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变迁研究——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是凸显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广大农村地区治理优势的必然要求,它既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治理有效的关键路径。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为视角对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进行研究,根据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3种典型制度模式,对农村协商民主制度的子集进行类型划分,突出不同制度集合具有的作为集体决策规则、嵌入委托代理结构的功能性特征,基层试点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总体性特征及强调配套制度辅助、注重程序机制设计的现时性特征,从而弥补当前农村协商民主制度类型学研究的不足。在农村协商民主制度演变过程中,环境设定、利益驱动、主体推动、绩效评价形成了其结构性逻辑,而供需匹配下的制度创新、绩效驱动下的制度扩散、偏好稳定下的制度设计构成了农村协商民主制度变迁的主要内容。在“制度—行为”分析视角下,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变迁过程是由诸多制度创新点连接起来的,过程中伴随着制度的模仿与扩散,变迁所带来的结果则是全面的顶层制度安排。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三重逻辑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推进与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进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确立、运行与实现都离不开法治的领航与维护。事实上,自建党以来,我们党一直遵循在法治轨道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原则。在法治轨道上继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完善相关制度体系,提升人们的法治素养,丰富基层实践形式,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全面依法治国同向同行。

例外是如何形成的?——瑞士民主制度演变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作为世界三大民主制度类型之一的瑞士民主制度是一个例外,这一独特形态有其特殊历史根源。根据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制度变迁过程从初始制度形成开始,奠定了制度的雏形,并形成一种不断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现象。在制度的演变过程中会出现若干关键节点,这些节点的重要性在于制度往往在演变期间形塑了基本特征。从初始制度看,特殊的山地高原地理条件是瑞士民主制度产生的主要变量;从历史演变角度看,三个关键节点如1291年、1815年、1848年的特殊背景和重大事件推动了制度形成与演变,同时也形成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效应。瑞士民主制度的三大要素——直接民主制、联邦制以及永久和平制度,均是如此形成的。按照历史惯性,瑞士民主制度最终汇流于共识民主类型。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理念,既是对西方民主的超越,也是对我国人民民主理论的创新发展,这突出表现在强调人民民主的全程性,即民主主体的广泛性、民主生活的全域性、民主过程的持续性、民主流程的闭合性。用法律制度保障人民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条基本规律。我国已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但仍存在缺乏统筹规划、民主政治立法有待完善、促进和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机制有待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有待加强等问题。建议加强顶层设计,加快民主政治立法,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机制,深入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化,构建系统完备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

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论析

我国已初步形成广泛多层协商民主格局,为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各层次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程度亟待加强,协商民主主体还存在意识不强、地位不平等等诸多问题。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要激活现存制度体系中的协商政治存量,促进协商民主纵向连接、横向联动,并不断加强协商民主主体建设,增强社会的自组织能力。

论“三育人”的民主与法治精神

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简称“三育人”),就是指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以育人为中心,育人的主要对象是学生。要做好新时期的三育人工作,首先要正确处理学校各方主体之间的关系。行政管理的规范化则是工作的中心。高校工会、学生会凭借其优势更应积极参与,发挥作用。在依法治校的背景下,三育人工作必须通过制度进行建构,体现民主与法治精神。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逻辑和价值

在当代世界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中,民主的制度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包括协商民主在内的选举民主、远程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等民主机制不断完善和逐步成熟,推动着民主政治化与民主社会化发展进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过程中,其制度化发展具有自身的逻辑;在我国继续深化和推进全方位改革的关键时期,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其制度化发展具有自身的价值。

走向选举与协商的复合: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民主的变迁——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民主有着清晰的变迁轨迹,但在先前的研究中并未得到很好的理论揭示。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文章认为我国基层民主经历了一种"层叠型"的制度变迁模式。并且,通过"治理导向"这一核心的运作机制,选举与协商在基层政治的具体治理样态中实现了复合,"锁定"了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进路:在调整治理主体间关系、吸纳更多的治理资源、完善治理程序的前提下,实现了治理功效的全面提升,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论人民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法治化

人民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法治化,步步推进,环环相扣,相互支撑,不断深化,集中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制度化、法律化、法治化尽管都是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和制度保障,但其具有不同的针对性、逻辑层次、思想内涵和社会政治功能。三者之间既相互促动、相互支撑,又各有其鲜明特征和关注重点;彼此之间虽多有交叉重叠之处,又不能彼此混同或取代。三者配套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体系。总体而言,人民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法治化是一个不断递进升级的政治文明化进程,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进步,也是我们把握和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历史进程的思想图景。

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化新进程

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要求进一步扩大协商民主的主体、对象和范围。协商民主的主体要由执政党扩展到国家政权机关和政府部门,对象要由传统的民主党派扩展到人大、政府、人民团体和人民群众,内容要从传统的政治协商拓展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民生等多领域的协商。要创建把民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的具体制度和工作机制,丰富和发展协商民主的具体形式。

中国语境下的差额选举制度分析——发展历程与科学化方向

党的十八大在扩大差额选举、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要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体系,完善党内选举制度,规范差额提名、差额选举,形成充分体现选举人意志的程序和环境。从民主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差额选举是大势所趋。然而,目前我国差额选举还存在不少问题,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差额选举的重要意义,科学把握差额选举的发展方向,不断加强制度建设,推进差额选举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

舆情表达与回应机制视阈下的协商民主建设

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需要建立健全能够推动协商民主有效嵌入各个决策制定和实施过程的实现机制和保障机制。加强舆情表达与回应机制建设,体现了协商民主的内在要求,有助于完善社情民意反映制度,构建官民良性沟通互动机制,推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重要环节和有效保障,也是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的一条重要实现路径。

我国村民自治制度及其法治化构想探析

自《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以来,村民自治成为国家实施公共管理手段的一种重要体现,成为农村政治的热点。文章论述了我国村民自治及政府对其发展模式的影响,结合村民自治与法治的发展,认为我国农村社会自治的发展离不开民主与法制建设,自治与法治是相互依存相互发展的,社会多元格局的存续将成为法制现代化和农村自治化发展的社会因素。

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制度化建设为基础、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为表征的协同治理过程,其中,民主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模式,它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在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治理主体上遵循"党的领导与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相结合的逻辑;在治理过程上遵循"法治化治理与民主协商治理"相结合的逻辑;在治理评估上遵循"效率化增益与公平性分享"相结合的逻辑。沿着以上三重逻辑,以参与式协商为内容、以制度化协商为方向、以效能型协商为旨归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论现代社区治理中的民主追求、悖论与进路——兼评理查德·C·博克斯的“公民治理”理论

理查德·C·博克斯在《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通过对20世纪初期由新公共管理理论引发的行政管理职业主义取向下的美国社区治理进行反思,最终认为21世纪应是公民治理的时代,并据此构造出"公民治理"理论模型,即运用三维主体的分析视角与方法,通过透视公民、代议者、行政管理职业者的角色期待,来界定和表达公民在社区自治中能够发挥的作用。从理论出发点观之,博克斯将民主的价值与思想贯穿于整个公民治理模式设计的始末,始于民主理论的价值追求,终于民主实践的操作设计,这无疑给现代社区治理理论与实践以全新的认知框架。但纵观人类在社会治理中的实质民主的没落,不得不让我们基于民主的本质,对民主实践的现实悖论进行反思。现代社区作为治理的基层视域和具有实质民主生成所需要的广阔行动空间,给我们反思社会治理民主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同时,社区作为社会公共性扩散的承载者,拥有了基于多元化主体生成的合作治理可能。透视社区及其治理的行动场域、行动规则、行动者关系,佐证出基于合作理念和精神的社区治理是对走向社会转型中的民主悖论反思最好的回应。

河北省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研究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是协商民主从理论走向现实的关键地带,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途径,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离不开也不能缺少农村这个广大的空间,而推进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应在政策上做出顶层设计,培养村民协商民主的心理与精神、培育协商民主生态,建设农村协商民主文化,使协商民主成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新常态。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中的协商民主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从其本质和功能来说,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基本路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含义,赋予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更加深刻的政治价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赋予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更加科学的建构原则;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规律,赋予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更加丰富的制度内涵。

论政治民主与制度认同的生成

制度认同是建立在认识论期待和规范性期待相统一基础之上的实践证成过程。人为创制的各种制度,能否获得广泛社会认同,取决于四个方面的因素:它们是否体现社会的公意;制度相关信息是否广为人知;制度实施的绩效如何以及公民之间能否实现相互承认。由于政治民主可以发现、确证社会的公意,克服信息的不对称,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涵化出"普遍化他者意识",使其成为制度认同的一个关键因素。

一切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建国六十年公民本位政治理念的变迁与评述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也是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最高阶段的定义。作为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在建国以前就对未来的执政之路树立了公民本位的政治理念。在建国六十年的发展历程中,通过对民众自觉权力观的政治启蒙,到民主的制度化和制度的民主化进程,逐步确立并完善了公民本位政治理念的建设目标与方式,并随着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最终实现了政治的回归,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社会整合与协商民主

伴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不同的利益集团表现出了不同的利益诉求。社会利益分化是协商民主的动力,和谐社会构建是协商民主的目的,它回答了为什么要健全协商民主的问题,而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则回答了怎样协商的问题,规范化、制度化、实效性则是回答怎样更好地协商的问题。