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驱动中国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研究数字经济驱动传统产业创新发展,有助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对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具有重要价值。在梳理经典研究脉络的基础上,从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应用状况、数字化发展环境和数字金融发展四个维度综合选取了13个二级指标,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出2011-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指数。遵循“数字化赋能-多重驱动-创新变革”的逻辑思路,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多种计量模型就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驱动效应、传导路径和区域异质性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传统产业创新能力,用广义矩估计法进行内生性检验、用外生冲击等四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第二,从驱动路径来看,数字经济通过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拉动消费需求,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产生了积极性影响,产业结构、金融发展和消费需求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8.89%、11.09%和21.02%,可见这三个变量中消费需求的中介作用更为明显。第三,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驱动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东部和西部地区传统产业的创新发展,但对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继续深入推进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第二,优化顶层制度设计,发挥产业升级、金融发展以及消费需求的“中介因素”作用;第三,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战略,提升各地发展的协调性与均衡性。本研究为理解数字经济驱动与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链接路径提供了有益的补充,为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提供了理论阐释与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否提升了企业创新能力——基于正反向融合度的非线性检验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依托数字技术与设备实现核心领域突破性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编制我国非竞争投入产出表,从供需双层面和广义狭义双范畴,可构建并测算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正、反向融合度,探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对实体企业创新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融合度对实体创新的影响存在非线性效应,正向融合度整体提升实体企业创新质量和效率,这与技术吸收能力强化相关;反向融合度处于合理区间时才能拉动创新增长,否则将因成本效应和适应性不足降低实体工业创新质量和效率。

The Influence of Fiscal Subsidy on the Innovation Behavior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Based on the“The Belt and Road”initiative,this article selects the panel data of A-share manufacturing listed companies in 2014 and 2016,and uses the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DID)model to test the effect of fiscal subsidy policies on the innovative behavior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since the“The Belt and Road”initiative was proposed.Influence,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nova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financial subsidies and innovation behavior.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fiscal subsidy policy has affected the innovation behavior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but the results of this effect are different due to different stages of innovation behavior.In addition,in the process of enterprises carrying out innovative behaviors,innovation cooperation can promote the effective use of financial subsidies by enterprises,thereby enhancing their innovative behaviors.Finally,based on the conclusions,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at the three levels of enterprise,policy and system.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推动包容性绿色增长是解决我国低碳发展目标与经济增长矛盾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0~2022年我国地级市层面数据,利用熵权TOPSIS法从多个维度测算了289个地级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提升;(2)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于非资源型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效应显著高于资源型城市;(3)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通过提高制造业集聚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鼓励技术创新进一步提升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本文在进一步完善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现有分析框架基础上,为政府推进“宽带中国”战略实施、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以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辽宁省区域创新环境对工业用地效率的影响

随着质量强省战略的推进,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核心区的辽宁省,提升工业用地效率已成为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以辽宁省为例,聚焦区域创新环境的影响作用,构建了非期望产出(Slacks-Based Measure,SBM)的投入-产出模型,评估了2011—2020年辽宁省工业用地效率,并运用Tobit回归分析模型探讨了区域创新环境对工业用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辽宁省工业用地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区域创新环境对其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金融结构、信息技术与自主创新——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文章使用动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系统探究了金融结构、信息技术对自主创新的影响及区域差异,并进一步考察三者间的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直接融资能够促进自主创新水平,间接融资在西部地区是有效的融资方式,但是间接融资对自主创新水平的支持具有时滞性;信息技术的发展能够提高自主创新水平,且能够正向调节直接融资对自主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还可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投入促进自主创新水平。不同于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信息技术水平对自主创新水平的拉动潜力还未被有效释放。

能源结构、绿色科技创新对碳减排的影响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面临碳排放基数较大、能源消耗主要依靠煤炭的严峻形势,碳减排的压力较重。研究表明,能源结构调整与技术创新是推进碳减排的有效途径,但现有研究缺乏能源结构、绿色科技创新以及碳减排三者之间的定量研究。本文拟构建包括4个准则层、13个指标层在内的指标体系,借助计量分析实证检验能源结构、绿色科技创新对碳减排的影响。研究发现,能源结构优化、绿色科技创新对碳排放均有抑制作用,且绿色科技创新在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环境信息披露、绿色创新与企业价值

文章选取2018—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环境信息披露、绿色创新和企业价值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环境信息披露可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增加中介变量单独对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检验,发现绿色创新可以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绿色创新在环境信息披露和企业价值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采用Bootstrap法和稳健性检验对中介效应和回归结果加以检验,结论一致。研究为引导企业开展环境信息披露和绿色创新提供了实证依据。

公众环境关注、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

“双碳”目标下,绿色技术创新是企业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正式的环境规制迫使企业被动实施绿色行为,而非正式的监督机制如公众环境关注更能够激发企业的内在创新动力。以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为样本,利用熵值法从企业财务、社会责任、生态环境与技术创新4个维度构建企业绩效综合评价体系,实证检验公众环境关注对重污染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绿色技术创新在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公众环境关注的增加能够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在公众环境关注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市场竞争性在公众环境关注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研究表明,相比于国有企业,公众环境关注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在负债水平较低的企业,公众环境关注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能够为引导公众积极参与环境治理、推动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新基建”影响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机制模型探讨及其实证检验

“新基建”与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二者之间客观上存在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笔者依据产业创新理论和信息资源理论,在构建“新基建”影响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机制模型的基础上,利用2006—2020年中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新基建”与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关系及其变化。检验结果证实:“新基建”正向影响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在“新基建”影响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过程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发挥中介作用;“新基建”正向影响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时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本研究通过尝试性地构建“新基建”影响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机制模型并予以实证检验,揭示了当下“新基建”与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二者之间的影响机制,在一定范围内拓展了产业创新理论和信息资源理论的应用边界,研究结论可以为相关政府部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企业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供理论依据。

金融监管视角下风险投资赋能企业创新路径研究

基于创新驱动的视角,利用2009—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风险投资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机制进行检验,并对金融监管在影响机制中的调节效果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风险投资介入对企业创新具有正向影响;风险投资介入通过优化人力资本、加强企业创新投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创新能力;风险投资介入对企业创新的正向作用在高新技术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金融监管能够增强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其正向调节效应在非高新技术企业和民营企业中更加明显。研究重点关注宏观监管环境优化产生的正向调节效应,对监管准则的细化分类具有启示意义。

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机制与路径

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也是中国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强力支撑。从理论层面阐释了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对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并以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份(不含西藏、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和台湾地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其作用机制与路径。结论如下:创新基础设施建设能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该结论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行业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相较于中、低端技术制造业,高端技术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受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影响更为显著;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创新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虚拟集聚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数字化融合赋能制造业技术创新——基于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数字化融合实现了制造业网络化和信息化,促进了制造业生产加工过程技术创新。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数字化融合与制造业技术创新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化融合对制造业技术创新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影响效应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中最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次之,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中最小;制造业研发投入起中介作用,数字化融合可促进研发人员和研发经费增长,从而进一步提高制造业技术创新水平。

绿色金融政策与区域创新能力——来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数据

选择2008—2021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合成控制法综合评估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试点政策对试点地区创新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实施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地区创新能力的发展具有显著地增强,广东、贵州、江西在政策试点期间,地区创新能力发展水平均显现出显著提升,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能够通过促进地区的研发投入来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实施促进了各试验区区域创新能力的“量”的增强,但是政策效果存在差异,在“质”方面,增强效果明显。

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供应链数字化通过资源整合和流程优化,有利于促进供需精准匹配和产业升级,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以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项目构建准自然实验场景,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供应链数字化显著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和内部控制在供应链数字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供应链数字化对非国有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显著高于国有企业;对供应链集中度高的企业的促进作用要优于供应链集中度低的企业;相较于高新技术企业,对非高新技术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供应链数字化经济效果的研究范围,也为国家实施供应链创新与试点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提供参考。

政府资助、产学研耦合协调度与区域创新绩效——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检验

以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依托,运用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测算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产学研耦合协调度,并且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系统研究政府资助、产学研耦合协调度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考察期内,长江经济带大部分省市产学研协同创新处于低度或中度耦合协调发展态势,处于起步阶段,但各省市产学研耦合协调度基本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政府资助对区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在不同创新阶段具有差异性,其中政府资助对技术吸收绩效影响最大;在政府资助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上,产学研耦合协调度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其中在技术开发和吸收阶段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而在技术转化阶段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针对性建议。

农业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农业经济发展

基于30个省市区2007—2018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农业科技创新、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将其划分为4个区域进行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农业科技创新会以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为中介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8.9%,中部、东部的中介效应比例约为西部和东北地区的3~4倍,差异性明显。因此,提高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利用率,协调区域之间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对保持经济均衡发展至关重要。

数字经济与农业碳生产率:影响效应及实证检验

借助数字经济促进农业绿色发展,提高农业碳生产率,是实现农业“双碳”目标的重要路径。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农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高了农业碳生产率;运用替换解释变量法、剔除部分样本、调整样本期以及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技术创新与数字经济和农业碳生产率之间有正向关系,并对其起到中介传导作用。同时,数字经济对农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东部地区、产销平衡区和高技术创新能力地区的影响效应最显著且最大。数字经济对农业碳生产率的提升存在门槛效应,在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跨越门槛值后,其促进作用显著增强。

创新投入对大数据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

作为一项风险投资活动,创新投入是大数据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重要支撑,但其效应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对创新投入与大数据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成果很有限,迄今尚未有学者关注非线性影响。探讨创新投入对大数据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对于大数据企业通过创新投入提升绩效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从理论层面梳理创新投入对大数据企业绩效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以2013-2019年沪深A股上市大数据企业为研究样本,构建基准回归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及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考察了技术积累的调节效应及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创新投入有助于提升大数据企业绩效,且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一结论在经过引入工具变量、混合回归及替换被解释变量等一系列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调节效应检验表明,技术积累对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门槛效应检验表明,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关系,需要控制创新投入的比例。因此,大数据企业应制定可持续的创新投入规划,合理配置内部研发资源,重视创新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并寻求与研究机构的合作;加强创新管理,提高企业探索性创新能力;科学制定计划,建立内部预警机制,防止过度创新投入抑制企业绩效。

“双碳”目标下FDI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探析

在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下,如何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发挥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作用至关重要。基于2005—2023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港澳台除外),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FDI对中国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FDI对中国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沿海地区促进作用更加明显;FDI通过研发投入这一中介机制提高当地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交通运输水平在FDI与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之间能够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应合理引导外资流向并加大研发投入,构建绿色技术创新区域协同体系,因地制宜制定招商选资策略,加强交通运输体系建设,进而推动FDI与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