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R&D资助对OFDI逆向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应用中国分省区层面数据并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政府R&D资助影响OFDI逆向绿色创新的动态效应。研究发现,OFDI对国内绿色创新产生了显著的驱动效应,但这种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先负后正的“U”型动态演化特征;政府R&D资助会正向调节OFDI逆向绿色创新溢出,且存在最适宜于OFDI逆向绿色创新的政府R&D资助区间(0.366,0.428],过高或过低强度的政府R&D资助均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OFDI逆向绿色创新的红利损失;政府R&D资助调节下OFDI对绿色创新的动态影响具有显著时空异质性,即在时空维度上存在“激励效应”与“挤出效应”交替演化的鲜明特征。

数字经济对R&D投入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是当今各国科技创新和产业提质增效及重塑核心竞争力的必备基础。研究现阶段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对R&D投入创新绩效的影响,对推进我国地区数字经济和科技创新发展有重要意义。研究首先基于熵值法测算研究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基于Super-SBM方法测算地区R&D投入创新绩效,然后运用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多重实证分析方法分析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地区数字经济对R&D投入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R&D投入创新绩效均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研究结果对进一步制定数字经济发展相关政策建议来推动科技创新提供了依据。

江西省R&D经费投入的特征分析及提升对策研究

本文分析近年来江西省R&D经费投入的特征及问题,研究表明:江西省R&D经费投入总量和强度均保持较快增长,但还存在投入总量规模不大、结构不优、财政资金投入相对较少等问题,并从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提升科技金融支持研发创新以及提升科技统计质量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为江西省提升全社会研发投入水平,加快创新型省份建设提供了决策参考。

环境规制、R&D资本存量与绿色技术创新

科技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需要持续的R&D投入,而R&D资本存量正是衡量持续研发投入水平的最佳指标。本文基于BEA原理,合理测算出中国内地30个省区市(西藏除外)的R&D资本存量,并采用省际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探讨环境规制下R&D资本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R&D资本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但一定强度的环境规制会挤占R&D投入资源,与R&D资本存量的累积发生“负挤出效应”,进而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同时,R&D资本存量、环境规制对中国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因此,本文提出了制定差异化的R&D投资和环境规制策略。

贵州省R&D经费投入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近年来,贵州省R&D经费投入总量和投入强度持续增长,增速居全国前列,但投入总量在全国排位下降、投入强度与全国水平差距逐步扩大。基于此,从企业、高校院所和政府3个视角,分析制约贵州省R&D经费投入增长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强化企业研发投入主体地位、引导高校院所积极开展研发活动、强化政府引导激励作用等对策建议。

政府补助、财务分析师与企业R&D创新——基于财务分析师跟踪强度与预测偏差度的视角

基于我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5—2019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从创新投入的数量和质量角度综合考察政府补助对上市企业R&D创新的影响,以及财务分析师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政府补助与企业R&D创新显著正相关,即政府补助能有效提升企业R&D投入和R&D产出水平;并且这种激励效应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2)财务分析师跟踪强度对政府补助与企业R&D创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财务分析师跟踪强度的增加,导致其出具的预测报告与企业真实经营情况之间存在偏差,财务分析师跟踪预测偏差度会稀释财务分析师的信息中介和外部治理作用,即财务分析师预测偏差度对政府补助与企业R&D创新之间的正相关性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据此,为相关部门优化资本市场中介机构、促进上市企业R&D创新提供政策制定依据。

政府R&D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目的/意义]研究政府R&D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对优化政府R&D补贴政策,厘清R&D补贴如何通过创新影响企业持续经营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过程]以政府R&D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国内文献为研究对象,阐述现有国内文献分析政府R&D补贴发展逻辑,政府R&D补贴的前因及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结论]鉴于政府R&D补贴与企业R&D投入的影响效应,建议政府调整和优化R&D补贴在企业中的分配结构,提高财政科技经费使用效率,根据企业所处地域、行业有针对性的制定和设计R&D补贴政策,完善R&D补贴的决策机制和资金使用评估机制,提高财政资金的创新绩效。

数字普惠金融、R&D投入与企业创新

数字普惠金融可有效改善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其对稳固实体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对2011-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A股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越完善,越能有效促进企业创新。从两个方面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一是数字普惠金融直接促进企业创新能力;二是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多资金,通过增加研发投入间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制度环境好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其企业创新促进效果更明显。可为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企业创新实践提供参考。

高管股权激励、R&D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

随着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创新成为企业获得持续竞争的重要来源,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增加创新研发投入来促进企业绩效提升,而高管作为企业创新研发投入的决策者起着关键作用。选取2012-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和中介模型,就高管股权激励、R&D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及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和R&D投入力度越大,企业创新绩效越好;高管股权激励有利于提高企业的R&D投入,且可通过R&D投入的中介作用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温州规上工业企业R&D经费投入现状、问题及改进措施

温州规上工业企业是技术研发创新与转化应用的主要力量,提高其研发投入和创新效率是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依托。当前温州规上工业企业R&D经费投入存在诸多问题。“十四五”期间是温州创新驱动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要巩固企业R&D经费投入主体地位的战略定位,以“两区”建设为契机推进规上工业企业R&D活动全覆盖,推进规上工业企业增量提质,发挥规上工业企业R&D支出中政府资金投入的引导作用。

合作R&D的组织形式与虚拟研发组织

合作R&D的组织形式选择是近年来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热点问题之一 ;而虚拟研发组织是合作R&D在全球网络经济迅猛发展背景下一种崭新的表现形式。本文首先通过经济效益与组织柔性的博弈模型比较分析了研究型合资企业 (RJV)与合作研发 (COD)这两种合作R&D的组织形式 ,为企业间选择合作研发的具体组织形式提供理论依据 ;并探讨了合作研发组织的网络化与虚拟化趋势。

变革型领导对R＆D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R&D团队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组织形式。本研究从变革型领导这一视角探讨了其对R&D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及中介机制。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通过对316个R&D团队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R&D团队领导者的变革型领导风格对团队创新绩效有积极影响,而知识分享与知识整合正是这种影响的中介机制。

R&D投入对地区创新绩效的影响——企业R&D投入的中介效应

政府已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主导力量。现有文献普遍认为,政府补贴对创新绩效具有间接影响,但并未深入探讨其作用机理。从中介效应视角探讨了政府R&D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R&D投入在政府R&D投入与地区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政府R&D投入对企业R&D投入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支持诱导效应理论。

R&D资金筹集来源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利用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1991—2006年的数据,通过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分析,研究了R&D资金的筹集来源与企业技术创新成果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R&D资金的不同筹集渠道对技术创新成果具有不同的影响,企业增加自有资金比重更有利于技术创新,而金融机构资金和政府资金比重过大则会对企业技术创新效果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企业规模、经理自主权与R&D投入关系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经理自主权是经理的自主行为空间,它反映经理与董事会权力关系的制度安排。理论分析与上市公司实证数据表明:以职位权、薪酬权与经营权测度的经理自主权随着企业规模增大而降低,呈现凹函数形态。理论分析表明,企业规模是影响R&D投入强度的外生变量,其机理在于改变经理自主权的安排,从而对R&D投入强度产生正向影响,但实证数据表明,经理自主权作为中间变量,仅对企业规模与R&D经费投入强度的关系有显著影响,而对企业规模与R&D人员投入强度关系的影响不显著。

机构持股、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R&D投入——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代理理论,检验了机构投资者能否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降低管理层的代理成本,激励上市公司管理层增加R&D投入、追求上市公司的长期价值。结论显示,机构持股与上市公司R&D支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机构持股能够激励企业进行长期投资。以上发现表明,机构投资者已经能够作为一种公司治理的机制参与到公司治理中,并对公司的经营运作发挥监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