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制度的发展脉络与变迁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作为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式,党内问责制度先后经历了初步发展期、曲折发展期、恢复发展期、全面发展期的百年求索之路。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党内问责制度的变迁是宏观环境、政治变量、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相互作用的结果。制度环境的变化引发了党内问责制度的变迁,从严治党的政策理念等政治变量推动着党内问责制度的完善,关键节点决定了党内问责制度的走向,路径依赖使得党内问责制度不断强化。总体而言,党内问责制度的演变呈现出体系化、法治化的鲜明特征,展现了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以抓住“关键少数”为指引、以全覆盖监督为途径的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的缩影。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三重逻辑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推进与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进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确立、运行与实现都离不开法治的领航与维护。事实上,自建党以来,我们党一直遵循在法治轨道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原则。在法治轨道上继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完善相关制度体系,提升人们的法治素养,丰富基层实践形式,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全面依法治国同向同行。

从边缘走向中心:美国高校法律顾问角色与职能演变的新制度主义分析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高等教育领域法律服务需求市场的扩张,作为一种职业的高校法律顾问开始在美国兴起。从被动应对诉讼案件以及联邦与州政府的规制到主动开展法律规划,从效率机制走向合法性机制的历史发展表明,美国高校法律顾问在高校管理中的地位正在从“边缘”走向“中心”。美国高校法律顾问作为合作者、促进者及合规监督者的角色不断强化,而“预防性法律”也逐渐成为高校法律顾问的基本职能。如何通过高等教育法律场域的形塑,推动法律顾问制度从外部嵌入走向内生需求,超越高校法治建设中的“旁观者”定位,是我国高校法治建设面临的紧迫任务与现实挑战。

从战略思想到法律制度:总体国家安全观入法的理路探究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党领导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战略思想。将总体国家安全观写入法律、转化为国家与人民的意志,既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构建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内在要求,更为党领导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法律基础。考察现行法律法规,总体国家安全观入法已初见雏形。但基于国家安全问题的衍生性等多种原因,总体国家安全观入法范围尚不明确,法律表达也不统一。这影响了国家安全立法质量,更不利于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构建。为此,亟须对总体国家安全观入法的理论进行研究,明确总体国家安全观为何入法、入哪些法、怎么入法、如何表达等问题。从入法范围上讲,可尝试构建国家安全关联度“领域-机构-内容”的三重判断标准。国家安全体系的各安全领域立法应明确写入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机构和涉及维护国家安全内容的相关立法应审慎评估关联度再决定是否写入总体国家安全观。从表达技术上讲,总体国家安全观入法应采用抽象确认的入法模式,在各国家安全领域和国家机构的相关立法中,总体国家安全观应作为理念或原则出现,采用“✕✕安全工作或✕✕机构应当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表达;涉及维护国家安全内容的相关立法中,总体国家安全观应作为立法目的出现,可采用“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表达。

海外中国犯罪资产分享的规则构建初探

构建资产分享制度是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有利于改变我国海外资产追回长期滞后的现实困境,而且也是切实践行《刑事诉讼法》的特别没收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的现实需要。国际公约所倡导的资产分享机制已成为国际社会跨境资产追回实践中的普遍共识,域外国家尤其是中国犯罪资产流入比较集中的国家,都将国际公约所倡导的资产分享机制转化为国内法上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则。我国虽然在立法层面确立了资产分享制度,但其具体规则依然付之阙如。我国犯罪资产分享制度的建构必须以主权原则、法治原则和公平原则为基本遵循,在借鉴域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明确资产分享方法、范围和标准等核心规则,进而实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海外资产追回工作中的难题。

论自动化行政过程的公众参与

数据驱动的自动化决策技术的不断发展推动了自动化行政的兴起。公众参与自动化行政对于助推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防范算法权力滥用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然而,自动化行政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实践面临缺乏法律依据、参与渠道有限、参与能力不足、参与效果欠佳等问题。加强自动化行政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应以技术性正当程序理论为支撑,完善决策参与、过程参与、末端参与三个阶段的制度建设,对包括行政相对人在内的社会公众予以全过程、全方位赋能。未来应从厘定公众参与的边界、明确原理说明的义务、设定人工干预请求权等方面入手,构建和完善公众参与自动化行政的机制。

共识、分歧与转向:法治宣传教育地方立法的实践探索与立法完善——基于24个省级法治宣传教育立法文本的考察

目前我国很多地方进行了法治宣传教育地方立法的实践探索。通过对24个省级法治宣传教育立法文本的考察,可以发现:法治宣传教育地方立法在构建国家与社会多元主体联动的责任体系,坚持全民覆盖与重点突出有机统一,构建体系化的推进制度,注重提供有力保障,彰显地方特色等方面取得了经验共识;在接受法治宣传教育的法律属性、农民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的对象定位、法治宣传教育的激励机制等方面存在立法分歧。今后完善法治宣传教育地方立法应充分尊重和保障法治宣传教育中的公众参与权,有序拓展法治宣传教育的领域,着力推进法治宣传教育的方式方法创新。法治宣传教育地方立法属于创制性立法,其为今后国家制定《法治宣传教育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基层治理法治化:制度内涵与实践经验

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内容,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需要处理好法治与效能的关系,基于文献梳理和上海的基层治理实践,对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内涵与困境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基层治理法治化应当包含权力的规范运行及其与权利的有效互动两个要义,通过统合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推动治理合法性与有效性的统一;基层治理法治化可以通过健全基层法治体系推动治理权力规范化运行,发挥党建统合优势,深化大联动机制整合正式与非正式治理资源,同时规范智能治理运作体系,提升治理有效性;治理模糊性与法治严谨性的内在张力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主要表现为制度匹配错位、部门协同难题与绩效考核困境等;新制度主义理论有助于理解中国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实践逻辑,法治化、制度化能够降低治理成本,基层治理的资源约束使治理行动存在策略性执行空间,可能会加剧基层治理法治化困境。研究表明,要继续推进基层简约高效治理体制的构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协同整合作用,优化基层考核激励机制,推动基层治理秩序与活力的平衡。

论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法律机制的完善

环境权是伴随着人类环境危机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权利。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法律机制对于维护环境权、保障公众有效参与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现行环保公众参与的法律机制在信息公开、参与公共决策以及参与救济机制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完善我国环保公众参与的法律机制,应提升信息公开有关法律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对公共决策公众参与制度予以实体与程序性保障,建立适合于各类监督参与主体的监督方式,完善环保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公益诉讼三大救济制度。

善治视域下公民参与的实践逻辑

善治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一种理想模式已经确立为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方针并予以推进实施。善治模式关注的是公民与国家之间一种全新的合作关系,在此种治理理念下,国家还权于民、还政于民,公民成为国家治理的主体之一。善治要求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民主权,因而,吸纳公民参与国家治理乃是善治的基本要义,亦是现代法治的内在要求。公民参与以其约束权力任性的制度保障性功能来推动国家善治的实现,然而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公民参与的路径和方式仍存在一些机制性障碍,需要进一步完善公民参与的制度机制,以助力于国家善治的推行和实现。

共建共治共享：大学治理法治化新格局——基于习近平的社会治理理念

大学治理法治化的新格局,也即“共建共治共享”的大学治理法治化格局。在大学治理过程中,法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共建共治共享”则是大学法治化格局的应然形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之核心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表现在:它是实现大学善治的必由之路,是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的客观要求,是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现实需要,是加快和保障“双一流”建设的必要条件。然而,“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的构筑也面临若干掣肘及现实困境,主要存在于以下方面:法律体系的完善程度,法律主体的权责关系,与实体法配套的程序法及监督问责制度,法律被认知和运用的方式,大学的法律定位、规制建设及法治精神等。因此,大学法治化新格局的形成需从如下途径着力:通过法治明确行政、学术权力各自的适用领域和范围,变政府放权模式、学校行政弱权模式为行政确权模式;将相关软法规范纳入大学法治范畴,及时出台、健全教育程序法律法规并全方位提高大学法治的监管和问责能力;多措并举增强法治化应对信息化、智能化等带来的新风险的能力;积极寻求法治系统与其他治理系统的紧密合作和优势互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文化建设研究的现状、意义及前景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建设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重要进展。现今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拥有十分丰富的学术成果,但依然面临着深化理论,走出实效困境,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化、法治化等诸多难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法治文化建设的核心和灵魂,法治文化建设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培育和落实的重要方式和载体。以自由、平等、公正为核心的制度架构和法治架构可以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实践提供理论证成和前进方向,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未来具有十分广阔的展开前景。

当代中国的政治参与——政治现代化意义上的讨论

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导致政治参与扩大,政治参与的性质和形式需要做出制度变革。但至今,民主政治建设并不具有政治参与扩大的制度化意义,精英参与体制在结构与功能方面没有出现根本变化,而且,面对多元社会的政治权利诉求,政治体制一直通过加强精英参与体制和经济增长来缓解和降低政治参与扩大对现行体制合法性所造成的压力,把政治参与诉求管控在以往动员式参与的组织动员水平上。然而,政治参与的广度或范围已经达到足以引起制度变革的水平和条件,因此,将政治参与纳入政治现代化的制度化与法治化的轨道之上,避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导致政治社会失序,具有非常迫切的现实政治发展意义。

论依法治国形势下参政党职能实现方式的转变

党中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正确选择。在依法治国形势下,参政党的政治协商、参政议政与民主监督、群体利益的表达与整合、党际民主建设、社会服务职能的实现方式应当由执政党文件的引领向法律制度的引领转化。具体做法是通过国家根本法将参政党的参政地位和职能明晰化,用法律制度推动参政党职能的实现;用法律法规规范参政党职能的实现路径;用依法参政理念提高参政党履行职能的能力;在依法参政理念指导下,实现从执政党领导人主导、参政党领导人响应的原有职能实现方式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方向转化。

纳税人权利视域下公民参与的法治逻辑

税收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需要纳入法治中国建设的整体语境中加以考量,尤其是要将纳税人权利保护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视角予以关切。纳税人权利实现的法治保障反映了国家权力与公民个体权利之间一种平衡的关系,在此种状态下公民在国家权力运行的合理限度内,享有着赋予纳税人特定身份后的制度红利与权益。在纳税人权利实现机制中吸纳公民参与与其纳税主体利益具有直接相关性,公民参与作为国家治理活动中国家与公民之间互动的良性方式,以其制约国家权力的制度保障性功能来推动税收领域的法治化建设。在纳税人权利的保障实践中,公民参与的路径和机制仍存在一些现实困境,需要进一步完善享有纳税人身份的公民参与税收法治实践的模式机制和制度机理,以助推现代国家治理和法治建设。

对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评价的思考

在国内外已有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居民政治生活的实际状况,依据生活质量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对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初步构建,提出了由民主参与、法治进程和政府绩效3个一级指标和22个二级指标构成的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从政策、理论和实践三个层面论述了对我国居民政治生活进行评价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控制权力:一个功利主义视角——县政“权力清单”辨析

目前我国县级政府推行"权力清单"的目的是要控制和规范政府的行政权力,目标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多样性变化而控制和约束权力的越界和不当行为,从而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确立在法治基础之上。"权力清单"的规范涉及中央与地方分权、政府职能转变、治理法治化等问题。然而,控制和规范政府权力,不仅涉及权力的结构性问题,更涉及权力的本质规定问题。县政"权力清单"的出台是在不触动基本权力结构的前提下做出的,也就是说,"权力清单"只是政府功能性权力的范围和职责的调整。规范县政权力必须在基本政治框架内和权力结构上做出制度性的调整和结构性的调适,不然,"权力清单制度"的推展不可能达到控制和规范政府行政权力的目标,只能是政府"自己规范自己权力"的单方面举措而已。

法治中国的节点——2012年中国法治进程分析

2012年对于我国的法治进程而言是转折之年。"重庆事件"使人们有感法治的沉沦,但痛定思痛之后,从执政党到立法、行政、司法等各国家机关,都开始反思法治精神的本质内涵,更加尊重宪法权威。同时,公民意识的全面觉醒,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热情的提高也促进了这一年法治的回暖。

河长制的得失、争议与完善

河长制从地方性实验到获得全国推广并正式写入法律,不过短短十年时间。河长制的成功之处在于解决了河湖管理保护"多龙治水"的困局,并调动了地方政府治水的积极性。但河长制也面临着高度依赖河长个人与考核制度的隐忧,其发展过程始终伴随着人治与法治之争、应急机制与长效机制之辩,以及重奖励轻惩罚、强化权力集中弱化公众参与的评价。提升与完善河长制可以从制度内与制度外两个方面着手:制度内的提升是指河长制内部机制的改良,包括考核制度的完善、公众参与水平的提高;制度外的提升是指与河长制配套的制度环境建设,包括环保行政队伍与行政执法力度的加强,以及与水环境治理相关的市场工具、政策工具与法律工具的综合运用。

论网络治理法治化的正当性、路径及建议

网络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已经成为关系国家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网络治理也是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网络治理的法治化是现实社会治理逻辑向网络空间的自然延伸;是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重要体现;是网络空间中利益平衡与价值协调的必然要求。网络治理的法治化,需要发挥法律的直接和间接调整作用,通过延伸性立法、专门性立法及传导性立法来完善网络法律体系。提升我国网络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应着眼于规范政府监管,保障行业自律,促进"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模式"的有效实现;充分发挥法律在治理路径中的系统效应和协同效应;完善制度设计,细化评价标准,突出处置程序的透明性和可救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