教育对于德育的重要意义;他的“致良知”说,实则意味着德育贵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阳明心学中“良知”概念的道德感情和法则二义分析——兼论其表达方式的缺陷及引起的问题

王阳明的"良知"概念在他的心学体系当中实际上是一个圆融的概念,即包含着道德感情和道德法则二义,但是人们容易只从道德感情方面来理解它,这十分明显地表现在批评者的意见和对于他的学说在误解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的后学当中。对此加以分析并指出这种误解产生的原因,有利于对阳明心学中"良知"概念的准确把握。

从心学到心态学：阳明心学的当代转换

传统的复兴是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如何从中国传统中找到应对当下各种问题的思想资源,已成为传统研究者面临的重要问题。从文化复兴的角度来说,阳明学在今天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角度来说都是如此。本文立足于现代性转换的需要,从现代人的心态角度出发,试图从阳明心学中找到适合当代心态学需求的思想资源。如果可以实现从心学到心态学的有效转换,那么就意味着阳明心学所具有的当下的意义的实现。从这个角度来说,阳明心学对于今天,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还具有十分重要的纠正现实的作用。

“推扩”“坎陷”还是“虚通”?——现代新儒学的一条知识论线索

作为心体、本体的良知如何对接科学精神,是现代新儒家特别重视的问题。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新儒家学者,对此都提出系统而原创的观点。但是,学界往往重视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而忽略了熊十力与唐君毅的观点。事实上,熊十力的“良知推扩”说与唐君毅的“良知虚通”说,以及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共同构成了现代新儒学思潮中的一条思想线索。

全球化时代下的阳明学的意义

阳明学经王阳明一生之经营,在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已成为"显学",其时代"意义"充分展示于中晚明日趋动荡不安的社会状况之中。清末民初,与西方世界遭遇,"世纪"意识觉醒,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阳明学在"东亚文化圈"迈向现代性的征途中表现出丰富多彩的"历史效应"。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将阳明学的精神拓展与上升至"世界"的意义,是当今阳明学研究者的不容推辞的时代使命。

“良知说”的主体性道德思想

"良知说"是王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它把道德基础从外在的天理内化到人的本心,凸现道德实践过程中的主体性、自觉性和能动性。致良知,从道德实践活动和道德修养的角度,体现着主体性道德精神。

王阳明实践道德思想及其借鉴意义

王阳明的致良知哲学思想 ,良知是其本体论———道德论的基础 ,致良知则是主体的道德实践过程 ,其精神实质是一种自律性很强的主体能动的实践道德观。对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借鉴意义在于 ,要以社会主义道德为依据 ,将道德思想、道德规范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具体内容中去 ,实现社会生活实践的道德化、有序化。

“致良知”“破我执”和唯意志论——梁启超和章太炎伦理思想比较之三

:梁启超将“性善论”与阳明“心学”结合 ,提出了“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他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观点进行了新的解释。章太炎则将“性恶论”、进化论和佛教法相唯识宗的有关理论揉合成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道德修养论。他把道德修养视为“破我执” ,并提出了“依自不依他”的道德原则。两者的道德修养论都具有“唯意志论”的倾向 。

儒家“良知”思想的现代开展

儒家'良知'理论在知识、情感、意志方面蕴涵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其中道德与知识、直觉与理智等问题成为现代新儒家们'返本开新'所借鉴的主要理论资源。良知理论在儒学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在现代新儒学那里形成了三种开展路向:梁漱溟代表的直觉主义、冯友兰代表的实证主义、熊十力和牟宗三代表的坎陷主义。这三种路向为良知理论的现代开展奠定了基本模式。

良知学与王阳明理想世界的实现途径

正德年间,皇帝荒唐、宦官专权,社会上出现商业化浪潮的冲击,当时的社会若以儒家传统标准来衡量的话,便是一个无序的社会。由于明代的政治生态,士大夫"得君行道"的理想无法实现,王阳明或因流放,或因出任地方大员,在与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接触后,发现了良知,从而另辟了一条"觉民行道"的道路。经历"宸濠叛乱"与"张许之难"后,王阳明又发现了良知的作用,从而提出"致良知",并希望由此促进百姓的觉醒,实现其心目中人伦与秩序的大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