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明诗》三题

《文心雕龙》中的《明诗》篇,主要论述诗歌的历史沿革,但其中些许微言大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诗歌创作的基本特质。本文将从文体流变、艺术创生与风格范式三个方面,探讨刘勰诗学中的“折衷”与“求通”思想以及自然为美的理念。

诗兴的孤独和生命的悲感——试论杜甫悲剧化的心理体验在秦州诗中不同的形式表达

杜甫流寓秦州、辗转同谷时期是他诗歌创作的重要转折时期,他在四个多月的时间中创作了117首诗歌,诗歌在内容、体裁、文人精神和命运感叹等诸多方面体现了和此前诗歌完全不同的审美风范。其诗作沉郁孤寂,带有沉重的命运感,呈现出一种普遍的悲剧化心理体验。杜甫的诗歌状态也因此进入到了一个自由的天地里,写景、咏物、遣兴三种形式的诗歌表达,构成了杜甫秦州诗歌的框架,这三种诗歌形式所承载的精神指向是很明显的。写景诗中用自然山水意象将内心的悲感完全外化,使自然景致成为作家内心的投射;咏物诗中选取的独特的包含作家复杂情感经验的喻体形象更是生命悲感的隐喻;遣兴诗传达出作家对孤独痛苦的灵魂的不断探问,这种感兴体验在进入夔州后更加深化,杜甫秦州期间的遣兴诗的个体意义和延伸意义便在于此。

拟古写真交融奇辞奥旨同辉——韩愈《琴操十首》的审美观照

韩愈的《琴操十首》是我国历代琴操诗的扛鼎之作。它借古鉴今,笞挞现实社会中的佞人专权,表达诗人憧憬圣贤的诉求;它巧妙地化用本事抒怀,展现了诗人的忠君意识、遗弃意识、反省意识和自赎意识相互交织的独特心灵世界;它奇辞与奥旨同辉,生命与意象叠印,以无我凸显自我,从而做到了古今贯通,物我无间,使音乐与诗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音乐文学的发展。

论板桥词

郑板桥词题材广泛,既有对个人情感的抒写,也不乏关注现实社会、多有寄托的写景抒怀之作。但都重在写真情,表现自我性格及性情遭际。板桥词沉着痛快、直抒胸臆,语言白描浅显。这些风貌的形成与郑板桥的出身遭际、明清的社会思潮及性灵文学思潮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文心雕龙·物色》篇“情景交融”说新探

“情景交融”是中国古代文学重要的审美批评标准,其理论渊源也为历代文艺思想家所重视。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重点谈论了自然景物与人心的内在关系,故而许多学者认为刘勰已经具备了较为成熟和完备的情景交融思想。但是,刘勰“情景交融”说主要集中在起兴和构思环节,对山水文学的文体要求有一定认识,客观上也推动了“象”的价值定位提高,而在语言表达层面则将情与景独立对待,并未能够明确地从文学作品的言辞表达层面对情景交融思想进行阐释,也没有完全认识到二者之间所能够达到的艺术效果,因此是不全面的。同时,纵览六朝时期关于情景关系的理论认知,总体上也并未形成完整的情景交融思想。因此对刘勰情景交融思想进行甄别与辨析,是十分有必要的。另需言明,六朝时期尚未完全形成后世“景”的概念,多是以“物”代“景”,但针对于山水文学而言则基本一致,故以“情景交融”为题。

《文心雕龙·明诗》情志论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概括出了中国诗学的核心概念“感物吟志”。刘勰借用“感物吟志”开启他对“情”“志”关系的思考,确定了情志在诗歌生成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志”是促使诗歌诞生的总动力与方向,它助力诗歌文本的诞生,决定诗歌功用的底色。“情”为具体诗篇萌发的直接动力,情动——志控——运辞着采,情志共同作用完成具体诗篇的生成。刘勰对情志关系的调和,体现了他对个人情感书写与社会责任担当间矛盾的化解。这份思考与化解,不仅超越了魏晋六朝主“吟咏情性”集体重情的狂欢,还启发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要做好个人情感书写与文学社会责任担当的调和。

刘勰“感物吟志”说与柏拉图“摹仿”说的比较

刘勰"感物吟志"说和柏拉图"摹仿"说处在不同的文化区域和文明传统中,对它们的异同比较能看出中西文论的基本差异和共同趋向。它们各自站在不同的角度,或侧重对主体情感的表达,或注重对客体本质的追寻。与此同时,它们也有共同的观点,那就是对诗歌和艺术功用的理解,以及它们各自学说内部都存在着矛盾。

浅谈背景音乐在电视专题片中的运用

背景音乐在电视专题片中是一种“看不见文字的有声语言”,它对画面进行补充、深化、烘托和渲染,使观众产生继续收看下去的欲望。背景音乐的选取应该符合电视专题片相应的情绪与风格,衔接、过渡要流畅自然,不能喧宾夺主,嵌入比例要合理,从而达到深度表达情感、丰满画面形象、突出和深化主题,以更好地呈现感染力和震撼力的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