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艺术体制理论

艺术体制问题发源于二十世纪下半叶分析美学阵营关于艺术定义的论争。丹托和迪基的"艺术界"和"艺术惯例"论显示了美学讨论从"本质属性"向"关系属性"的转向,呈现出一定的社会学特征。之后社会学家贝克和布迪厄则在此基础上,通过从合作和冲突的维度分析艺术体制的结构性规则,使当代美学跳出了传统艺术哲学的封闭性思路,对美学和社会学学科之间的融合和互补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

艺术社会学的建构

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艺术学领域一系列的问题,包括艺术和艺术家的历史、艺术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艺术趣味的历史演变以及美学和艺术概念的历史演变,使艺术学摆脱了传统的形式主义和先验论的局限,将艺术从神圣化的氛围中解脱出来,恢复艺术在其所存在的特定社会环境中更为具体和真实的地位。艺术学因此就被建构为艺术社会学。

后分析美学中的文化社会学转向——以“艺术界”和“艺术体制”理论为例

艺术定义问题是当代西方美学的焦点问题之一。滥觞于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分析美学围绕着艺术的界定和分类展开了论争。以魏茨为首的一批分析美学家认为艺术不可定义,而其后的后分析美学家则驳斥了这种不可定义论,其中丹托的"艺术界"理论和迪基的"艺术体制"理论(又称"惯例论")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丹托指出了艺术品的共性是一种关系属性;迪基受丹托的启发,提出了"艺术体制"理论,将"体制"这一社会学要素引入"艺术界"理论中——关注艺术品资格在社会现实语境下是如何获得的问题。因此,丹托尤其是迪基的体制论标志着美学进一步脱离艺术品本体论的轨迹,向文化社会学转向。这一转向已成为当代美学不可回避的重要事件。

美学研究的期待

文章对当代美学研究主要维度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梳理,并对已有研究中的得失进行了检讨,进而说明,今后美学研究中的各个维度虽然会取长补短,但必要的偏重却依然是不可避免的。

论“东北大花布”的艺术社会学建构

艺术作品的创作总是与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东北大花布”作为一种常见的印花布为大众所熟知,但由于种种原因被误认为是东北地区的独特产物。以“东北大花布”的起源为切入点,通过“东北大花布”在不同阶段社会背景下的审美心理分析,以艺术社会学研究方法厘清“东北大花布”的审美趣味流变规律,对新时期大背景下“东北大花布”的传承与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艺术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艺术世界是社会关系还是逻辑关系的总和?——重审丹托与迪基的艺术体制论之争

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出发,对丹托与迪基的艺术体制论之争进行回顾和评价。在艺术定义问题上,丹托和迪基接续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分析美学讨论,不约而同地关注到艺术品的隐性属性,并试图从关系角度来界定艺术。迪基提出了艺术体制论,并认为'艺术体制'概念受启发于丹托的'艺术世界'概念。但是,出于不同的理论旨趣,二者对于'艺术世界'的理解截然不同。迪基将'艺术世界'视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丹托将'艺术世界'理解为逻辑关系的总和。两种认识同等重要,却导向了不同的研究方向和理论类型,与不同的社会实践活动产生关联。事实上,艺术世界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是逻辑关系的总和。认识到前者,有助于破除有关艺术的审美神话;认识到后者,有助于厘清和把握艺术价值的生成机制。后者是一个更难把握的问题。

论自主艺术场的生成机制与反思性原则——来自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视角

自主艺术场是历史建构的产物,它根源于现代文化的不断分化及其在道德、审美上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双重拒绝。这是一种建立在冲突与区分基础上的艺术体制。通过对艺术场的反思性批判,布迪厄从反思社会学的视角揭示了等级化的艺术体裁、趣味体制与社会阶级分层之间隐蔽的权力结构关系,打破了纯粹美学的艺术幻象。这是一种既尖锐又深刻的启发性观点。

美国公共艺术的制度分析:一个审美治理视角

本文试图跳出对美国公共艺术制度的线性研究,讨论公共艺术行为主体(政府、企业、艺术家与公众)之间互动关系,这些主体间的关系是如何内化、转化成具体的制度和规范,最终成为国家治理的手段和对象。公共艺术作为一种审美治理,在国家规范性建构和公民的个体塑造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