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的运行模式及行为动因?——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视角

“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本质上是行动者在具体行动情境中互动博奔的制度结果,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可以分析具体制度安排下行动者特有的互动行为。通过改进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在行动者与行动情境两个元素的基础之上,将联盟合作领域作为外部变量引入到“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的分类之中,构建三维分类模型,以此来解释“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的运行模式与行为动因。基于对五种常见的“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运行模式的考察发现,政府力量、市场力量以及大学组织力量在“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互为补充、相互促进,三要素之间既有共同的逻辑指向,又具备不同的属性,即政府力量在“主导”与“促进”间选择,市场力量在“松散”与“融合”间交叠,大学组织在“自由”与“责任”间平衡。

适应性兼容:民办支持性社会组织转型行动策略与逻辑--基于G市X机构的田野考察

民办支持性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学界主要关注其业务运作以及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模式,忽视了组织转型现象和内部行动策略。文章将X机构作为个案样本,在社会学新制度主义框架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分析民办支持性组织如何应对外部环境变迁并构建生存空间。研究发现,该类组织采用了组织业务社区转向、再代理、角色定位生态化以及资源结构多元化等四种转型行动策略。民办支持性组织业务转变的动力来自合法性、效率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最终呈现为“松散关联”现象。民办组织通过再代理策略,与官办组织建立“半嵌入竞争性合作”关系,展示出仪式性行为,由此增强组织在官方层面的合法性。面对市场和技术环境的影响,民办组织通过发展生态化的角色定位来构建竞争力,并不断扩展资源结构以获得稳定的生存条件。研究表明,组织的转型行动策略的形成是基于合法性与效率机制、适应性兼容外部环境的动态结果。这说明,对社会组织来说,合法性与效率并非必然二取其一,而是在组织“非正式手段”合法化的条件下可以兼容。社会组织转型实践应从合法性与仪式性行为角度重视组织的转型行动策略。

论公证债权文书的功能扩张与可诉性——以新制度主义变迁理论为契合点

公证文书功能的扩张是公证制度变迁的主要表现,这种变迁的直接后果便是对传统诉权理论的冲击。以新制度主义变迁理论为视角,重新诠释公证文书制度的供给与均衡,并阐释公证债权文书在法律上的功能扩张,已突破其原有的证明力功效。在公证文书中,债权人是以公证的成本换取债务人放弃诉权的承诺,立法应当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社会资源稀缺性的前提下,需要对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制度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将一定限度内的法律关系纳入到该制度中。应承认强制执行公正债权文书的可诉性,但新制度主义的从均衡到非均衡再到均衡的机制又要求其应有一定的限度。

企业信息安全制度化部署过程的行动研究

企业信息安全制度的宗旨是控制内部信息安全风险的发生。本研究通过在NG集团开展一个周期的行动研究发现,在高层管理重视但信息安全知识匮乏、中层管理缺乏信息安全部署热情、基层员工抵触信息安全行为的情境下,来自企业外部研究人员的行动参与和实践指导可以通过完善信息安全治理结构、搭建严密信息安全制度化架构、推进业务流程和信息安全的结合来推动信息安全制度的"落地"。本研究可为企业信息安全制度的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南,也可为组织信息安全研究领域应用行动研究来探讨其他管理实践问题提供方法示范。

论新时期工人工资集体协商的制度化建构

2010年南海本田事件后,因工资增长诉求引发的一系列工人行动表明,传统的党政主导下形式型集体协商已经无法解决工人的工资增长诉求,自主工资集体协商成为解决集体争议的必由之路。在我国,自上而下党政主导型和自下而上工人行动推动型是工资集体协商两种主要启动形式。对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工人行动之后,如何构建可持续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2 010年南海本田事件的传导效应下,瑞鸿企业通过工人行动实现工资集体协商。随后,在工会努力下,通过工会民主制度的构建、工会代表性构建以及协商流程化与规范化构建,形成了每年一次的工资集体协商惯例,建立起工会主导下制度化的工资集体协商,为解决集体劳动争议,建立和谐劳资关系提供了经验。

关于新加坡政党体制的几个问题

一党体制和一党为主的体制还是有区别的,尽管在统治方式上两者之间有交叉,即有时一党体制提供的社会自由度并不小于一党为主的体制,但总的来说,一党体制要专制于一党为主的体制。从体制形式上来看,前者只有一个政党存在,后者还有一些小党并存。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的制度化水平是很高的,这表现在其适应性、自主性和凝聚力方面。其适应性一是表现在它在现代化进程中同化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二是其一党为主的政党体制有一定的民主性。其自主性一是表现在执政党在社会经济多元化的情况下没有受到体制外各种利益集团的牵制;二是党内无派。凝聚力主要是指在现代化进程中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改造使其意识形态能够与时俱进地凝聚人心。新加坡之所以还没有发生政党体制或政治体制的转型,与它的体制的制度化水平较高有很大关系,其体制对环境的变化有更大的适应性。

国家介入背景下的底层环境抗争研究

在底层的环境抗争中,国家介入表现为积极介入、消极介入与消解性介入三种类型,不同的介入类型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作为"中国海洋污染索赔第一案","塔斯曼海"轮溢油事件开创了维护国家海洋生态权益的先例。在此次事件中,国家的积极介入是底层环境抗争成功的关键。虽然国家介入的主旨在于保护海洋环境,但它为底层环境抗争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渠道和专业技术支持,提高了抗争维权的组织化程度,并为判决结果的执行提供了机制保障。而从整体上看,国家介入具有选择性,导致底层社会权益维护的制度保障不足。只有建立健全制度化介入机制,才能有效维护底层群体权益,进而促进社会良性运行。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实践思考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制度化、常态化,是面向全体党员的重要实践,是党员的理论学习和实践活动推向深入,促使党性教育再上一个台阶的必然选择。本文从学习教育常态化的意义入手,结合工作实际提出几点制度实施的思考。从实践情况来看,只有健全并完善务实管用的"学、做、督"机制,才能实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下地方政府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一项对开放政府数据的实证研究

地方政府创新行为对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发挥重要作用。结合地方政府创新实践,学界对地方政府创新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多角度的系统性研究,但仍缺乏从广义制度视角对地方政府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和机理的深入研究。本文基于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从规制、规范、文化-认知三个维度深入分析影响地方政府创新行为的制度要素。以地方政府开放数据行为为实证对象的研究结果表明,制度环境形成同构有利于地方政府创新行为的开展,地方政府创新行为的调控可从合法性路径着手,并需要关注上级政府的行为示范、同侪压力以及公众参与对地方政府创新行为的促进作用。本文拓宽了社会学制度主义理论的应用场景,从广义制度层面揭示了我国地方政府创新行为的逻辑。

我国义务教育入学政策与择校行动的互构:历程、规律与启示

在新制度主义视角下梳理我国义务教育入学政策与择校行动相互建构的历程,发现存在如下规律:政策初衷与家长诉求间的错位引发择校行动,利益攸关方的行动复合使择校现象屡禁不止,制度冲突削弱政策安排对教养行动的理性引导,路径依赖阻滞免试就近入学政策的全面落实。新时期,我国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实施的优化,需坚持统筹安排与自主选择相结合、招生规则与新法新政相协调、强化宣传与增进认同齐考量、规范办学与优化学区共推进。

中国公益组织合法性危机演变与行动策略研究——基于新制度理论和扎根理论的分析

文章以新制度理论与扎根理论为基础,运用探索性研究方法,有针对性地选取近年来有关中国公益组织危机事件的24份新闻报道进行分析,通过对典型样本进行现象定义以及概念和范畴的提取,最终形成中国公益组织合法性危机演变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危机情境下的行动策略及相关假设。研究表明:(1)制度矛盾是导致中国公益组织合法性危机发生的根源,主要表现为规制、规范和认知合法性危机;(2)制度矛盾带来的制度压力促使公益组织采取回避环境、适应环境、选择环境与控制环境的行动策略以缓和危机;(3)合法性策略的成功运用可为场域内的制度变革积累规制、规范和认知合法性。

大学生的语文“应付”态度:制度根源与行动逻辑

在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制度设计中,大学语文却招致了学习者的“应付”。其根源在于人性恶的制度假设、制度主义的盲目崇拜和条块化分割制度管理。理想的行动逻辑是让制度受益者的需求和制度设计者的愿景合二为一——纠正制度执行者的观念、选择制度发力的路径、摆正制度落实与检验的思维方式。

从草根行动到制度化构建:现代农村社区建设新走向——基于湖北杨林桥镇的个案研究

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村民自治制度推行以来,乡政村治格局下的农村基层社会,形成了典型的村组模式。然而,随着乡镇体制和农村税费改革的推进,不仅重构了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而且地方政府也正积极转变职能以应对这些新变化。本文以湖北杨林桥镇为个案,指出农村社区建设起源于农民的草根行动,认为由政府主导的农村社区制度化建设正在兴起,势必会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农村社区构建模式,为思考农村组织制度的变革提供了新的视角。

民办高职院校科研行动困境的个案研究——基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科研是推动民办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相比公办高职院校,作为制度化活动的科研并未在民办高职院校推广开来。基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视角,遴选了1所案例学校,深入探究民办高职院校科研行动困境的根源。研究发现,民办高职院校科研行动在组织层面受到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的形塑,效率机制的影响明显大于合法机制,由于两大机制无法实现匹配,科研制度安排受到消解;在个体层面受到制度的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的形塑,未形成有效的科研激励机制,导致科研沦为符号般的存在。为走出困境,应从改善民办高职院校基本办学条件入手,树立应用导向科研定位,激发科研内生动力,从而推动民办高职院校科研的高质量发展。

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之我见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基础性工程。如何有效实施和深入推进该项工程,需要做进一步研究。在分析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发展的重要意义之后,阐述了其应遵循的重要理念,并从五个方面给出了建议措施。

人类公共自由限度的逻辑终结——阿伦特政治行动与法律制度思想论析

自行动与沉思生活之间的鸿沟在古希腊生发以来,动态开放的政治行动与静态封闭的法律制度就开始了尖锐对立。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集中表现为法律制度对政治行动的制约以及政治行动的反制约。政治行动与法律制度关系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不仅涉及政治秩序的维护,更关涉人类公共自由的实现。阿伦特在复兴本真政治的基础上,启明政治行动与法律制度的紧密关联,并最终在革命精神制度化的政治体制中实现消解对立实现自由的政治理想。

利益视角下的群体性行动研究

群体性行动的实质是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产生的原因在于利益分配失衡导致社会不满情绪的积累、阶层固化阻碍利益的实现、权力越界致使利益受损等。其治理必须通过改革利益分配格局共享改革红利、破除固化藩篱构筑有序流动社会、规范政府权力维护公众的合法利益等。

高校“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四重合力

高校基层党组织是高校党的建设的基础工程和强大力量支撑,"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建设是高校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保证。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关键是要强化政治建设、强化目标责任、强化工作导向、强化品牌意识,通过四重合力相互促进,推进基层党组织思想建党、纪律强党、制度治党,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创造性、实效性,真正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地位,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劳动者集体行动的私法诠释--基于劳动合同履行的考察

随着权利意识的膨胀和非正式规则的强化,劳动者通过集体形式维权的行动在脱离传统公力救济之下演化为私力救济。基于劳动合同履行的抗辩来审视劳动者的集体行动,无论是情势变更原则中的劳动合同变更,还是雇主未履行义务时的劳动留置权,都使其具有私力救济的可能性。同时,劳动者权利实现的受制约性决定了其只能限于法的思维世界内和权利实现的紧迫情形之中。从私力救济边界的制度化来看,对劳动者集体行动进行有效的规制,应当厘清劳动者的第一性权利与集体行动边界的关系,采取类型化与一般条款相结合的方式,在法律技术层面遵循体系化和可操作性的要求,通过法律政策考量和制度创新,促进劳动者集体行动理性规则秩序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