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玖]》释文校勘札记

将《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玖]》整理者的释文同图版相比对,发现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笔者对其进行了细化整理,从误文、脱文、衍文及未释四个方面提出部分校勘意见。

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看孙权时期的口钱、算赋制度

由于现存文献缺乏关于孙吴时期实行了秦汉以来长期实行的口钱、算赋制度的明确记载,以致史学界大都认为孙吴政权也同曹魏政权一样实行户调制,取代了秦汉以来的口钱、算赋制度。这种看法未必准确,《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所载确证,孙权统治时期的东吴仍在实行汉代以来的口钱、算赋制度。孙吴时期的口钱、算赋征收制度,也是口钱与算赋同时存在和按大小口分别征收,也是算赋为每个成年人每年的征收量为“一算”,这些都是同秦汉时期相同的。孙吴的“更赋”的征收也有与汉制相同的情况。孙吴时期的口钱、算赋制度有某些较汉制的不同之处,由以现金缴纳变成了以实物缴纳的变化,这说明口算赋制度之转变成户调制只是时间问题了。

从吴简看孙吴初期长沙郡吏民的生活习俗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吏民田家莂》和《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壹)》的相继出版,为研究孙吴初期长沙郡吏民的社会生活习俗提供了大量的珍贵素材。通过大量统计和分析发现,孙吴初期长沙郡吏民的社会生活习俗大体反映在百姓取名和婚姻关系这两大方面。

走马楼吴简所见孙吴时期长沙地区的麦作

许多学者认为麦作在南方的推广,出现在南北朝时期。究其原因,主要是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人口的增长以及饮食的需求,增加了对麦类的需求,促进了麦作在南方的推广。不过,从最近长沙地区出土的走马楼吴简来看,早在三国时期,麦作已经在长沙地区得到推广,其原因是南北军事对峙期间,喂养战马的需要,促进了麦作在这一地区的推广。

走马楼吴简在中古汉语词汇史上的语料价值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数量巨多,内容丰富,时代具体,在中古汉语词汇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为汉语历时词汇研究提供新材料、有助于词义演变发展和词汇系统发展的研究、有助于汉末三国南北方言词语研究、有助于大型语文辞书编纂。

长沙走马楼吴简中“杂”字简摭谈

已出版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贰)、(叁)中有许多"杂"字简,有的写从"雜",有的写从"襍"。而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吴简米簿中,除了"襍(雜)米"外,还有租、税襍(雜)米,限襍(雜)米,襍(雜)吴平斛米,襍(雜)僦米,襍(雜)擿米及极少数襍(雜)鹽米,襍(雜)溢米,襍(雜)盈米。这几种米簿如果除去"襍(雜)"字后,本身都是一个单独的征收项目,它们都可能是当时地方官府在正税之外,巧立名目而设的苛捐杂税。

论孙权未奉“延康”、“黄初”年号

长沙走马楼吴简中"建安廿六年"、"建安廿七年"的出现,揭示了曹操死后孙权未奉"延康"、"黄初"年号的情况。这个事实可以与文献记载相印证,确凿无误。刻有"延康"、"黄初"年号的纪年吴镜本是为曹魏市场生产的,不能据以否定吴简和文献的记载。孙权不用"延康"年号是由于孙、曹在曹操死后随即交兵,更是对曹丕权威的否定。后孙权受魏封王却不奉"黄初"年号,这取决于他事魏的权宜性和表面性。他的这一做法,对于突出其政权的合法性与正义性以及维系统治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肆】》释文校勘(下)

经过对《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肆】》释文和图版进行仔细核对,发现其释文存在一些问题,将其分为误文、脱文、衍文、未释字和图文不符五种情况,试对其提出一点校勘意见。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肆】》释文校勘(上)

经过对《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肆】》释文和图版进行仔细核对,发现其释文存在一些问题,将其分为误文、脱文、衍文、未释字和图文不符五种情况,试对其提出一点校勘意见。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玖]》用字特点

结合《说文解字》对《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玖]》的文字进行全面统计分析,可以发现《竹简[玖]》绝大部分用字是历史传承字,且形声字占比最高,符合汉字的发展规律;书体杂糅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的特点,但以楷书特色最为明显,可以将《竹简[玖]》的字体看作“准楷书”;作为三国孙吴时期的地方文书,《竹简[玖]》中的文字书写呈现出一定的不规范性,存在着为数不少的异体字,表现出用字的时代性和丰富性;也表现出汉字演变的渐进性。

环境与疾病: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肿足”考释

走马楼三国吴简记载了临湘侯国部分百姓的患病状况,其中,与下肢疾病相关的记载最多,达647次,包括"腫足""腫右足""腫两足""踵足""踵左足""踵右足""踵两足""踵病足"等,"肿足"是其统称。这种疾病与现代医学中的维生素B;缺乏症(俗称脚气)相似,它的流行与孙吴时期临湘侯国的环境关系至密。

走马楼吴简上中下品户数簿整理与研究——兼论孙吴的户等制

根据考古学整理信息和简牍遗存信息整理的走马楼吴简"上中下品户数簿",记录了岁伍所领吏民户数及其上、中、下三户品等具体情况,但未记户口簿籍中常见的"下品之下""下户之下"。结合其他与户品、户訾有关的吴简材料进行分析,孙吴嘉禾年间实际征调过程中,虽然名义上遵循户分三品的旧制,但其执行的依据或为繁密的户訾,或将民户划分为新、故户,各分三品,实则是通过调整社会结构,不断增加户等,达到扩大官府赋役收入的目的。这些与户等相关且日益细化的等级,在日常行政中长期利用,久而久之,如"下品之下"一样,逐渐成为实际上的户品,并最终制度化。从户三品到户九品,其背后不仅有官方的推动,也有民众的顺应与需求。

走马楼吴简“小”“大”“老”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走马楼孙吴户籍简原释文"老男/女"绝大部分应改释作"大男/女"。"老"涵括在"大"的年龄层之中,并非与"小""大"平等的身份。吴简"小""大"之分仍以15岁为界,"小""大""老"年龄不存在交叉现象。女性"小""大"身份的转变受婚姻的影响,但这对赋役征派的影响甚微。这些情况在汉代就已如此。吴简中的"小""大"并非民间概念,而是承续了秦汉以来的制度性规定,因为其重要性降低,不适性也越来越突出,户籍简中"小""大"身份因此普遍省记,或记作其他称谓。简牍学研究过程中应注意核对图版,务必考信于簿,并分析简牍材料的独特性和普适性等问题。

长沙市走马楼出土“叛走”简探讨

三国时期是中封建社会一个分裂与动荡的历史时期。由于政权鼎立,战事频仍,

浅析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方志学价值

1996年,在长沙走马楼发现的10万余枚三国孙吴纪年简牍,其内容包括赋税、户籍、司法、仓储、屯田、行政文书、往来书信等等,弥补了文献史料之不足,对于研究三国时期东吴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简册制度、职官沿革、历史地理、法律、典章制度、书法艺术等,提供了史籍所缺佚的丰富而翔实的资料。对于这批史料的价值时人多有论述,本文试从夯实了长沙地方史的历史积淀,丰富了长沙地方档案的史料体系,是长沙方志文化自信的有力支撑等方志学角度简要分析它的价值,以期这批史料多维价值的持续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