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传统文化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对中国制度体系的形成变迁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构成了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所依托的制度背景和环境基础,为此从微观企业层面揭示文化因素影响企业转型的内在逻辑,从非正式制度视角考察传统儒家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儒家文化氛围浓厚的地区,当地企业表现出更高的数字化转型水平;(2)儒家文化通过强化企业契约遵守、塑造长期导向和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等途径,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3)结合情境因素的分析表明,儒家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低市场化地区以及社会失信环境较为严重地区表现得更为显著,对高科技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据此提出,相关部门在制定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过程中要综合施策,在推动“硬环境”改善的同时,也要重视推动文化、思想观念等“软环境”的改善,从而构建多层面协同的政策治理体系,为数字经济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传统文化底蕴。

儒家文化如何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从价值引导到机制建构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动力。然而,当前中国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陷入不愿转、不敢转和不会转的困境,如何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成为产业界和学术界探讨的焦点问题。首先,本文采用战略过程视角对企业陷入数字化转型困境的成因进行系统分析,认为数字化转型认知不足、缺乏数字化转型意愿、数字化资源匮乏,以及数字化能力不足等观念和行动因素是导致当前转型困境的重要原因。其次,基于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对组织和个体在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方面的影响,诠释了儒家文化中义利观、忧患意识、劝学理念和中庸思维等思想精华对解决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境的价值引导作用。最后,本文提出建构管理者激励机制、信息治理机制、数字化素养提升机制和协同整合机制,实现儒家文化从非正式制度价值引导向正式制度规则的现代性转换,将儒家文化的潜在价值转化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际动力,打破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境的思路和建议。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数字化转型驱动机制和作用路径的研究,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实现相结合,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CEO学术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效应——环境注意力配置与产学研合作赋能双重视角

从高阶理论出发,结合注意力基础观和资源基础观,围绕CEO学术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驱动效应及其具体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与不具备学术经历的CEO相比,具备学术经历的CEO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当CEO在学术经历中取得较高职称、具有工科背景、任职于高层次学术机构时,这种效应更加显著;公司所在地较高的社会信任水平、儒家文化氛围能够增强CEO学术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效应。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具有学术经历的CEO能够在企业绿色创新中发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双重作用,并通过提高环境注意力,促进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结论可为企业从高管选聘视角提高绿色创新水平提供参考。

儒家商业逻辑的微观合法化过程与机理研究

随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我国相继涌现出一批摒弃源于西方文化的经济逻辑、运用儒家商业逻辑打造幸福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家。本文以5个践行儒家文化的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探讨儒家商业逻辑在企业家层面获得认知合法化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得以实现的机理。研究识别出两类合法化主体——先行企业家与追随企业家;前者对儒家商业逻辑的认知合法化经历了“感知需求、内摄、认同、辐射”四个阶段,后者则经历了“示范引领、内摄、认同、辐射”等阶段。儒家文化的社会合法性、个体对幸福感的需求及儒家文化的独特意涵是驱动该过程发生的底层动力。由此构建了儒家商业逻辑微观合法化的过程与机理模型。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语境下的大学文化治理:内涵、逻辑与模式

儒家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集大成者,包含着丰富的治理哲学,其着眼点在于凭借以“人”为本、以“礼”为范、以“实”为要的文化治理理念和价值取向,构成相应的治理结构及治理范式。如若对传统儒家文化内部所蕴含的文化、教育、实践价值加以挖掘,会发现其在某种程度上与新时代公共发展诉求下大学文化治理所需是紧密相连的,因而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语境下对大学文化治理加以考察,必然离不开儒家文化精髓在大学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与行为文化治理方面的传承、融合及应用,由此使得传统儒家文化实现活化传承的同时,得以探寻新时代大学文化创新治理之路径。

论儒家文化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经济高质量发展归根结底需要通过微观企业高质量发展予以推动。以我国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非正式制度视角考察了儒家文化对当代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及机理。结果表明,儒家文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即企业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越大,越有利于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检验揭示,相较于高进出口企业,儒家文化推动发展质量的积极作用在低进出口企业表现更突出;同时,当企业面临外来文化的冲击越小时,儒家文化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效果越明显。该研究拓展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范式,为理解传统文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同时也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孔子学院中医药文化传播能力研究

中医药文化传播能力作为孔子学院基本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包含了多个要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一带一路”沿线孔子学院发展带来不少障碍,但却为传播中医药文化提供了新契机,如孔子学院办学性质、定位和模式的适时转变,中医药文化展现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和成就,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间形成有机的“契合”。面对大变局,孔子学院需要通过全方位创新办学模式,主动融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建设,积极“拥抱”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影响,进一步营造传播中医药文化的良好氛围等,从而进一步提升其传播中医药文化的能力。

转制型农业科技企业发展的实践与理论思考

分析了转制型农业科技企业产生的背景 ,结合工作实践 ,探讨了转制型农业科技企业的发展优势及存在问题 ,并进行了理论思考 ,提出了转制型农业科技企业发展的基本方略应当是加强以产权为核心的企业制度构建。

儒家经济伦理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儒家经济伦理属于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 ,涉及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各种经济活动领域。儒家经济伦理在封建社会中总的说来是成功的 ,但在封建社会后期 ,其“刚性”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儒家经济伦理的合理内核可以向现代转化 ,为市场经济服务。

制度变迁视野中的美国新闻娱乐化现象初探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新闻业娱乐化趋势凸显,根据新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美国新闻娱乐化最初的表现是传统的编辑经营分离的制度被打破,整合营销的市场理念进入新闻的编辑制作过程。美国新闻业的娱乐化现象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是消费文化以及新闻业完全市场化运作的化合产物。

我国文化政策的演变与前瞻

对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文化政策演变的结构性梳理发现,从"一元主导、二元对立"到"多元和谐共存"是我国文化政策演变的基本趋势:战略地位上,文化从"边缘"变为"主流";功能定位上,文化从"思想管制工具"提升为国家"软实力";管理思想上,实现了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话语权力配置上,从垄断性"国家话语"转换为市场、公民和国家共同参与的"国家整合话语"。正是这种成功的文化政策转换,促成了今天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良好局面。

文化视域下的中国教育公平制度变迁

教育公平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础理念。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有关公平的问题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学术界对教育公平的研究也是各派纷呈,但是纵观起来多数研究立足于政治或经济,很少关注文化这个宏大的背景,文化这一因素在教育公平制度研究中一直处于被忽略的状态。笔者立足于文化视域下的教育公平制度变迁,以此为教育公平的理论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探索路径。

中亚孔子学院文化传播实践研究——以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为例

中亚孔子学院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窗口,对于中外文化交流与文明互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文本以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为例,旨在通过对该孔子学院的研究,对孔子学院在中华文化传播实践中的经验进行梳理,推动倡导"仁爱至善、情感交融、文化互动、传承发展"的核心理念,寻求孔子学院中华文化传播的范式,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提供可资借鉴的路径选择。

温州农村合会兴起的文化溯源

文化对经济制度变迁至关重要,文化不仅影响制度创新的成本,还影响制度安排选择集的变动,其具体影响效应依文化的性质而定。基于文化的视角研究表明:合会这种独特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最早兴起于温州等东南沿海地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温州地区的文化差异。受地方亚文化注重实践、以利和义、义利并举等观念的主导,在温州人潜意识里,合会是天经地义的;商业文化传统中基于资金互助和融资模式的记忆为其直接承袭已有的融资模式提供了便利;宗族文化的存在能够有效地克服因国家正规法律秩序缺失所引致的无序进而降低民间私人借贷交易的不确定性。

制度与文化的双重变奏:互动与发展——兼论民生政治参与的功效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政治制度有效运行显得更为重要。为此,必须加快政治文化的转型,而政治文化转型的众多途径中,民生政治参与最具有现实意义。本文提出,以民生政治参与为突破口,推动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和发展,不失为深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条择优路径。

传统文化视角下的社区参与旅游收益分配制度变迁机理研究——以梅里雪山雨崩藏族村为例

收益分配制度研究有利于推动社区参与旅游的实践,并丰富其理论研究。根据2007年至2008年先后4次到梅里雪山雨崩村及其周边村寨的考察情况,运用参与式观察法、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及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对雨崩村社区参与旅游收益分配制度变迁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结论是:该项制度变迁机理分为隐性和显性两个方面:藏族传统文化深层次的传统伦理道德"公平"价值观形成的隐性机理与雨崩村全体居民在"家长会"上围绕着"公平"这一藏族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进行的权力斗争形成的显性机理综合作用,导致雨崩村社区参与旅游收益分配制度不断变迁。

融传统文化之精华入注册会计师合伙制度研究

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其中的“仁”、“和”与“中”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资格、治理结构与收入分配制度安排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将传统文化的精华融入合伙制度之中 ,有利于降低会计师事务所的交易成本和提高审计质量 ,需要把合伙人资格安排给德高、足资、多才的注册会计师 ,使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对应起来 ,实施收入分配风险导向制度 ,解决按劳、知、资分配的理性均衡问题。

制度变迁的经济原因与困难——使鹿鄂温克族裔文明兴衰的启示

一种文化的衰落背后,往往隐藏着现实的经济力量。使鹿鄂温克族传统文化的衰落,并不主要是因为生态移民政策的失误,也并不是由于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不足所致,而是因为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使得传统生产方式和相应的制度不再能适应人们的生存需求,而不得不被放弃。资源的日益稀缺,竞争的日益激烈,使人们必须寻找更有效的产权规则。但规则的改变,可能使得原来的强者成为弱者,成为变革的牺牲者或反对者。如何对不同主体的利益给予合理照顾和协调,是制度变革成功的关键。

儒家文化与上市公司“隧道效应”

传统“儒商精神”提倡要“以义取利”、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企业实施不道德的商业行为。本文以2006-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GLOBE文化习俗指数中的“社会导向的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未来导向”作为度量儒家文化的替代指标,进而考察儒家文化对上市公司实施“隧道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上市公司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越大,实施的隧道效应越小,并且这种负相关性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明显。此外,我们还发现在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和儒家文化破坏程度较高的地区,儒家文化缓释“隧道效应”的作用会有所减弱。本文拓展了非正式制度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方面的研究,丰富了“文化金融学”相关理论。

儒家思想与中国中央银行制度变迁

中央银行制度变迁是经济主体行为合力作用的结果。人类行为除了受正式制度约束外 ,还受制于人类行为背后的文化心理因素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 ,非正式制度映射到人们的金融意识上 ,直接决定人们的金融行为 ,影响着金融制度的变迁轨迹。居民的金融意识水平较低 ,是我国中央银行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和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