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舌族考

舌族不见传世文献记载,从甲骨文、金文及近年考古发现可知其是殷商时期的一个重要氏族,与殷商王室有密切的关系,其贵族有在殷商王朝为官者,其地望应为今郑州市西北郊一带,其族长为卫爵。

花东卜辞中所见非祭祀动词双宾语研究

在学界对旧有卜辞双宾语句研究的基础上,对新出土的花东卜辞材料中双宾语句做了全面的整理与初步分析,以期能对旧说有所补充或发展,从而发现,花东中的包含有非祭祀动词双宾语结构的句子共34例。数量虽然不多,但是通过对比旧有卜辞中此类双宾语句,可以看出花东中的不少格式是新见的。毫无疑问,这将大大丰富我们对古汉语双宾语句的认识。

《说文》“我”字训释考辨

考诸甲骨文、金文,"我"有两源:一从手从戈,一从禾从戈,以"割手"、"割禾"为造意,以"戈"为声;"戈",方言读guó,与"割"的方言读音一致,故"我"乃"割"之本字,有宰割、宰杀之义,甲文里有此用例;"我"被借作自称之后,另造"割"表本义;手的古文作、禾穗作,垂的古文作,三者相近,导致混同,故有许慎这样的说法。,从爪从戈,是"我"之金文字形。

浅析马叙伦的“六书”研究

马叙伦从“《说文》学”和“六书”说出发考察中国文字,“六书二系”说是他的理论核心;他通过实践分析认为俗字不合“六书”,“六书”理论适用于金石刻辞文字;并吸收新材料新方法研究“六书”,阐释许慎的文字学思想。马氏的文字学思想固守传统,相对保守,但保守之中也表现出进步性,如“三书说”和语源学的思想对今天仍有参考价值。

释甲骨金文中的“宜”字

甲骨金文中的"■"应该释为"宜",本义是陈肉之器。这种意义的"宜"用作动词,意思是把祭牲陈设到肉案上献给神灵,或把肉置放到肉案上献给尊贵的人。由动词的意义又引申有适宜、合适之义。它还有地名或国名、人名等用法。

甲骨文、金文所见乐器助祭试探

商周时期的求雨和祭祖仪式,常用乐器演奏来助祭,乐器演奏成为信仰与行为之间的媒介。在求雨仪式中,乐器兼具法器功能,是助巫通神的工具和手段。在祭祖仪式中,乐器演奏具有娱神、娱人、人神共乐和人神沟通的作用。

商代金文字频分级的初步研究

以2009年底已公开发表的商代金文材料为限,商代金文可归纳出字头1343个,可释单字569字。其中,常用字即出现频率在10次及其以上的单字计203字,次常用字即出现频率在2次及其以上至10次的单字计515字,罕见字即出现频率为1次的单字计625字。"父"的出现频率最高,过千次。"亚"的出现频率仅次于"父"。商代金文高频字中无虚词、动词、数词,全为名词,主要是天干和亲属称谓用字。

试论商周“或”族的分衍与联合

族氏的分衍与联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本文赞成甲骨文、金文相关资料中的""应释作"或"而不应释作"戉",并且探讨了可能与"或"族具有分衍或联合关系的一些族氏。"或"族是"望"族的分支,而"光"族、"或"族是"或"族的分支,"或"族与""族可能是联合关系而不是主分支关系。

基于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的量词“匹”语法化历程及其动因研究

综合殷周甲金文文字构形和文例来看,“匹”字主要用作称量马的个体量词或表“匹配”义,其本义可能与“辔”相关,基于转喻语法化为个体量词。“匹”用作量词最早见于殷商三期甲骨,商代末年车马制度由一车两马向一车四马变革导致双数义集合量词“丙(两)”不再适用,西周时期个体量词“匹”获得了迅速发展。驾车之马两两相配的形制,使量词“匹”引申为“匹配”义;基于布帛两头向中间卷起两两相对的形制,又引申为称量布帛的量词。全面考察目前所见出土与传世文献,布帛量词“匹”产生时代均晚至汉初,西周胡应姬鼎铭文所见文例当为人名。个体量词“匹”的适用范围又可以拓展至其他动物,其动因在于修辞、方言和近代日语的影响;作为布帛量词,基于其固定制度又发展为度制量词。

甲骨文、金文所见殷周之际道德观念的嬗变——兼论西周初期德治思想的产生

殷商易代之际 ,周初统治者为证明其所建新政权之合法性 ,极力宣扬以德得天下的理论 ,并从西周初期开始 ,逐渐构建起了“以德治国”的新的政治理念。传世典籍对此过程本有多方记载 ,在此则以相关文字从殷商甲骨文到西周金文的演化过程为基础 ,对西周早期“以德治国”思想的形成略作考究 。

“義”字源流考

汉字是汉民族丰富文化积淀的承载物,通过对汉字字源的探究和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汉字字义的扩张和引申的脉络。从汉字构形思维方式出发,对“”字的形体进行分析,以形说义,从文化角度对“”字的本义、引申义进行解读,逐层剖析其承载的文化信息,从而认识和了解我国古代社会的一些情况。

汉字起源观念的文化审思

汉字起源的研究误解甚多 ,人们多以为汉字的历史是从甲骨文开始 ,其实 ,甲骨文不是中国最早的文字 ,也不是当时的主流文字 ,更不是当时中华文化的先进代表 ,相反却是那时一种职业性的落后的“变文” ;甲骨———金文———竹简书没有先后的继承关系 ,它们只是书刻文字材料的进化过程 ;汉字的起源不是考古学的问题 ,是心理学的问题 ,是人类文化学的问题。

也说叠用符——谈叠用符的历史沿革及“正名”之必要

史有为先生的《叠用符刍议》认为中国人使用叠用符始于金文时代,并且考察了西周至汉代的使用情况。其实,叠用符的使用可以上推至商朝的甲骨文时代,汉代以后中国人还一直在使用它,直至现代社会,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使用的实例,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真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因此,应该将其收入现有的标点符号系统中来。

一批亟待发掘利用的历史人类学珍贵资料——对现存甲骨文、金文铭刻研究价值的再认识

作为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研究的珍贵资料 ,甲骨文的学术资料价值早已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公认。但作为历史人类学研究的资料使用 ,至今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一个多世纪以来 ,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对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成果 ,从史学与历史人类学两个学科的区别与联系出发 ,论证了现存甲骨文、金文铭刻运用于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可行性。讨论这些珍贵资料在历史人类学中的研究潜力及其研究时必须遵循的方法、规范 ,意在揭示甲骨文。

罗振玉“由金文以窥书契”的考释方法

罗振玉的《增订殷虚书契考释》是甲骨文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杰作。该书立有560个字头,利用金文的字头有187个,一共引述金文293条次,其中仅言古金文或器物未摹字形者就有69条次,涉及到760个甲骨文形体的考释。罗振玉利用金文考释甲骨文的方法主要有:以金文偏旁或单字证甲骨文、利用金文通律证甲骨文、金文篆文比较以证甲骨文等。罗振玉在考释的同时,还通过甲金文的相互比照,探讨了文字发展演变中的分化、简化、繁化、讹变等现象,追溯了文字的初形初义,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

收藏世家:庐江刘氏的藏弆述略

庐江刘氏家族是收藏世家。文章考述了刘秉璋及其子刘体信、刘体智、其孙刘国瑞、刘耋龄的藏弆种类和流传情况。

释“串”、“患”、“古”三字

《说文》收有"毌"字,漏收"串"字,似不合情理。一则先秦及西汉之前的典籍中有"串"字用例,二则成书早于《说文》的《尔雅》里收有"串"字,三则《说文》所收"患"字及其古文字的上部明明是"串"。正因为如此,导致许慎对几个从"串"之字解形不准。甲文、金文中有大量的"串"字,"毌"实为"串"字的合笔横置;"患"应为"忧也。从心从串,串亦声"。"古"字甲文作■、金文作■,上半部分是"串"字,所以"古"字从串从口会意,表示往事"口口相传"。史前很可能存在过"串珠记事"。

金文与甲骨文、战国文字的数字特点比较

表示数字的汉字字形在金文、甲骨文、战国文字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变化。对比1-10的字形、20-90的整十数字、"百"以上的数字以及卦画,就一些问题做探讨。比如:甲骨文与金文孰先孰后的问题,甲骨文、金文对"十"、"百"、"千"、"万"的称说问题,商代人与周代人对整十的数字的认知心理差异,卦画和数字的区别。

论甲骨金石简帛文学

甲骨金石简帛文献中有大量押韵的诗歌、精美的散文,可以算作上古文学遗珠出世,它不但给人美的享受,还反映了真实的历史形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它们被长期忽视。要想反映上古文学的真实面貌,文学史就应当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